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沈联涛（经济学家沈联涛）

撰文丨董牧孜

过去一年里，全世界都忙于应对一场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的治理危机。狄更斯对于19世纪的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同样适用于当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恐惧通胀的同时，害怕通缩；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迎来始料未及的繁荣；在资源枯竭的同时，科技突飞猛进。

在经济学家沈联涛（Andrew Sheng）看来，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疫情所催发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在生长，且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在过去的两个十年里，我们经历过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今看来，这些似乎不过是历史重要转折的前奏。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大转折，这体现在科技、金融、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

沈联涛（Andrew Sheng），现任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布里斯托大学荣誉副校监。

曾任，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1993—1998年间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自2003年以来担任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2013年3月，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沈联涛现任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曾任前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师、助理行长，世界银行高级经理等。今年，沈联涛的《十年轮回》典藏版第四次再版，新增了一篇回应当下的长序。他始终在关注新全球危机的成因与演变。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沈联涛认为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以美国为例，尽管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形势不佳，就业率低迷，但美国股市在经历了几次历史上罕见的熔断之后，受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慷慨的救市方案刺激，再次攀升至历史新高。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如今发达市场的股市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象日益明显，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症候。

“今天资本流动在全球金融体系里几乎不受限制，但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却只能在各国境内实行。这就是全球化的缺点。”在沈联涛看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传统。相比以演绎和归纳为基础的西方思维，东方思维是溯因推理，从实用主义出发，去“推测”即将发生什么。

沈联涛对传统经济学的线性机械论一直有很多批评，他关注复杂性理论带来的启发，并从中发现了中国哲学的影子。在他看来，从约公元前一千年的《易经》，到量子技术兴起的21世纪，“中国思维已经绕了一个圈”，为我们今天更新思维范式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

“我们最大的危机还是范式危机。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之所以没能在危机爆发之前有所预见，是因为我们反思的方向错了，我们总想用老方式解决新问题，用19世纪的理论看待21世纪的问题。”世界想要做出改变，首先应该改变思维，以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理解过去。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典藏版），[马来西亚] 沈联涛 著，杨宇光、刘敬国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6月。这本书从历史、宏观、微观三个层面，剖析了导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种种原因，以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家传统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全球经济走势的亚洲视角，深刻揭示了危机背后的一些结构性、长期性和制度性成因。

新京报：从《十年轮回》所描写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到今天的疫后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你曾在文章中感慨，2009年以来，一切都变了。那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究竟改变了什么？

沈联涛：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我们目之所见的世界在这十年里改变了。

起初，我们只是看到一些改变的苗头。在互联网刚刚崛起的时代，我们根本预见不到它在日后会有如此的重要性。1998 年，腾讯成立，在当时，谷歌、苹果、亚马逊都没什么来头，而直到2000年纳斯达克科技股出现泡沫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崛起的加速性如此之强。

至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大家立刻分析出美国的问题所在——金融体制过度杠杆化了；而欧盟债务危机的原因，则与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在银行货币制度上犯了错误。

2008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央行推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以扩大资产，在十年之内基本就把利率减到了零，甚至还出现了负利率——全球出现了11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在以往，我们往往通过利率估算价值，预算未来的现金收入，但在负利率的状况下，昔日的利率渠道失灵了，我们算不出价值了——资产成了泡沫，现在的价值则成了天价。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世界的发展更是惊人，世界仿佛什么都变了。十年前，我们大概还不敢想象中国会跻身“世界第二”；而就在一年前，我们恐怕做梦也想象不到会迎来新冠肺炎这样百年未见的大瘟疫。历史上，二战曾直接导致29万人死亡，如今，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这个数字。这一次的大萧条，失业率更高，加上贸易战形势不利，或许问题会比上世纪30年代来得更快、更广、更深，而其严重程度可能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新京报：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世界经济今天的演变是否有脉络可循？

