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伍子胥是怎样的人物（石破天惊楚学泰斗认为）

石破天惊｜楚学泰斗认为，伍子胥是杰出的爱国者，屈原是以伍子胥为榜样的

原创：李光荣

公元前506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吴国军队的铁蹄踏进了楚国的都城。孔子修订的《春秋·定公四年》淡淡地记下了这样几个没有生机的文字：“庚辰，吴入郢。”西汉刘向在《新序·善谋》中评价说：“兴兵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说是伍子胥“有霸王之功”。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

在“覆楚”与“兴楚”问题上，与伍子胥针锋相对的申包胥，对其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作为伍子胥的同乡好友，对他的父兄被楚王诛杀，申包胥在“忠”和“孝”的选择之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教他报复楚国，那自己就是不忠；教他不报复楚国，那又陷伍子胥于不孝。无奈他只有说：“子其行矣，吾不能言”（《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要伍子胥赶快逃走。

在艰难的两难抉择中，申包胥以“孝”为先，企图寻求一种平衡。《左传·定公四年》载有申包胥的一句话：“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他没有当面责备伍子胥，也没有阻止他实现自己的“义”（孝），谓之以“勉之”，既是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认同，也是对他的劝诫。

综合起来看，伍子胥背楚向吴，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叛国”，其实在当时并非大逆不道。而且在后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也被视为反暴政、反昏君、反奸臣的正义行为。不然，京剧《伍子胥》就不会久演不衰了。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和革命者都赞扬和效法伍子胥的英雄气概。革命烈士杨超1927年在南昌就义前就高声朗诵了这样一首诗：“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国家邮政局2005年发行《革命烈士诗抄》特种邮资明信片1套8枚，第一枚就是杨超的《就义诗》

伍子胥所处的时代，是群雄争霸、此消彼长的春秋乱世。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角色颇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只不过多了个统治实体——周，各诸侯化家为国，也就是所谓“家国同构”，算不上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国家，有治权，有主权，但无产权，国与国也只是地理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正如被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中所指出的：“古所谓国者，诸侯之私产也。所谓家者，卿大夫之私产也。故古言国家，义与今日大异。其为群之人所共托命，而义略近于今日之国家者，则社稷也。”

在当时，也并没有类似今天的国家观念，像战国时的屈原那样哭地呼天为祖国而死的人倒是凤毛麟角，所以“人”的价值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君王自家既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概念，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疆域。那时所谓的“灭人之国”，被灭的只是某一个领主和他的统治，并不是那里的人民，和现代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侵略和颠覆，完全是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各国臣民也都有自己的爱国思想，但脱离不了他所在国和国君。

“春秋无义战”，乱世出英雄，许多杰出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中脱颖而出。由于不需要“签证”，加之没有身份证制度等的约束，士的出奔“跳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

各诸侯国间的“人才交流”极为频繁，没有一定要效力于哪个诸侯国的说法，也没有非要服务于家乡故土的概念。那时的名人或渴望成名、成功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哪里有地位哪里得到尊重就奔向哪里，他们就好像今天的“世界公民”，哪里有幸福哪里就是我的家乡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对这些人褒贬的尺度，应主要看其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如果按照正常的生命轨迹，“根红苗正”的伍子胥也必定成为一个铁杆的楚国热爱者。

孔子的周游列国就可作为证明。与鲁国君臣政见不合愤而辞职的他，假如不是被陈、蔡两国围困于荒野、“绝粮”而搅黄，他极有可能到楚国为官。返回鲁国后，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是无法施展，就转而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包括修订《春秋》）。于是，世界上少了一个蹩脚的官僚，却多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另据《史记·礼书》记载，孔子既死，其弟子就“或适齐、楚，或入河海”。

◆孔子周游列国图

春秋时期，有个说法叫“楚材晋用”。其实，何止“晋用”，后来是“吴用”“越用”了。因此，说“惟楚有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讥讽。楚国出奔敌国入仕的人太多，他们都在各自的所在国尽忠尽职，也通常会被认为是忠臣。遍览先秦诸子书，也未曾看到谴责过谁去了外国当官，进攻其母国的行为。可见，当时所谓“爱国”“叛国”实在是个不成概念的概念，甚至“爱君”“忠君”也都不是那么教条。

