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冲突研究目的（浅议中西文化研究差异）

我前几天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描述我童年时期接触到的一些书籍，也就是我的世界观形成时期的情况。写这篇文章是讲读书对我方法论的影响。

我很早就喜欢读哲学书籍，我喜欢那种思辨能力极强的写作文体。但从方法论角度谈，对我的影响最深的是朱光潜的《美学》，强调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我对李泽厚的美学观点不感冒。

当年，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弃文学理”，读了不爱读的专业，从事不爱干的职业。但好处是经过了严格的逻辑训练，这使我对自然科学与文化传承的差异有了自己的新看法。

比如，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是，相信知识总是进步的，绝对不迷信权威。学习数学，如果你不打倒欧几里得学说，你就没法学习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或黎曼几何，也就没法构建空间坐标系知识；学习物理，如果你不打倒牛顿学说，你就没法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今天你不打倒爱因斯坦的“上帝不会掷骰子”的著名论断，那就没法接受量子力学的科技成果。科学的进步，始终建立在对旧有知识体系的“先破后立”的基础上，经常会出现跳跃式的进步。

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大多要依靠传承，渐次变化。比如我们今天使用的所有语言文字，都是自古至今一代代人不断传承变化而来，换句话说文化要有对人群的路径依赖。如果使用某种语言文字的人群一直繁衍下来，中间没有经过灭族或改宗，其本民族文化传承的方方面面多少会有一些流传下来。如汉语发音与汉字字形严格分离，但是我们根据历代流传下来的训诂、音韵学，仍然能还原上古、中古时代的古音。如《越人歌》、《白狼王歌》都能通过汉文文献实现古今语言的对应关系。

由于社会大生产的客观需要，文理知识体系分化是必然趋势，所以我们有文科思维、理科思维的说法，这毫无问题。大文豪搞科学研究难有建树，而科学家们写的文艺作品一般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现代社会的人们是相互分工和协作发展的，不再需要通才出现。自知识大爆炸以来，人在短短的一生岁月里，没法通过学习成为文理兼通的百科知识全书型人才。

但是，文科知识与理科知识，或者说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最终都在哲学领域汇合。

我按照哲学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对比总结。

我国古代有一套独特的哲学观点。《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很多学习科学知识的人都不理解，认为是古人的臆说。

在我看来，站在科学哲学角度，这是中国古人对宇宙的几分法的认识过程。试解析。杨上善《太素》卷十九《知针石》说：“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从二生三，谓阴阳和气也。从三以生万物，分为九野、四时、日月，乃至万物。”

我们可以通过意识把宇宙分解为基本的维度，在认识上分为几种基本维度，就可看做是几分法的方法论。零分法，就是不分辨宇宙或不能分辨宇宙，比如人出生前或去世后的世界状态，中国哲学用混沌指代，科学则称之为奇点。一分法，中国哲学认为宇宙就是朴，意思是本质、本性，科学认为是有——世界从无到有，从未知到已知，现代物理科学认为物质粒子产生于虚空状态。二分法，中国哲学认为宇宙就是天地，科学认为是物质和意识。三分法，中国哲学认为宇宙就是阴、阳、气，科学认为就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依此类推。

所谓自然科学，就是对宇宙进行多分法，引入更多的维度，把世界解释得非常复杂、精细，所以能够分化出许多具体的学科出来，如物理学把宇宙物质结构本源分为几百种基本粒子和场等，解构世界非常精细，适合创造发明新事物。

多分法举例：简化的基本粒子模型

而中国哲学停留在少分法上，或者说把对世界的本原认识整合到更少的维度里，如五分法（五行）、六分法（三阴三阳）、八分法（八卦）等，适合整体性、概括性研究问题。

有些人会认为中国式的哲学观念是虚妄的。我想请这些朋友拿来《近世代数》，给我讲讲群、环、域的实体意义是什么，或者讲讲电学里的-1的平方根i的实体意义是什么。

群、环、域的关系，现代科技绝对要用到的抽象数学概念

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对宇宙本源的划分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但从方法论上来说是同一种规范化的范式。

