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评史记（从六个角度解读史记）

三、从哲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秦二世之死和项羽自刎。先讲秦二世之死。《秦始皇本纪》：“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大家看，秦二世到了最后非常可怜。

赵高为了成功地政变，曾经指鹿为马。中外历史其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如指鹿为马与国外“国王的新衣”就很相似。是鹿是马区别明显，谁都能看得出来。国王穿没穿衣服也区别明显，谁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当时人中的多数为了避害，采取了集体无意识的冷漠沉默，看出来也不说。“国王的新衣”有两种人说实话，一种人是太真诚或者情商低的，因为这种人不知道避害。再一种人是小孩，因为童言无忌，小孩儿的真善美会多些。任何人随着年龄的成长，真善美都在减少。但咱们应该做的是：身上真善美减少的幅度尽量少一点，减少的速度尽量慢一点。

赵高指鹿为马，开始还有人说是鹿，结果赵高把说是鹿的人抓起来。后来再指鹿为马，更多的人知道谁再说是鹿，谁也会被抓起来，就保持冷漠沉默，不敢说实话了。这里我借用北大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师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有时可以沉默，真话不都说，但假话一点都不能说。最关键的是：赵高指鹿为马成功之后，宫廷政变很容易就成功了。赵高把秦二世软禁了，让秦二世喝毒酒自杀。赵高给李斯加上根本就没有的谋反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高可以杀李斯的三族，对李斯斩首示众，杀鸡吓猴，但是赵高作为臣下不能直接杀皇帝，只能让皇帝喝毒药自杀。所以秦二世死前还有点时间，当时只有一个最亲近的宦者在身边。秦二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意思是我最信任你，别人和我说假话我理解，你为什么也对我假话？秦始皇有能力有水平，周围都是骗子和假话还好点，因为秦始皇还能辨别一些。秦二世是一个既没有能力水平、也没有思想智慧的人，周围还都是骗子和假话，秦二世始终蒙在鼓里，所以秦二世生命生活的质量真是太低了。这个宦者说，因为不敢说真话我才活着，假使我说真话了，你可能早把我杀死了。因为在秦二世那里，谁说真话，谁批评他，他就杀谁。谁不知道保命啊？所以宦者这句话很深刻，秦朝和后来的王朝，有多少人因为不敢说真话而活着。

历史悲剧有时会不断重演，人们往往会重蹈历史覆辙。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有句很有哲理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思是唐代人看了秦朝历史以后哭，但哭完一擦眼泪又犯同样低级的错误。宋代之后的人看了唐朝历史以后又哭，但哭完一擦眼泪还犯同样低级的错误。等于是唐代之后的人多次非常低级地踏入同一条河流湿了鞋，只是不长记性和时间不同而已。

这条存在于1911年之前王朝时期的河流，就是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怪圈：上面是皇帝暴虐专制，下面是百姓暴动起义；前面的王朝被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后面的王朝又被更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没有一个王朝是真正通过改革、协商或其它非暴力方式建立的。在王朝时期，道德、思想、智慧、法律往往说起来写起来头头是道，和平时期、一般场合风光无限，但关键时期、关键场合或面临关键问题时，则经常不给力，甚至掉链子。有时可谓皇帝、权力、暴力、刀枪决定一切，道德、思想、智慧、法律毫无用处。这说到底还是一种远离人类文明的原始低级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关于项羽自刎，大家可以看《项羽本纪》。项羽自刎前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就是天要灭亡我，我为什么要渡江！司马迁写《史记》希望“究天人之际”，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天命有时指死生有命，项羽感到天在向他招手，而天命是不可违的。死生有时就是一念之差，项羽完全可以一脚踩上那个亭长的船回江东，而不需要转变立场观点，不需要交待任何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但项羽自愿选择了自刎。客观上说，项羽作为盖世英雄和悲剧英雄，他的从容自刎也是为当时的老百姓作了最后一次贡献，因为避免了楚汉战争再延续很多年，避免了更多的老百姓付出死伤的代价。如果项羽上了那个亭长的船渡江回到江东，再带上数万子弟兵和刘邦一决雌雄，那老百姓还要继续遭殃。战争和动乱一旦发生，最受伤害的就是老百姓。但一般来讲，因军事外交导致的战争对老百姓的伤害，明显大于因经济内政导致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初出现的休养生息局面，也有项羽自愿选择自刎的一份功劳。

我们进行历史哲学的扣问反思，就是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启示，吸取失败的教训和警示。中国历史上能和项羽相提并论的只有谭嗣同。大家知道，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也可以选择出走。谭嗣同劝梁启超出走日本，他自己却要留下，因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愿意提供保护，但被谭嗣同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自嗣同始”确实是做到和实现了，因为在谭嗣同之后，大量的仁人志士仿效谭嗣同，为变法和革命而流血牺牲。而在谭嗣同之前，虽有明代方孝孺被灭十族（九族加门生），共计873人。但方孝孺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变法，只是因为他认同嫡长子（长孙）继承制，认为建文帝应该当皇帝，所以不同意给明成祖朱棣写即位诏书。谭嗣同死时只有33岁，项羽死时只有30岁。我非常佩服他们俩的是同样的一点：都不需要转变立场观点，不需要交待任何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却都在生死的一念之间自愿选择了死。