沈联涛：根据我最近拿到的新资料，从公元1世纪到中国宋朝的一千年里，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印度占1/3 ，整个亚洲则占比高达73%。与宋朝同时代的欧洲非常落后，整个西欧在耶稣时代的GDP仅占全球的13.7%，时至公元1000年的黑暗时代，占比滑落至9%，而那时中国和日本则占据了全球70%的经济总量。时至明朝，欧洲的经济开始恢复，GDP占比达到了17.8% ，此时亚洲占比则高达63.2%。这一时期的亚洲大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可谓大赢家。

然而，从明朝以来，英国海军发展起来，应该逐渐成为全球海洋帝国，格局逐渐逆转。到了公元1700年的康熙时代，英国已经进入了非洲和印度大陆，欧洲GDP占比达到19%，这时候亚洲经济仍占比60%。此时，美国、俄罗斯慢慢开始崛起。

1870年，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欧洲经济占比达到33%，此时逐渐崛起的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日后美国也成为海洋帝国。欧美经济总量加起来超过了全球的40%。此时，在亚洲国家里，中国经济占比仍是17%，而印度跌到了12%，整个亚洲的份额跌到了1/3。

而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总量的一半，而中国和印度分别只有4.6%和3.1%，整个亚洲占比16%。在21世纪，中国则经历了迅速的崛起。由此可见，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非常猛烈的。如今，这些国家都已经走出轮回，走入了数码经济的不同时代。

今天全球人口已经超过80亿，我们是否可以支撑这样的数字还是个大问题。到2100年时，全球人口可能达到100亿，全球大环境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如今，我们每天产生的虚拟经济信息量大到惊人，量子计算机也被发明出来，科技造成的改变可谓翻天覆地。2020年更是特殊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疫病、水灾、地震以及过冷和过热的天气，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

从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至2020年的疫情，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如今还有医疗卫生危机，但我们最大的危机还是范式危机。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之所以没能在危机爆发之前有所预见，是因为我们反思的方向错了，我们总想用老方式解决新问题，用19世纪的理论看待21世纪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该怎么理解“19世纪的理论，21世纪的问题”？以你的领域经济学来说，一直以来，你对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有很严厉的批评，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对世界的理解是机械化和片面的，它遗忘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起源；结果是不但无法预测全球金融危机，同样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有这种路径依赖？我们的反思方向错在哪里？

沈联涛：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机械论，其问题在于缺乏活的生态系统的互动体制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理论以这种线性逻辑分析涨跌，然而金融市场实际上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就拿美联储印钞放水来说，这显然不是依据经济学的逻辑，而是利益集团协调的结果。

西方线性逻辑总是把任何问题切分成不同部分来分别处理。面对一个复杂问题，会从经济论、物理论、地理论、政治论等不同方向切入，但每个领域的专家只知道自己的范式，也就成了坐井观天的青蛙，或者说摸象的盲人。

回头来看我们知识体系的更新，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量子力学创立，它所揭示的不确定性，就已经把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给淘汰了。但是我们的经济论，却仍然停留在牛顿式的线性机械论那里。

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美国人试图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大量印钞票救市，补贴出问题的企业。但关键在于，今天被救下的企业，能够在后疫情世界生存吗？如果它们不能继续生存，那就是大而不倒的僵尸企业，那就说明我们当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

面对未来疫情后的经济社会体制，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现成的课本和理论。事实上，我们处在一系列还没完全形成的新制度之中，这是一种量子化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情况。这就是“21世纪的问题”。

借鉴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非常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完美的信息，最初的假设模型也可能是错的，可以说，没有可以完美预测的世界，事物总是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我们需要新范式来分析今天的问题。我们要更广泛、更深入也更长期地看生命的“道”，看它是如何通过不同力量的互动形成的。

新京报：那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新范式来处理“21世纪的问题”？

沈联涛：自由理论是一套政治经济博弈论战略，看清楚了这一点，就能认识到自由经济学实际上是个霸王论，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亚当·斯密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当初英国帝国论逻辑化、合理化，全球经济越自由，财富就越流向伦敦，流向纽约。大国之争是钱权之争，也是范式之争。

