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的杰出人物（才华横溢的学者）

以手中之笔，书写一段赤子传奇的诗人；

以满腔热血，折射一生舍生取义的斗士。

—— 唯旧寄语

拿破仑说：真正之才智乃刚毅之志向。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话恰似闻一多的一生。

闻一多是谁？

他是一位生性耿直的知识分子，诗人，

但他的文学造诣不仅仅止步于诗歌，

在绘画方面，他同样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闻一多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民主斗士，

组织演讲，印制期刊，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主活动之中。

他曾说：

我们理想的本身，就是一首诗。

如他所言，他的一生也如同诗歌一般，

浪漫绚丽，激情澎湃。

面对国民党的阻挠、特务们的恐吓，

他毫不畏惧，依然高举民主的火炬。

他怒斥蒋介石，痛批国民党，

直到被特务暗杀的那一刻，他也没有害怕过。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英雄的气魄永存不朽，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华之魂！

山清水秀之地，自古便人杰地灵。

长江中游北岸的湖北省巴河镇，

历来人才辈出，多生状元、宰相，

明朝万历年间任户部尚书的姚明恭，

清嘉庆二十四年中鼎甲第一名的状元陈沆……

在这样的“风水宝地”，

闻家书香门第，声名远播，

代代有才人：进士2人、举人5人、

贡生17人、太学生62人、秀才119人。

祖辈的优秀基因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闻一多的父亲是清末秀才，

长于诗词曲赋，勤奋好学，耿直中正。

昔年，曾在维新变革活动中贡献心力，

后弃政归隐，创办私塾，

建了一座“诱善斋学舍”，

学生日渐增多，不久更身为“绵葛轩小学”。

家族血脉内含济天下苍生之愿，

晚辈后生自是半点不差。

闻一多自幼在家塾中“与诸兄竞诵”经史诸书，

好学勤思，被称为“书痴”。

大抵是因为此前的听闻，

他最喜欢梁启超的文章。

那是与四书五经完全不同的文字，充满力量，尽是气势。

梁启超成了闻一多心中的英雄，

他像平常的热血青年一样，

接受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使命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少年闻一多断然剪去辫子，

彼时，他的才华已经初锋芒，

1912年，闻一多入京考试，

最终以湖北第二的名次被清华录取，

时年仅14岁。

在求学期间，

他写了一篇叫《闻多》的自传，

其中就有这样的一些对自己评价的句子——

“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

“性简易而慷爽”

“不与人较短长，然待人以诚”。

入校时闻一多的姓名是闻多，

同学就用谐音的英文词widow（寡妇）给他起了绰号。

那时候，闻一多的革命主张是废姓，

朋友间直呼其名，

潘光旦便建议他改名为一多，

他从善如流，立刻笑领了。

在清华学习十年，闻一多勤学苦读，成绩优异，兴趣广泛，

特别在文科方面才华出众，

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最后终于脱颖而出。

逐渐成为同学公认的学生领袖。

1915年，

其作品被送展在美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

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

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

闻一多紧随校园运动的潮流。

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

贴于学校饭厅门前，

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

发表演说，创作新诗，

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

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而在闻一多的体内，

无限大的能量正在酝酿着、爆发着。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

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

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

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

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

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

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闻一多用诗人的天赋，

表达自己对祖国炽烈的爱，

他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

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

广州湾（广东湛江）和旅大（旅顺、大连）。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走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节选其一澳门

1999年，伴随着澳门回归祖国，

《七子之歌》响彻神州大地，

流入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田。

同年闻一多提前完成学业，

他放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

毅然踏上了归途，纵使前路未知，

但爱国之心始终指引着他一直向前。

1925年5月回国后，

闻一多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

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

闻一多先生上课很别致，

据学生回忆，先生上课时身穿一件黑色长袍，

昂然阔步进入教室，

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着问：“哪位吸烟？”

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上一支。

在电灯光下，烟雾缭绕，

然后，他拖长声音说上一句：

“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

这才开始讲《楚辞》。

学生有吸烟的也可上前“借火”。

正是这种“别开生面”的授课方式，

过了几十年学生仍记忆犹新，

老师的真性情和“名士风度”与古典文学的美与意境相得益彰，

学生中人才辈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3校南迁湖南长沙，

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闻一多随校南迁，执教于临大，

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

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

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

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

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

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

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

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

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

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

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

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

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此外，还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

1939年暑假后，日寇空袭昆明次数增多，

联大不少教师疏散到城郊居住。

此时，闻一多补行休假一年，举家搬到晋宁县城。

当时次子闻立雕、三子闻立鹏、

女儿闻铭均在草村国立实验小学读书。

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对孩子进行的教育是“诗化”教育。

他常常给孩子们讲解古诗，最主要的是唐诗。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由于研究造诣精深，