中共中央1994年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如果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爱国主义，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的统一，至于由谁来统一，则另当别论。反之，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楚文化研究专家、长江大学教授魏昌应用历史唯物论，站在时代的高度，在他所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楚学札记》中，对伍子胥进行了评说：“他是从宗法制条件下的爱国主义，走向民族融合与各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魏昌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楚学札记》

魏昌教授认为，从氏族制蜕变出来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特征的爱国主义，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有局限性。而走向封建社会的以民族融合与集聚于一统大国旗帜下为特征的爱国主义，才与时代脉搏相合拍，无疑是进步的。他进而指出：“伍子胥的时代正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成长的时代，伍子胥助吴强大，也正是助华夏族成长壮大，有利于后来一统封建大国的形成，从这点看，伍子胥不能说是叛徒或卖国者。”

魏昌教授最后得出结论：“以屈原为代表的古朴的爱国主义和以伍子胥、李斯［亦为楚国人，离楚去秦，辅佐秦始皇灭掉楚国等六国，完成一统大业］为代表的新型的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这是荆楚精神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表现，是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国学大师、楚学泰斗张正明教授更是认为，伍子胥是杰出的爱国者，屈原是以伍子胥为榜样的。他在所著并获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楚史》中论证说：“周代的爱国者所爱的国有三类：其一是乡国，即出生之国；其二是君国，即奉仕之国；其三是祖国，即《尚书·禹贡》所谓九州之地。伍员虽不爱乡国，不爱祖国，然而深爱君国，所以是杰出的爱国者。”

◆张正明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版《楚史》

张正明教授列举屈原《九章·涉江》“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后说：“这是把伍员与商代杰出的爱国者比干相提并论”。张正明教授还认为，《九章·惜往日》《九章·悲回风》中屈原提及伍子胥的诗句，“这是屈原要把伍员作为榜样，不惜以身殉国”。张正明教授感慨地说：“就爱国来说，伍员这个楚人比吴人更像吴人。因此，吴国的百姓怀念伍员。在伍员死后两千多年，吴地民间仍把伍员奉为神灵。”

就伍子胥本人而言，在史籍的记载中，也丝毫未见其对叛离楚国有任何耻辱之感。相反，他把家族的仇恨看作是最大的仇恨，把阻断伦常的耻辱看成是最大的耻辱，以覆国都、鞭王尸作为复仇雪耻以尽孝道的手段。原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冯至曾说过这样一句很值得回味的话：“伍子胥逃离了楚国这座大监狱，最后摧毁了它。因了他的存在，世上的暴君与恶人，多了一份收敛。”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有些悖谬的结论：如果世界上多一些伍子胥那样的人，就可能少一些伍子胥那样的悲剧。

同时，我们看到伍子胥亦是忠贞之臣，除了顺应历史潮流外，他的爱国表现为以忠事吴，帮助建立吴国的霸主地位，为自己的新老板谋求最大利益。伍子胥尽忠吴国，还突出地表现为忠谏吴王，不惜舍身相殉，《东周列国志》第3回有一个说法为：“若知而不言，是不忠于君也。”

◆2018杭州吴山庙会开幕式暨伍子胥祭祀大典

除了伍子胥是“卖国贼”之说无所依附外，另从他当时的处境稍加分析，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会客观公正得多。事实上，伍子胥走上这条路完全是“逼上梁山”。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伍子胥的家庭遭遇，不仅为楚人所怜悯，也为他国所同情，吴国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崇尚的是谋略与兵力，很难评论总是正义战胜不义。

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充满颠覆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才会唯才是举，产生在各诸侯国为了招揽人才、成就霸业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对本国国君充满仇恨的伍子胥及“伍子胥们”，才有避祸他国以求复仇的举动。冤臣不具备在国内弑君雪恨的力量，在冤仇不得雪的同时，还有淫酷的刑法，使得与君结仇者往往遭受灭门之祸，逼迫才臣效力于敌国，助敌国战胜原先的国家也就等于打击了自己的仇人。

