微史记读诗如破案（微史记读诗如破案）

互联网为热爱读诗的人提供了阅读的便利，但同时，讹误传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王维、李白、杜甫伪诗层出不穷，如何放心地在网上读一首古诗反而成为了一个问题。

近日，南通大学教授王志清出版了新书《唐诗甄品》，破解唐诗中的十六个公案。王志清先生也是“微史记”周刊的作者，曾为“微史记”周刊开设“唐诗传奇”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王志清先生，谈一谈在网络时代如何读唐诗。

破解十六桩唐诗“公案”

记者：读诗如破案，读您新出版的《唐诗甄品》，似乎有这样的感受。

王志清：您的这个比喻很形象，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读诗与破案，似有些近似的东西。说到破案，大家都知道破案是需要专业技能的，需要特殊素质，“神探”更需要具备独家“破案”的本领。读唐诗亦然，真正读懂也不容易，唐诗流行千百年，那些经典唐诗，更是被缠裹上了千百层豪华包装而让人难见真身，遮蔽了我们对唐诗的真切认知。

当下唐诗读研的突出问题，就是审美能力不足，很难真正读懂唐诗。王水照先生说：“钱锺书那一代是从研读大量的原典入手的，相比之下，我们则有些‘先天不足’。从面对文献的身份而言，他们既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又是一位古典诗词的创造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多“三种身份是合一的”，如王国维、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冯沅君、苏雪林等，还可以写出一连串的名字来。这“三者合一”的说法，即是强调研究者的文学素养，强调诗歌研究中的审美活动，也就是强调要掌握“破案”的本领。

记者：《唐诗甄品》的序里说，书中十六章即十六桩唐诗“公案”，其中有些好像不是古已有之的悬案，有些质疑是您研读后提出的。

王志清：书中的十六章，严格意义上说，有些不能算是“公案”。所谓的“公案”，应该是千古讼争未了、悬而未决的研究问题与事件。而这里的“公案”说法，也只是个“比喻”，是个“有疑而生议”的话题。《唐诗甄品》十六章中，有几个严格意义上的“公案”，如《夜雨寄北》是寄内还是寄友？如苏轼说徐凝的《庐山瀑布》是“恶诗”。十六章里，多是就前人“误读”的辩论。譬如第二章讨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一般而论，“怀远”乃“思念正在远方的亲人”，亦有说是怀念远方情人的，将此诗的写作时间判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荆州长史任上。我认为，“将《望月怀远》坐实为儿女情长的诗，甚或读作思亲诗，显然是一种误读。”张九龄一代文宗，以诗文享誉盛唐，乃盛唐清丽山水诗之先驱，其诗已超离了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既是写实见之景，又非纯纪实性的描写，也非借物言志的那种，而实现了山水审美的高度意象化。从作法观，仍然继承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是弃妇怨妇的写法，以男女关系来表现君臣关系的写法，因此也就是一种传统套路的托物寓意的政治诗。从而也推断，此诗写于晚年，亦即开元二十八年（740）春，张九龄告假回乡（广东韶州）扫墓的那段时间里，其所怀的那个人应为玄宗。

拙著中多就某一首或一首诗的某几句切入的，譬如第五章就朱熹的一句评价讨论，他说王维的《漆园》看不懂，说是自己“以为不可及，而举以语人，领解者少”。又譬如第十一章“妙在中间二联纯写景”，沈德潜说王维《山居秋暝》诗“中二联不宜纯乎写景”。近几年来读唐诗，我将原来很熟悉的那些唐诗与诗本事，读出了疑义来，独有会心，是颠覆自己，自然也可能是颠覆了别人。我第一次这么写，以随笔的写法，整理出类似笔记的一些读诗参悟，真诚地说出了点并非学舌的话来，本意不是颠覆却写成了翻案文章。

李白行吟图 南宋·梁楷

“理校”是“破案”的一种功夫

记者：《唐诗甄品》的序文中提到“现代意义上的唐诗研究已过百年”，请简要介绍这100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唐诗研究是个什么现状？您的唐诗研究也是“现代意义”的吗？

王志清：百年扯得很远了，我不敢妄论。十几年前，我在《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综述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8）的唐诗研究。我以为，唐诗研究的重大成果，首先是理论观念的变革和更新。而唐诗研究的弊病，最突出的是文学本位理念的单薄。因此，坚持文学本位，很好地解决唐诗研究中的文学性与文献性的结合问题，是唐诗研究所面临的突破和提升的重要课题。罗宗强先生说：“现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比较缺乏审美能力，一首诗艺术上好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只能从思想上来分析问题”，他认为这是“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读研唐诗，光搞史料清理，或者光搞历史背景研究，难以抵达唐诗的诗性精神，也难看到唐诗的“自性灵光”。因此，著名学者陶文鹏也早就大声疾呼：“古代文学研究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以文学为本位，以整理文献研究为基础”。