四、从法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赵奢秉公执法和刘邦约法三章。先讲赵奢秉公执法。大家都知道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奢就是赵括的父亲。《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这里赵奢本身当然很棒，但更棒的是平原君能像秦王嬴政容纳李斯的《谏逐客书》那样，能听进不同的意见建议。所以有时既要有忠臣，更要有明君。古代往往是：明君之下才有说真话的忠臣，而暴君之下只有说假话的佞臣。佞臣善于围绕暴君所好，竞相比较吹捧赞美暴君的高度，其实这是一种虚伪精致的欺骗和愚弄。同时如果提醒批评无自由，则吹捧赞美无意义。后来的王朝逐渐重视谏官言官的作用，谏官言官的职责是提醒批评皇帝和大臣，力争用言官谏官制度来弥补封建专制和人治的不足。

关于刘邦约法三章，《高祖本纪》记载：“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一是杀人者要处死，二是伤人是犯罪，三是偷盗也是犯罪。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虽然秦朝只有短短的十几年，而汉朝延续了四百年，但是汉朝的制度主要来自秦朝。还有一个汉承秦法，我们现在看不断出土的秦法秦律简牍，发现当时的秦法秦律已是相当发达了。刘邦约法三章以及后来的汉法汉律，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秦法秦律。

五、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利来利往”和“善者因之”。先讲“利来利往”，《货殖列传》记载：“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越王勾践世家》：“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於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千金之家可以拿钱买回生命，而贫穷之家则无可奈何。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把义和利结合起来讲“利来利往”的，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得到某些启示和警示。人的本性有趋利的一面，或者说经济人都是自利的，这也无可厚非，因为都要体面生存，还要养家糊口。但自利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利他，可以从亲到疏，从近到远，先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第三步要逐渐德行天下。三步连在一起就是“自利利他，德行天下”，德行天下是最高境界。这有些类似儒家的“修齐治平”：通过“修身”产生个人品德，通过“齐家”产生家庭美德，通过“治国”产生职业道德，通过“平天下”产生天下公德。这也有些类似佛家的“度己度人，普度众生”。

王阳明有“阳明四句教”，张载有“横渠四句”。儒家强调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的“八目”有“内圣外王”的说法，“内圣”有五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我们通过这五目，将自己的内心修炼得像圣人一样。外王有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治理家庭成功（家庭关系融洽），治理国家成功（做好本职工作），治理天下成功（为天下太平尽力），因为成功则“王”。所以大家读书读经典既要追求外在的成功，还要追求内心的修为。我借用两句话送给大家，第一句话是“以天下为己任”，来自儒家“修齐治平”的“平天下”；第二句话是“为万世开太平”，来自“横渠四句”的第四句。“天下”是空间，“万世”是时间。先具有“天下”“万世”的情怀，再努力获取符合“义”的利。

关于“善者因之”，《货殖列传》记载：“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应该首先“善者因之”，“因之”是指顺着人和事物的本性，这是最为重要的。“其次利导之”，然后用利引导。“其次教诲之”，然后教育启发。“其次整齐之”，然后用法规范。“最下者与之争”，最下策是与民争利。

其实《货殖列传》里讲的道理，对现在也有参考作用，即不要与民争利。所以现在中央有关领导多次要求国有企业、军队尽量不与民营企业和老百姓争利。老百姓可以挣钱的很多领域，比如房地产、餐饮业、传统服务业，应该更多地放开给民营企业和老百姓经营。如果国有企业、军队参与竞争，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肯定不占优势。

前面提到“善者因之”，对我们读《史记》和研究历史也有启发：既要回归人的真善美本性，也要回归大自然的本性，就是《道德经》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于“道法自然”，我认为不是“守株待兔”，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尽最大努力，不强求结果”。就是我尽最大努力后，再顺其自然，因为结果往往不是我能决定的。这就是平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人努力，天帮忙”，或者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前面也提到“利导之”，其实利害固然重要，但真假、是非更重要。我们读《史记》和研究历史，关键是求真，所以真假是最优先的，然后再讲是非，最后再讲利害。

