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微史记我们为什么要把端午节）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又到端午佳节，屈原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个节日形成之初原本和屈原无关，那么，为何后来人们要将这个节日“转让给屈原”（闻一多语）了呢？

屈子行吟图 傅抱石

一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大家都很熟悉，本不用小编多加饶舌，但还是想说说有关他的三件事：

一是屈原力主联齐抗秦。战国时期，有合纵派，有连横派。两者是对立关系。屈原是合纵派，他希望能联齐抗秦。屈原曾劝谏楚怀王杀掉当时身在楚国的秦相张仪，但张仪已贿赂楚怀王身边的人，成功逃脱，楚怀王想去追缉，结果也没有成功。

二是秦昭王请怀王到武关结盟，屈原力谏不可，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但怀王不听。结果，秦国“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最终客死秦国。

三是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兼管内政外交。但有个与他同列的上官大夫有争宠之心，屡次陷害，成功地让怀王疏远了他。怀王死后，又是这个人再次向新王进谗，屈原最终被流放。秦将白起攻下楚国郢都（江陵）的第二年，屈原自沉汨罗江，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意。

从屈原留下的文字以及他的言行看，他是一个很有爱国情怀和人格魅力的人，也正是因为此，魏晋时期的嵇康、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陆游等人，都受他很深的影响。直到现在，人们也会时常怀念他。

九歌图（局部） 宋·佚名

二

因为纪念屈原的关系，前几年，有网友提出端午节“不能说快乐，只能说安康”。这种过于形式主义的做法在历史圈引起一阵嘲讽。若较起真来，端午节形成之初，和屈原也没有任何关系，说“端午节快乐”，又有何不可？

在春秋战国时期，五月五日为恶日，“祛邪避恶”是当时的文化内涵。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会被认为不祥。我们熟悉的孟尝君、汉代的王凤乃至汉末的胡广，都曾受到这个生日的困扰。

先说孟尝君。史记中说：“文（孟尝君）以五月五日生。婴（孟尝君父亲田婴）告其母日：‘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

也就是说，孟尝君是偷偷地被他母亲养大的。等长大后，田婴知道此事，“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你为什么一定要养大他呢？田婴还解释说：“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一天出生的人，长大后会对父母不利。

再说汉成帝时期权势熏天的王凤。他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哥哥，王莽的叔叔。王莽进入仕途的第一步，便得益于他的提拔。当时王凤生病，王莽衣不解带，侍奉左右。这让王凤大受感动，临死嘱咐王政君和皇帝，一定要照顾王莽。估计他也不会想到王莽最后会篡汉登基。

《西京杂记》中记载说：“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后为孟尝君。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他的父亲不想养活他，还是他的叔叔以孟尝君的例子来劝说，他这才生存下来。

汉末三登太尉的胡广，命运比王凤他们更要曲折。《太平御览》载：“《世说》曰：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瓮中投于江，胡翁闻瓮中有儿啼，往取之，养为子，遂七登三司。”

而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说：“《世说》：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父母藏之葫芦，投于河，有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又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养则忘恩，而无所归，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

不管是被放在葫芦里还是瓮里，胡广就是一个因生在五月五日而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因为是恶日，到汉代时，人们为了辟邪驱恶，便想到了禳灾解祸。比如会用五彩丝系在手臂上。这种习俗流传至今。只是在系五彩丝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不太会信它能够“辟兵及鬼，令人不瘟疫”，或许也只是因为这个习俗比较有趣。

九歌图（局部） 宋·佚名

三

将这一天和纪念活动联系起来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而在历史上，在这一天纪念的人物也不止是屈原，还有曹娥、陈临、伍子胥等等。

那么，为何“纪念屈原”成为多数人的最终选择，并渐渐成长为这个节日最强大的精神内核呢？学者闻一多先生就认为：“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

毋庸置疑，屈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其行其文，都表现出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此外，还有浓烈的民本思想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爱国情怀让他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取得普遍的共鸣；民本思想让他成为各朝各代亿万人们的体己者；不屈服于当时的黑暗，崇高的理想主义，则给予人们脱离庸常生活的勇气。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人格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激励世人齐心协力，保家卫国、抵御外侮，鞭策世人要长存勇气和担当。而在漫长的历史中，每当民族存亡关头，或人们身处低谷之际，总会想到屈原，从他那里获得重生的力量。

唐代诗人杜甫一生多难，忧国忧民，他在诗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步后坐。”如果要追攀屈原、宋玉，应当具有和他们并驾齐驱的精神和才力，否则就会堕入齐、梁时期那种浮艳的后尘。他看重的不光是屈原的文，更是屈原的精神。

南宋时期，君主软弱昏庸，面对偏安一隅的局面，主战派陆游心情抑郁，以屈原的精神慰籍自己的心灵。“听儿诵《离骚》，可以散我愁。”“《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他甚至在《金错刀行》中呐喊：“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南宋词人刘克庄在《屈原》一诗中说到：“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以屈原精神来勉励自己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即使不能如殷纣贤臣之弃恶向善，那也坚决不投降，就用文字来寄托个人的幽怨吧。

1276年，文天祥奉命出使与元议和，竟遭扣留，要押解元大都燕京。北行至镇江，文天祥逃脱。但不久，谣言四起，说文天祥是元朝派来劝降的。这一年五月初五端午，他奋笔写下《端午即事》，剖明心志：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

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

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

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

“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我想要追寻你（灵均为屈原的字），从你那里寻获慰藉，可惜三湘远隔千里之外。

而在近现代，面对外国势力的坚船利炮，屈原精神更是被频频提起。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纷纷指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高佩琅写出六幕话剧《屈原》，1942年郭沫若更是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历史剧《屈原》，通过屈原这个形象旗帜鲜明地反对卖国投降，提振了民族自信，凝聚了抗日力量，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屈原的坚贞、执着和矢志不移的品德，千百年来激荡着人们的心弦，早已内化为所有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自觉。将端午这个节日“转让给屈原”，是人民意志的选择，显示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屈原的爱国情操、人格精神的高度认同。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