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如何对待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人与野生动物如何相处）

　　近年来，各地屡屡发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事件。专家指出，溯本求源，是由于生态环境不断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快速增加，生存需求越来越高，而目前一些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较低，管理上搞“一刀切”，有的生态修复工程流于形式，导致野生动物不断与人“争地”“抢粮”。专家预警，随着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象事件频发，一些保护区在生态系统修复中急功近利、无视生态规律的短视行为，将会加剧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应提早积极主动应对。

　　日前，有媒体报道，在天津环渤海湿地出现了人鸟冲突，4000多只东方白鹳对保护区周边的近40万亩鱼塘进行“扫荡式”觅食，渔民损失严重。

　　贵州威宁县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修复中大规模退耕还湿，然而退而不种、禁而不管，土地撂荒，小龙虾泛滥，黑颈鹤等鸟类食源和栖息地大量减少，生态并未好转。

　　在西双版纳，“人进象退”变成“人退象进”，亚洲野象不断踏出保护区寻找食物，大肆啃食甘蔗、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甚至入户抢食伤人。有统计表明，10年间，勐海—澜沧一带的亚洲象象群已导致20余人死亡。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后，棕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不断出现棕熊入侵房屋、捕食牲畜、伤害居民事件。据有关统计，2014~2017年，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共发生296起人与棕熊冲突事件。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项目主任蒋勇告诉记者，人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是自然界的常态，但近几年发生的冲突事件增多，且矛盾愈演愈烈，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戴尔阜表示，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带来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快速增加。根据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博士后贾亦飞掌握的最新数据，2019~2020年越冬全国鹤鹳类调查结果显示，东方白鹳的数量大约在9500~10000只之间，而在2012年只有3000只；黑颈鹤数量已经达到15911只，之前估计是6700只左右；仅北京市的灰鹤种群，已经由2012年的700只，增加至2020年冬天的5000只。

　　在野生动物数量快速上升的同时，一些自然保护区管理上采取“一刀切”式退耕还林还草、退养还湿，并未提高生态质量，而且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匹配。河北曹妃甸湿地全面启动退养还湿，导致可供东方白鹳栖息觅食的空间大幅度减少。西双版纳的亚洲象保护区加强了植被保护，很多灌丛不断“森林化”，造成了亚洲象喜食的低矮禾本科植物因为得不到阳光而大大减少。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研究的戴尔阜告诉记者，青藏高原地区植被恢复良好，但草的质量并未提高，毒草、杂草大量出现。

　　在实际调研中蒋勇发现，由于对生态规律认识存在误区，一些打着生态修复旗号的生态工程项目，反而严重破坏了生态本底。天津七里海湿地的生态修复工程，一味蓄水、补水，恢复植被，看似效果良好，但较高的水位、茂盛的芦苇并不适合东方白鹳等小型水鸟，由于缺少食物，保护区成了“无鸟区”。记者了解到，有的地方热衷申请各类生态修复工程，往往投资巨大的工程却因对生态系统认识不够科学，工程简单粗暴，反而破坏了生态。

　　同时，戴尔阜指出，未来全球变暖不可逆转，干旱、暴雨、高温、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不均衡的气温和降水组合会在小区域内改变野生动物的生境，对动物的行为甚至习惯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2020年秋季北方气候偏暖，导致候鸟迁徙中途停留时间过长；夏季长江流域多雨造成湖泊水位过高，鸟类无法“下脚”。这些，都加剧了短时间内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

　　此外，专家还表示存在补偿标准较低，损失测算不科学，补偿追不上野生动物的破坏脚步现象。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只有一条提到补偿问题，由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并未明确规定具体办法。蒋勇表示，大多数冲突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政府补偿的金额较低，损失测算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稳定的长效保障机制还未建立。

　　加强对野生动物尤其是迁移类动物的监测预警，刻不容缓。“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保护区内甚至是一个流域内的植被、景观、野生动物等生态系统进行密切监测，积累生物多样性的本底数据，通过自然科学手段和管理手段，来逐渐影响和调节野生动物的行为和生态过程，从而减少冲突。”贾亦飞建议有关部门应通过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及时掌握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域、种群数量及结构等动态变化。

　　深圳红树林基金会秘书长闫保华告诉记者，2017年，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在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支持下，主动对保护区内的3个鱼塘进行了生境改造，人工调节水位，补充滩涂，放养鱼类，以多样化生境满足多种水鸟及越冬候鸟的栖息和食物需求，使得完整的生态格局得以保护。不少业内专家认为，此类管理经验值得借鉴。“各类保护地管理部门应该从被保护对象的角度出发，避免‘一刀切’式的退耕还林、退养还湿，同时应注重科研单位的参与，更多强调生态质量的提高，而不是一味追求高森林覆盖率、大水域面积。”蒋勇说。

　　保护自然的根本，就是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贾亦飞认为，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管理部门要强调树立大自然、大生态理念。生态修复要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湿地内的生态修复要协同考虑水、草、林、鸟、鱼等各类生态要素，针对迁移类野生动物建立长效的保护地网络体系，将碎片化的栖息地通过生态廊道进行连接。

　　戴尔阜表示，我国目前的生态系统缺乏弹性和张力，保护地与传统的农渔生产完全割裂，而这些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此，他建议应提高“区域—人—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弹性，科学划定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蒋勇也建议可以在一些冲突频发的地方，设置“边缘地”，实行弹性管理，由政府主动引导生产经营，为野生动物营造更好的栖息环境。

　　同时，蒋勇建议也要将受损测算纳入国家生态补偿机制中，鼓励保险公司和公益组织参与，实现多元化、多渠道的补偿路径。“应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政策，带动周边农、牧、渔依靠生态旅游增收，形成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