如前所述，伍子胥要报仇的直接对象自然是楚平王，但他要讨伐的不只是作为他私有财产的楚国，而是在那个时代被奉为至尊的王权，他要向残害他的王权开战。在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王”往往全权代表从而取代国家，忠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忠于王，这种“忠”往往因为王的昏庸而变成“愚忠”。

◆2019年6月7日，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梅花洲景区举行伍子胥祭祀大典

于是，伍子胥毅然决然地从反抗昏君走上了反抗王权的道路。他投奔了政治开明的吴国，利用王权去反抗王权，这是伍子胥的合时选择。他没有像后来的荆轲刺秦王那样采用恐怖行动，也没有像如今的有些人那样借助黑社会势力，这也是伍子胥的明智之处。于是，他胜了，尽管胜的有些苦涩。但伍子胥用王权反抗王权，最终又死于王权。这，是他的悲哀。这，也是历史记住伍子胥的根本原因。伍子胥的死给了他有始有终的人生，也给了他几千年忠臣孝子的美名。

虽然当时没有我们如今所说的那种爱国概念，但是为了复仇，伍子胥毕竟把战火烧到了故国。尽管对楚国民众大规模的屠戮行为未见正史记载、对楚国民众的破坏尚不突出，但是他那狭隘的复仇思想与行动，给楚国和楚人带来的伤害却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在楚人尤其是如今的荆州人中形成了一个“心结”，这不能不说是伍子胥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料得到的尴尬现实。

监利籍旅台著名书法家、名列《世界名人录》的王轶猛博士，羁旅海峡彼岸60多年，常年客居美国，还先后到日本、韩国、加拿大、法国、乌拉圭、阿根廷、印度等国家举办书法展，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其视野比国人开阔很多，思想也解放很多。

◆王轶猛

王轶猛先生对伍子胥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伍员不但是一位忠孝两全之忠臣孝子，而且是一位智、信、仁、勇、严‘五德’具备之模范军人。除楚平王扶太子建，是为忠；鞭楚王尸，为父报仇，是为孝。不应召而奔吴求救，是为智；与包胥约各遂其志，是为信；投金濑水，报贞女德，是为仁；佐吴王败楚军，是为勇；自刎而死，矢志不渝，是为严。此种‘伍员精神’，不但我湖北监利同乡应当效法，亦乃我中华民族精神之表率也。”

《孙子兵法·始计》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兵家之祖孙武给“将”下的定义，曹操注：“将宜五德备也。”伍子胥便是这样“五德”兼备的良将。听到家乡人如此评说，萍飘蓬转、客死他乡的伍子胥，如果先灵有知，也当瞑目九泉了！

客观地说，故乡人对伍子胥鞭尸泄恨倒没怎么说其过分，主要是其促成了吴兵入郢之国难，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也许还有这么好的人才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的潜意识。

“楚狂”们心中积蓄了几千年的怨气恐怕还在于，伍子胥率兵消灭了楚国的有生力量，使楚国元气大伤，威风扫地，不仅痛失其霸主地位，而且经楚人先祖历代积累起来的实力和影响荡然无存。由此而成为楚国历史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为后来的“秦拔郢”拉开了序幕，楚人引以为豪的纪南城被无情的百乘千骑碾失踏尽沦为废墟，八百年悠久历史的楚国从此灰飞烟灭。追根溯源，而把账算到了伍子胥这位楚人的头上。尽管这有失公允，可对楚国的眷恋之情可以理解，拳拳爱“国”之心赤诚可见。

湖北荆州楚纪南古城

虽然对两千多年前的伍子胥，我们不能按如今共产党员的标准和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相苛求，而对他求全责备，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率师入楚这一点上来看，尤其相对于对吴国的贡献来比较，伍子胥还是有愧于楚国和楚国人民的，尽管这是由于客观原因和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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