因此他给孩子们讲解唐诗特别能深入浅出，

传情、传神，生动感人。

孩子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有时鼻子发酸，与诗中人物呼吸相通。

“诗化”教育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孩子们熟读善背古诗，

为了督促孩子们的背诵，

闻一多还规定了“惩罚”制度，

背不下来的要为他捶腿100下。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

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

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

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

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

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

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

一面大声疾呼：

“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

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

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

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

一时难以抹平。

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

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

可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

并没有磨灭他爱国的心。

1939年底至1943年，

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

1944年，

国民党在对日作战的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

闻一多等30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

这样的形势下，

国民党当局在联大加紧政治上的控制。

一方面，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

另一方面，规定院处长以上的教授加入国民党。

这些都引起了联大教授们的不满。

1940年10月，

西南联大召开教授会传达重新审定教授资格的规定，

教授会讨论时，“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慨”，

闻一多等拒绝填表上报。

1943年3月，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

闻一多看后说：我简直……吓一跳，

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

“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

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与此同时，闻一多越来越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

重庆《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

抗战时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货币又急剧贬值，人民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

报载当时“昆明物价，全国第一”。

联大教授生活十分艰难，

闻一多一家由于人口较多，

甚至时有“断炊”之威胁。

闻一多常常思考如何贴补全家生计，

并与清华研究所的同事商谈。

熟悉他的老同事想起他曾搞过篆刻，

遂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

不久，他正式挂牌治印时，

浦江清教授特撰骈文启事，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蒋梦麟、

熊庆来等12位著名教授具名推荐，

一时轰动春城。

1945年12月1日，

特务暴徒袭击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等处，

制造了“一二·一”惨案，

杀害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

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及南菁中学教师于再，

缪祥烈等25名学生受伤。

2日，死难师生入殓。

闻一多题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进而形成震惊中外的民主运动。

闻一多一方面坚决支持学生与反动当局斗争，

另一方面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

同时，还积极工作，与联大常委梅贻琦交谈，

争取到梅支持学生关于查处罪魁祸首的复课条件，

从而使斗争顺利发展，发挥了主要作用。

3月17日，昆明学联为4烈士举行盛大出殡。

闻一多悲痛激愤地说：

“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

我们今天的方向是民主，

我们要惩凶……他们跑到天涯，

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

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5月4日，上午9时，

联大全体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

梅贻琦主持大会，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

随即师生们分批离昆北返。

典礼后，人们到校园东北角举行联大纪念碑揭幕式。

碑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为闻一多篆书，

碑文由冯友兰撰写，罗庸书丹。

因为三位名家合作，此碑后来被称为“三绝碑”。

自从1944年以来，

闻一多作为一名民主战士愈战愈勇，

成为青年学生的朋友，

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

特别是“一二·一”运动以后

他越来越看清楚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因此他也就更加旗帜鲜明地进行战斗。

敌人对闻一多等民主斗士恨之入骨，

必欲除之而后快。

5月，他们在近日楼、

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张贴标语和壁报，

对闻一多等进行攻击，

污蔑他们是拿卢布的俄国特务，

把他们称为“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等，

造谣称“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

他们对闻一多攻击尤多，

甚至扬言悬赏40万元买闻一多的人头。

联大的教师和学生们一批批离开昆明，

闻一多因为民主运动的事情，推迟北返行程。

5月7日，吴晗离昆，

闻一多接替了《民主周刊》社社长职务，更加紧了工作。

1946年7月11日，

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同学乘车离开昆明，复员北返。

蓄谋已久的反动派再也按捺不住了，

当晚，暗杀了李公朴。

随即，传说敌人第二个暗杀目标即是闻一多。

不少同志和朋友都劝闻一多不要外出，暂避一下。

然而，闻一多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

怎么对得起死者！

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

放下民主工作，

以后有谁还愿意参加民主活动，

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7月15日，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

同志们为了闻一多的安全，请求他不要参加。

最后他以只出席不讲话为条件，得到大家的同意。

在报告会进行中，

当看到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悲愤难言时，

特务乘机起哄，闻一多怒不可遏，

拍案而起，做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演讲中，闻一多大义凛然地说：

“……我们有这个信心：

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

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恨得咬牙切齿的敌人再也无法忍耐……

7月15日下午，

国民党特务在西仓坡宿舍门口设下埋伏，

极其残忍的枪杀了闻一多。

与他在一起的长子闻立鹤为掩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与反动派愿望相反，

烈士的鲜血唤起了更多的群众丢掉幻想，

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说：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

他是一个斗士。但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

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

清华园中的闻一多教授雕塑。

背景墙上的文字是：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

他本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却扛起了救国图存的大旗；

这个激情的诗人，

这个热血的战士，

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

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人，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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