六、从管理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陈平妙答汉文帝和汲黯直谏汉武帝。先讲陈平妙答汉文帝，《陈丞相世家》记载：“孝文皇帝朝而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陈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汉文帝询问右丞相周勃和左丞相陈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岁决狱几何”？即一年判决诉讼的案件有多少？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即一年的钱谷出入有多少？周勃不知道，陈平也不知道。陈平说有主管者，汉文帝又问谁主管？陈平回答：“决狱的事问廷尉，钱谷的事问治粟内史”。汉文帝说如果都是他们主管的，那么你作为丞相主管什么呢？“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八个字，关健是“君主何事”四个字。陈平思路非常清晰，分为三个层次回答，第一个层次是开门见山地说“主臣”两字，先直接回答汉文帝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简明扼要地表示客气，说陛下不嫌我水平低，让我当丞相；第三个层次是从“上下外内”四个角度具体说明丞相的主要职责。在我看来，《史记》中对陈平的这段记载，是历代丞相中对丞相职责概括得最精辟的。历史上有的丞相，有时说话面面俱到，分不清轻重缓急，皇帝听不出丞相说话的意图，下属不知道重点要做什么；历史上还有的丞相，有时向下跨越一级或两级管不重要的事，或者只管对自己有利益的事，不管自己应担当负责的国家大事。汉文帝确实是明君，他对陈平的回答很满意，因为他需要这样思路清晰和职责分明的丞相，不需要毫无思想和主见而只会盲目服从和吹捧赞美君主的丞相。

关于汲黯直谏汉武帝，《汲黯传》记载：“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日：‘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汉武帝在前期是非常棒的，就像秦始皇在前期能够虚心听取大臣建议，包容不同意见。但是汉武帝和秦始皇有所不同，汉武帝当皇帝54年，后期走向反面更是必然的。汉武帝退朝以后，对身边近臣说，这汲黯太戆直了，当众就责备我。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等辅佐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将君主陷于违背仁义的窘境吗？何况我已任九卿，即使明哲保身，但也不能损害朝廷大事!

大家看《史记》的有关记载，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早期都是明君。但是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他们周围没有像唐太宗时魏征那样的忠臣。如果在秦始皇和汉武帝周围，有一个或多个像魏征那样的忠臣，秦汉历史的演变一定会有所不同。唐太宗不仅有魏征，还能始终包容和信任魏征，这才是真正的明君。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读《史记》和研究历史一定要悟道，我认为人生应追求四个维度，一是要有价值，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要有情趣，四是要有境界。司马迁写《史记》，非常注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了把《史记》保留下来，传之后世，他接受了最耻辱的腐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有气节的，有句话说“士可杀不可辱”，但是司马迁为了高尚的大目标，为了《史记》传之后世，个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就是接受最耻辱的腐刑。其实人要死很容易，而人为了高尚目标而忍辱负重地活着，确实很不容易。司马迁能做到这一点，正是他人生的高人之处，尤其值得我们敬仰。

最后还想重点再强调一下“悟道”。比如咱们这次颁发的伯鸿书香奖，看“书香”两个字我特别有感情和感悟。我也跟书香有一点关系，勉强也算书香门第，因为我爷爷和姥爷都是清末秀才。科举制是1905年废除的，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爷爷和姥爷，但我爷爷和姥爷留下了不少中国古代经典书籍，这些经典书籍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至今，一直特别喜欢读书，也确实读了很多书。我非常信奉、感悟至深并身体力行的一句话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也在提示我们：要将以心悟道和以身行道结合起来。关于以心悟道，我有两点感受：第一，“悟”字的左半边是竖心，说明一定要用心，而用心一要深刻，即悟透大道理，读《史记》等经典要能钻研进去，达到片面的深刻；用心二要系统，即悟通大道理，读《史记》等经典要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第二，“悟”字的右半边是吾，悟透悟通悟懂大道理之后要自身做起。当然每人的悟性都不一样，有时差别很大。在我看来，人在悟性方面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人顿悟，顷刻就悟懂大道理，顿悟的人大约只占1%。第二种人渐悟，通过实践、读书、学习、思考、工作和沟通交流，逐渐能悟懂大道理，渐悟的人是绝大多数。第三种人不悟，不悟的人都是执迷，所以我们常说执迷不悟。这里的“迷”一般分三个层面：愚昧之迷、权钱色万能之迷、技能术万能之迷。

读《史记》等经典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可以变化气质。苏轼有一句诗流传广泛：“腹有诗书气自华”。《吕氏春秋》中也有一句话：“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据《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主编完《吕氏春秋》后，将书的内容公布在“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说明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是精益求精、千锤百炼的。今天咱们线下和线上听讲的各位朋友都是君子。按照吕不韦的观点，君子读书只是为了变化气质。至于读书做官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在秦汉以后，特别是隋朝科举制以后逐渐形成的说法。先秦时期君子读书就是“为能变化气质而已”，陶冶情操往往通过变化气质来体现。

以上就是我分别从六个角度，给大家汇报我研读《史记》的若干心得，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衷心感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中华书局第四届“伯鸿书香奖”暨“伯鸿讲堂”上的主题学术讲座的整理文字稿，文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