文献整理不是唐诗研究的终极与全部，而由于过于突出或强化唐诗的文献学研究，使唐诗研究者以占有资料为炫耀，以堆砌与搬运为目的，或拿香跟拜而学舌古人，或赶课题而变得迟钝平庸，消磨了研究的锐气和想象力，造成了唐诗研究的文学性弱化，唐诗以文学为本体的研究方法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和施展，研究停滞于研究的“初级”阶段，也影响了唐诗研究的整体水准。

我的唐诗研究，应该不是“现代意义”的，我走的是传统的一路，坚持文学本位，偏于文艺学，偏于唐诗的审美品鉴，偏于在诗歌的发生论上发现与讨论。陈才智先生在书序里“溢美”说：“王志清教授的《唐诗甄品》，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思路。这部雅俗共赏的唐诗研究著作，既兼得熟参之功与妙悟之趣，同时也兼备学术性和可读性，体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著述品格。”这是对我的鼓励，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者：您是怎样读唐诗的？为什么能够发现这么多的“疑点”？

王志清：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里说：“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唐诗，愈多细读，也愈多见疑，而有了“见疑生新”的冲动，也有了“因疑生议”的著述。《唐诗甄品》就是“有疑而作”，以解决有价值的问题为目的，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原则。司法改革，将“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即在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而唐诗研究，也应该有推定，应该是“疑案从有”的推定思路。即一时拿不出否定意见而又无法实证其有无的，而推定其有。譬如拙著的第一章，我认为《修竹篇序》是陈子昂在与武则天抬杠，真有点“骇人听闻”。《修竹篇序》千古一词，子昂为什么要将东方虬的诗“谀夸”到极致呢？事出反常必有妖。我结合陈子昂的《修竹篇》来读，“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解释作品”，而走近了陈子昂，发现这个自视“龙种”的陈子昂，由“媚武”到“刺武”而正准备离武而去，却依然是“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由于陈子昂研究（包括文学史教学），注意力多放在此序上，而不关注此诗，重序轻诗，甚至根本就无视诗的存在，造成序诗分离、诗序脱节，故而对这篇诗前小序不能准确理解。子昂《修竹篇序》的真实意图，是发泄其对武后的不满。这个言人之未言的一家之见，是我的审美直觉，说出了点应该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真话，是“疑案从有”的推定思路。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笔者研究唐诗，力求在材料和视角上出新，而当文献考证无能为力的时候，尝试着以审美细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

唐诗研究，不光要“理性判断”，要“价值判断”，还要“感性判断”。闻一多先生说得好极了，如果没有审美想象和个人体验，仅有清人的朴学方法和现代的“科学方法”，他仍然“还是离诗很远”。唐诗因为传播的版本问题，造成了不少异文。而流行的版本，未必就是最好的版本。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以“理校”来定是非，陈垣先生说“理校”法乃“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唐诗甄品》里，举两个“理校”的例子，一个是王维《使至塞上》，一个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通过“理校”，我认为二诗的流行版反而不及异文。譬如《使至塞上》，宋蜀本与《文苑英华》版的差异就在首联，宋蜀本首联“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文苑本首联“衔命辞天阙，单车欲问边”。我从诗律、文法、文采、意境等方面来比较解读，结论是：“衔命辞天阙”的开篇，大优于“单车欲问边”的开篇。

唐诗的“理校”，也就是“破案”的一种功夫，重视精审严谨的事实考订，也应该重视考订中的义理引发与推衍，追求事实与义理结合的学术研究，将文艺学与文献学进行精密结合而实际应用，通过细读文本、比较揣测作品所呈现的“创作意图”。

“戏说”、“恶搞”是唐诗研究的“三聚氰胺”

记者：您在唐诗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王维研究上，做了不少去伪存真的工作，这样的研究方法蛮受读者欢迎的，这是否能够成为唐诗研究的主流？

王志清：非常感谢读者，让我的几本唐诗研究，能够一印再印。也许，是我的唐诗研究注重审美，文学性强，而让我获得了比较多的读者。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其出发点与归宿都是文学，而文献史料的检束爬梳考证，最终也是为了文学。唐诗研究与其他的文学研究一样，是距离科学最远的科学。《诗品》专家曹旭先生说：“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研究”。罗宗强先生也说过：“搞文学研究，若没有敏锐的审美能力，没有感情的共鸣，只靠纯理性的分析是不行的。”因此，我读唐诗，坚定地坚持文学本位，不遗余力地强化读写的“文学性”。

我的唐诗研究，要成为主流是很难的。著名学者郭英德说：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考据至上”和“制谱成风”的“私人化”倾向，这“是二十年代‘整理国故’思潮的回流”，而“从根本上斫丧学术的生命”。这种“考据至上”的现状，当下也未见得有多大改观，使唐诗研究狭窄化，或纯科研化，而没有了趣味与情调。

