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坊丁氏族谱（日照丁氏家谱沿革）

《日照丁氏家乘》创修于清康熙十一年岁次壬子（1672年），创谱人为康熙六年进士、日照丁氏老四支长房三支祖丁峕（因候补五部主事，故后人尊称为主政公），时年38岁，其创修家谱动因有二：一是其父丁允元生前夙愿修家谱、建家庙未遂；二是当时日照知县杨士雄邀请他主编《日照县志》竣工，“因念邑有乘，家讵可无谱，不揣欲从事焉”。于是，他在修完县志后，遂同长兄丁泰（因担任户部给事中、工部掌印给事中，故后人尊称为给谏公）和族中父老谋划创修家谱。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伯谟公追忆创谱曰：“忆昔岁在壬子，先叔父主政公应当事之聘，修辑县志既竣厥事······今邑志告成，吾家谱牒可缺然弗讲乎？遂谋之先君，给谏公深韙之，此家乘之所由作也”。 乾隆六年（1741年），秀升公（丁士俊）同大木公（丁柱曾）言及修谱曰“难莫难于创始，吾家之谱其支派、世次当如何书法者，皆三伯父谋之大伯父并族中父老，慎重详悉，所谓‘不敢私不敢诬者也’”。

家谱为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族历代先祖皆器重之。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续修家谱，伯谟公（丁士嘉）开宗明义：“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与家之有谱，虽巨细不同，而所以备考核而稽源流者，其义一也。”

民国十三年七修家谱，象明公（丁惟晋）重申：“夫族之所以贵有谱者，尊亲亲，序昭穆，区支派，能动人水源木本之思，而笃敦宗睦族之谊，更足使后世子孙勉于学前贤、耻于为不肖也。”

家谱价值之大、所关之重，可见一斑。

一、创修背景与家谱格局

我族自明初由海州迁来，有明一代，素无谱牒，至清初已越二百年，其间先祖名讳、昭穆、世次模糊不清，多不可考。主政公创修家谱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其创始之艰、用心之苦、布局之慎、谋划之远洋溢于字里行间——

1 “族人率贫落，又为军桩所累，有徙他境以避者，即未徙者咸无固志，岌岌谋星散四方”。

2 “峕生也晚，尝以数十年外事问之父老，或不知；以数十年内事问之子弟，或不知”。

3 “止缘王考中翰公少孤，年近四旬始生先大夫，前世淳朴少文，世系宗支茫无考据，故未遑谱焉！数年来族中长老摧残殆尽，先大夫又复于客夏捐馆。小子旹惧湮没者之终于湮没，即少可追溯者，久亦归之惝恍不能知之数。水木有怀于何寄也，故不避率妄诹询述之”。

4 “即于今：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以及高曾祖之别支，竟如残碑断碣、杳不可稽！繄惟无谱之故”。

5 “其犹得称述者为高祖 良儒，乃积乃仓，家固不贫也，然而兄弟几？子几？皆不可考矣！据曾祖 尧为四公，则其有三兄无疑，而名讳昭穆皆不可考矣！惟相传有一讳“克”者，字形相类，定是雁行，但其后裔为何支？亦不可考矣”。

由是观之，我族虽自明初迁居日照，但家族发展缓慢，至清康熙初年，阖族不过数十户。二百年间或外迁他乡，或贫寒没落，在日照地域确为寒族无疑，即便留居本土的族人也有意外迁谋生。

主政公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对于明季家族历史只能通过族中父老口碑相传，且只能确知数十年间事，再远则无法追溯。而他的父亲右海公（丁允元）是其祖父38岁所生；他的祖父荆璞公（丁珩）又是尧公最小的儿子；尧公行四，故不是长支，而且在荆璞公未成年就去世了。这就造成了我族的历史不是由长支传承，而是由末支延续的，因此导致家族先祖的世次、昭穆、名讳无法由口碑传承下来。而且当时族人多贫穷没有文化，也就没有文字记载先祖事迹，从而导致文献无征的局面。

由于上述原因，到康熙初年创谱时就形成下面的事实：

1 始祖（顺公）以下、高祖（一世祖良儒公）以上名讳、昭穆不可查考；

2 高祖 良儒兄弟几、子几不可考；

3 曾祖 尧为四公，则其有三兄无疑，而名讳昭穆皆不可考。

4 惟相传有一讳“克”者，字形相类，定是雁行，但其后裔为何支？亦不可考矣！

针对以上现实情况，主政公从实际出发，存信去疑，据实而录：以徙祖为始祖，明照之有丁氏自此始也，自高祖以下纪以世，据其可知者而世之也，其不同曾祖者个别为世。文献无征，不敢遗亦不敢混也。于是，创建了我族世谱格局：

始祖另列，不纪世，自成一传；

以名讳可知者良儒公纪为一世，其子尧公顺延为二世，至三世尧公子辈三大支犁然可稽； 其他无法稽考的丁氏后人，以名讳可知者纪为一世（不是良儒公同辈），另列个别为世四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