那么反映在文化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本质上都是关于人的文化，有其相通之处。但中西方人种不同，经历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这就决定了中西方文化不可能完全相同。为什么我要绕这样一个大弯子，当然是为后面的观点铺垫，中国文化应该坚持其特殊性，要有自己的研究范式，不要盲从西方文化范式。

在人文科学领域，我最喜欢的还是民俗文化。现实中我从不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因为我嫌现场人太多太吵，我喜欢的是纸上谈兵的民俗文化，可以自嘲说是叶公好龙。以下这9本“人文中华”系列书籍，是我当年购买的，但没有买全，当时书店里只有这几本。

“人文中华”系列图书

这一系列图书是中国人类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著作，既有大量文献资料，也有现场调查和考据，更有一些考古资料，有一定的见地。但我以为，这样的著作仅仅是入门级读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一些具体地域的人文特征。

我也曾从书店购买过降价图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图书，可惜只买到两本：

“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图书

这系列图书才是专家级著作，一本600多页，一本800多页，内容上博古通今、条分缕析。我曾经想把这套书补齐，但是查了查古旧图书价格，咂咂舌，算了。一点感慨，真正对人文学、考据学感兴趣的人并不多。而当你第一时间没有买齐时，拥有者却又以奇货可居抬高售价。我不是专业学者，能看到两本书得以管窥一些传统文化的真奥就够了。

古旧书店里的全系列图书

严格说，这两本书属于考据学范畴。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中说：“可以说从‘二重证据’到‘三重证据’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考据学、甲骨学同人类学相沟通、相结合的结果。”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据学的方法论——这句话中的考据学证据指传统的考据学，如六经、先秦诸子及《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纸上文献；甲骨学证据来自考古发现；而人类学证据显系近代由西方传播进来的人类学范式。

正因为这一系列书籍不仅仅依靠西来的人类学范式，还大量依靠中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研究问题，所以才会展现出只有中国学者能够提出的独到见解，也只有信奉中国文化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独特的中国文化特点。下面我举一个例子为证。

由于写本文时间有限，无暇照抄原书，拍图上传。

选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这本专著提出了“瞽矇文化”的概念。中国传统考据学中大概没有分析过这样的细节，否则作者不会说“大胆提出”。如果对西方文化也有所了解的人，会很快认识到，这里的瞽矇，也就是盲人，与西方重要的文化人物盲人荷马能扯上文化对比关系。

选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显然，作者引入“瞽矇文化”的概念的本源是把《荷马史诗》的西方文化范式套用到中国文化研究上，这当然也算学术创新。但是，通过对作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还不能简单把西周的这种“瞽矇文化”与西方的“盲人史诗文化”相对应。

选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因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不管存在不存在“瞽矇文化”，中国文化的主流，也就是汉文化，没有传统的史诗巨著。我们现在所能举出来的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根据所用词汇，既有五行八卦，又有佛教词汇，就知道是后出，而《格萨尔王》不但后出而且还属于少数民族文化。

这说明，古代中国难说有一个盲人搜集和传诵史诗的时代。在中国古代，盲人仅仅是因其生理特点从事乐、舞、卜、医等技术性工作。拿西方的文化范式套用中国文化，虽有借鉴意义，但是没有通用的可能，中国文化总是在很多方面展现出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太多以后，说明中国文化也和中国的传统哲学一样拥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与西方文化规律不尽相同。

事实上，由于西方文化范式的影响，很多学者都是接受中外历史上存在“盲人传播史诗时期”的观点的。如下：

选自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

在王子今著《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中有《瞽史“知天道”》一节，瞽史并列。但是中国传统文献支持瞽就是史吗？当然不是，《国语》有“瞽献曲，史献书”之说，瞽不是史，虽然这两种人都对文化传承起重要作用。

如果从“三重证据说”考虑，我再补上甲骨文证据的缺环。不久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周原的文章，我把其中一段摘录出来：

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文

“西周甲骨的特点是面积和其上的刻字都很小，字数最多的一片，在1.5×1.5公分的骨片上刻了30个字，每个字的大小不到一毫米，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我们无法想象瞽人能有刻画这种微细甲古文字的能力。中国商周时代文字系统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实在不需要通过瞽人口口相传史诗来记忆历史了。