我们今天还在学习美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大约有250年到280年。然而，中国实际上才是最先研究监管治理的国家，中国有2500年的监管历史，我们可以在中国儒学中找到很多监管原则，而监管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早已蕴含其中：官吏制度和利益集团的制约。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已经蕴含了复杂经济、开放经济关于不确定性的理念。爱因斯坦的概念也蕴含了类似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观念。量子力学的概念，与《道德经》之中开放的系统宇宙思维存在一致性。

如何把中国哲学科学化，在大历史中理解这些复杂问题，是非常困难的。2000年前的《易经》有一套有效的宇宙阐释理论，只是后人没有把它进一步科学化。没有使国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是我们的错误，也是今天范式更新的突破点。这是我近年来尝试努力的方向。

新京报：问题在于，不论是在知识体系还是社会生活上，中国人都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你觉得在如今中国经济实践的方式中，还能看到鲜明的东方哲学和文化传统底色吗？鉴于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建基于现代性、全球化的世界，这种东西方差异在21世纪依然明显吗？

沈联涛：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特色，但还尚无定论，我一直很希望能结合国学和西方理论来论述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觉得一切交给市场就搞定了，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结构性问题。相比而言，中国的实践是很“物质”的，如今，西方也开始觉得这种“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道理是很正确的。对于现实的变化，学术界或许没办法追踪得这么快，但我们可以分析复杂经济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如今应该建立一种系统观了。

新京报：要建立有系统观的经济实践逻辑，难点在哪里？就拿金融化的问题来说。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时你指出，“政治家们不敢进行痛苦的经济改革，而是依赖央行狂印钞票了事，希冀能以此换取足够的时间。结果却是长期的痛苦，并伴随着时不时涌现的小危机。”我们需要怎样结构性的经济改革？

沈联涛：金融化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两年前，还没有人谈虚拟货币；而如今，全球数码货币、国家主权数字货币，现在都成了全球化的大热门。

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有“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套用他的逻辑，我们的实体经济就是第一世界，是物品化资产。人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把第一个世界或者第二的产品，引申成第三个世界，也就是虚拟世界的东西。于是，政府和老百姓的实体资产，可以变成央行的负债；央行的负债，也可以变成老百姓的资产。

金融世界如今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以前金融世界还有两个约数，一个是利率，利率偏高时，杠杆不可能无限大；第二个是政府对印钞票的硬性约束，以黄金或政府的威信来作为负债的担保。如今美元印钞越多，美元就越贬值，美元衍生产品也会贬值。如此一来，虚拟货币与实际开始脱钩，人们就可以在“第三世界”里浑水摸鱼，一些公司就成了“大而不倒”的赢家。如何让金融为老百姓服务，是非常大的挑战。美国人的金融是为有钱人服务，但中国金融实际上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股市是美国繁荣的重要基石。美元股市花费了70年赶超英国的金融体制。相比而言，中国是全球储蓄最大的国家，但股票融资总量只占融资总量的2.8%，美国股市比中国股市大2.9倍。中国精英还没有认识到股市重要性，人民币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图景。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秩序造成了干扰和一定程度的中断，面对新一轮可能出现的全方位的危机，世界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沈联涛：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完全过了。资本主义注重资本，轻视劳动力，今天资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劳动力价值，于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看到那些从事全球最需要的工作的人，拿到的薪水却是最低的。在美国，有大量底层黑人死去。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20世纪福特汽车建成制造业的线性供应链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不同人变成各自领域的专家。福特公司开始为员工加薪，尽管这样做的初衷是自私自利的——为了让员工有钱买福特生产的汽车。这时候，社会不公开始出现，但由于普遍公道的薪水，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平民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然而，如今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中产阶级也觉得薪水不够用了，正是这种不公平感催生了民粹主义。资本主义走进了道德的死胡同。美国左翼希望推动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要处理美国的资本主义底色。然而，还有一大批人看到问题存在却不去试图扭转。或许此时，我们要尝试走回到中国的中庸之道。

撰文丨董牧孜

编辑丨 走走

校对丨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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