我有我的学术自信，有我的审美直觉的自信，我甚至以为，一首诗的真伪或优劣的判定，审美细读在一定程度上比文献版本还要可靠，还要真实，还要有价值。拙著的第七章，质疑李白的赠、送孟浩然，从写作时间、诗稿内容以及形式创新等方面来考察，得出“似有阑入之可能”的结论，从而推论出二者的“故人关系未必可靠”。当代著名李白专家詹锳先生在考察了世传古今李白诗集的版本叙录之后认为，“居今之世而欲辨李诗之真伪实难言也”。唐诗专家陈尚君先生2020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时也说：我们现在可以见到大约1000首左右李白的诗歌，来源很杂，“有的诗100%是李白的，有的诗只有1%的可能性是李白的，李白名下的伪诗至少就有几十首”。我们对李之二诗的质疑，提出其伪作的可能性，虽然拿不出“二重证据”而取信于世人，然而，也没见谁能够拿出“二重证据”来证明二诗绝对不是碔砆乱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但也很难令人信服，就是因为没有“二重证据”。即便那些“二重论证”的信奉者，也苦于拿不出“二重证据”来，因为，不是所有的文献都有“二重证据”的，不是所有需要考定的文本都可以追溯到源头的。二重三重论据的补正，只是个学术研究的美好奢望。

记者：互联网时代，知识分享越来越便利，但伪作、戏说、恶搞泥沙俱下，如何放心地在网上读一首古诗反而成为了问题。您认为，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要读唐诗？唐诗应该如何读？

王志清：唐诗是一种比儒家文化还要深入人心的美感文化，深蕴中国人审美意趣与文化价值观。唐诗的音律美、辞采美、人性美、哲理美、意境美，饱含着中国人理解自然和人生的大智慧，具有独到的永远的语言魅力，成为特别有效的文化启蒙的内容与形式。唐诗是一种“美学”，美到极致，唐诗之美，润泽心灵。读唐诗，是一种高级的性灵游戏。拙著题为《唐诗甄品》，“甄”者，别裁鉴赏也；“品”者，涵咏滋味也。读唐诗，即在于闲情逸致，静赏细品。在一个人欲橫流的时代，现代人日渐异化，人在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需要诗来拯救。古人说王维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语），就是说的王维诗具有这种精神净化的作用，具有一种疗救的意义。从积极的意义看，这种“无用之用”的诗，才真正具有一种使人的本性和潜能获得解放的本质，而让人在对美的自由消遣中获得情感满足的精神需求，“在精神世界里过着一种高贵的生活”（林语堂语）。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为喜爱诗词的人提供了阅读的便利，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唐诗的“戏说”与“恶搞”，加剧了讹误的传播。网络上不仅有异文，有伪诗，好多是为了赚人眼球的。前天上网溜达，看到有篇“搞笑”文章，题目是：《王维写了一首马屁诗，入选《唐诗三百首》，中间14字被赞了1200年》，真让人啼笑皆非。

不能因为是应制诗，就是“马屁诗”，也真不值得一驳。王维的这首写大唐盛世的应制诗，题为《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古来应制诗中的杰作，就被这样糟蹋了，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这种现象真让人防不胜防，无形中就“中彩”了，就给人洗脑了，就让人形成了牢固的“先入之见”，反而对“正解”有所抵触而不能接受了。真可谓，假作真来真亦假。其实，这种“误读”，在纸本出版物里也有。譬如热销的某位作家说唐诗，说王维为安禄山写登基的国歌。知名学者江弱水怒不可遏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不严谨的写作，比所有的‘戏说’和‘大话’都强，几乎算得上‘穿越’了。如果说这是中文世界的三聚氰胺或者塑化剂，不算是过于严厉的指控吧？”这位当红作家，什么都能说、也什么都敢说，在大陆也拥有无数粉丝，他的读诗的文字里硬伤太多，江弱水教授说自己读他简直是“遇到大忽悠”，不仅是王维，连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都会出来找这位作家拼命。因此，不负责任的“戏说”更可怕，恶劣影响甚至比横加罪责还要来得伤害大。

袁枚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而我们读诗要能够“不受古人欺”，同时也不受今人欺，就要将秋水来自洗双眼，自己去读，读出自己。作品还没有细读，或还没有读懂，就无端起哄，只能是先受人欺而后欺人也，谈不上“去伪存真”的自觉，也不可能有“破案”的机警了。而从文本细读原理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带了自己的隐秘经验而进入阅读的。因此，读唐诗，需要也应该有其审美的独立性，不从众，不媚俗，不为尊者讳，不轻信“演艺性”的解读。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里说：“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种最古老的“细读”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同，而这种方法，不固守已有的文本与资料，具有研读的“在场化”，重情感参与，重直觉判断，重阅读中的审美活动，容易发现问题，获得艺术的直觉敏感，抵达阅读的深度，读出并非人云亦云的真知灼见，而获得一种“非理知思辨”的妙悟，甚至获得“悦神”层次的审美愉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来源：紫牛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