写到这里，并不否定中国人文学者的贡献。事实上，中国人文学者的贡献非常巨大。中国人文学者通过将“二重证据”推演到“三重证据”，甚至“多重证据”，在治学上已经比西方的文化学者严谨多了。我再举两个西方文化的例子。

关于《荷马史诗》，我并不否认西方曾经存在过一个盲人诗人传唱历史的过程，而且我不是西方伪史论者。我以为，西方学者在承认《荷马史诗》的史学地位的同时，仍然在孜孜以求地在许多历史枝节上对《荷马史诗》重构，西方的人文经典远远不是不再需要讨论的定论。可参考此书，美国巴里•施特劳斯所著《特洛伊战争：旧史新解》，这当中充斥着作者的疑惑与不解。

美国巴里•施特劳斯《特洛伊战争：旧史新解》

西方学者对自己的文化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但是他们的著作普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定位不准，而且有意忽视。我们看这本新闻传播学专业几乎人人必读的教材，加拿大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所著《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

加拿大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

这本书大讲特讲文化的传播，从旧石器到莎草纸，从泥版到楔形文字，所有的死亡文化几乎都讲了一遍，但是对始终传承不断的中国文化讲述甚少。

选自加拿大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五版）

这是在该书前半部分找到的少量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其所附年表里也只有寥寥几条：“前1200年 中国甲骨文滥觞”，“前221年 中国秦朝改革汉字”，“约前2世纪 中国发明造纸术”，“公元800年以前 中国发明印刷术”，“1899年 破译甲骨文，中国”，“1958年 中国创制汉语拼音”。这主要是涉及技术问题，远非文化全貌。

但是，这不能完全认为是西方学者固有的傲慢，因为本书后面部分讲到：

“中国的汉字是第二种适用范围最广、历史最悠久的文字，许多亚洲的语言和文化将汉字修正并用于自己的文化，其中一些语言和汉语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就像闪米特语和印欧语没有亲缘关系一样。比如，日本人用一整套汉字来表示专有名词和专有概念，用平假名(hiragana)表示语音，用片假名(katakana)音译外来语。一些独立的文化比如韩国文化仍然在正式的文件里使用古汉字。这些文字都拥有丰富的血系，其传统要素形式都被赋予了象征性解读，这些要素能够作为基础，为完整的思想史和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但本文的研究范围必然要有所限制。字母表是西方主要的文字，占有着独特的地位。即使在这个传统中，字母表的形式的诸多方面也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介绍。”

这说明该书作者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中国文化认识不足，所以人家也不过多引申。其实，我们读西方许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也会发现类似的问题，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等，这些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描述与我们自己的切身感受总有着一层认识上的隔膜，这些作品的行文水平相当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介绍水平。

所以，在人文领域，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推翻西方文化范式的前提下，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重新构建自有的文化范式，而不是继续照抄照搬西方的那些文化范式。这种构建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勇敢地蔑视权威、大胆地不断创新。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学术权威，不光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科学也是这样。我们造神造惯了，自己信以为真了。把人家研究自身文化的那套理论强硬理解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已经不会跑马圈地了，不愿为重构自己的学术理论框架以更加契合地研究中国文化而努力了。

中国的人文学者，在人文领域的各个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但在理论建设上始终欠缺临门一脚，不能升华自己的独到思想。

客观上，现行科教体制也不完全支持这种创新型建设。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大学理科的教授、博士、博硕导师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们的职称与职务一般与在国际期刊发表几篇论文（一般是外语）、留学外国经历等有关。我不知道大学文科的教授、博士、博硕导师的处境是否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的话语权从一开始就局限在人家画的学术圈子里，我们永远也不能起到主导作用。说一个国家是大国，不仅仅要看她的GDP多少，还要看她自有文化的韧性、强势和传播能力，大国必须同时是文化强国。

大概像我这样口无遮拦说话的人不多，在人文科学领域我没有师承，也没有利益纠葛，更没有既得利益，我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大概率的结果是，说了也没有一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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