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有几个版本（梁祝协奏曲诞生的故事）

序

戏剧《梁祝》版画

如果有人问你，最能代表中国交响乐尖峰之作的作品是哪一个？估计包括你在内的每个人都会脱口而出地说道：《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是的，的确是《梁祝》。为什么《梁祝》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国交响乐的尖峰之作？这一切又都是怎么发生的？下面，让我们一起在《梁祝》诞生的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吧。

一．为十周国庆年献礼

1958年初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活动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阵波澜，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在热烈地议论着拿出一部什么样的献礼作品。

10月中旬，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将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即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小提琴专业的部分同学与声乐系、作曲系部分同学将一起组成“浙江队”前往温州、黄岩和宁波。不过，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从上海坐船，需要坐两至三天时间的船程才能到温州，然后再坐汽车到黄岩和宁波。

冬初的一天傍晚，在白浪滚滚的长江上，一艘银灰色的轮船离开上海，缓缓驶向温州港。船头甲板上，围坐着来自小提琴专业的六名同学，他们在船上正在议论学院献礼创作作品和落实“六边”时的演出计划。大家都提出需要创作一个大一些的作品，向明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日后我国交响乐坛的风流人物，包括何占豪、丁芷诺、俞丽拿等，他们都于1957年考入管弦系小提琴专业。

当时，他们学习的小提琴所演奏的绝大部分作品是来自外国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带着这些作品到厂矿农村和部队给人民群众演出时，却发现现场观看演出的工人农民兄弟根本听不懂外国乐曲，不喜欢他们的节目，因为他们不了解巴赫、贝多芬，更不了解巴赫、贝多芬的这些作品要表达的意境和思想，而更喜欢在这一代流行的越剧、沪剧等传统戏剧节目，这使他们这些学小提琴的学生们很“受伤”。

年青时期的何占豪

何占豪是浙江诸暨人，1933年出生在一个绍兴剧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的学习绍兴剧，解放后考入浙江省文工团，后来转入浙江省越剧团。在进入音乐学院进修之前，何占豪是剧团小提琴兼扬琴演奏员，对越剧音乐非常熟悉，并且他已创作出弦乐四重奏版的“草桥结拜”、“三载同窗”等曲子（为区别与后来的交响乐《梁祝》，把弦乐四重奏版的《梁祝》称为“小梁祝”），一首大约三四分钟的样子，突出了梁祝的爱情主题。这些曲子创作出来之后，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的一些领导，看到他写的这些“小梁祝”曲调后，他们启发他是不是把越剧的音调变成小提琴协奏曲，使中国的小提琴乐曲上一个台阶。

在议论过程中，何占豪提出“我对越剧的曲调很熟悉，如果在我的“小梁祝”基础上写成一部大的协奏曲，我觉得可以考虑”，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想法挺好。还有同学觉得全国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准备解放台湾，是不是在这些方面也考虑考虑。最后，大家意见都集中到反映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大炼钢铁》、反映解放台湾战备活动的《女民兵》和何占豪提出的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三个题材上。前两个题材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宣传需要，而最后一个题材是何占豪提出的利用越剧《梁祝》的音调改编、创作的一部交响曲。

同学们达成统一意见之后，便由何占豪动手将他们讨论创作的小提琴交响曲题材想法写了一封信。在轮船抵达温州港码头后，他们便将这封意向信寄往上海音乐学院，征求学院领导的意见。

二．孟波书记的选择

那么，当初上海音乐学院为什么要提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这样一项活动？又为什么后来成就了交响曲《梁祝》呢？

前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再次将思绪带回到半年前的上海。1958年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创作会议，传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讲话精神。陈毅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交响乐是世界的音乐，中国作曲家也应该进行交响乐创作。他还指出，虽然当时国内的交响乐听众还不多，但中国艺术家创作的交响乐，可以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国的交响乐团演奏，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国际宣传效果。

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对参加此次会议的艺术家启发很大，这其中包括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作曲家孟波（当时他还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以及同属一个学院的副院长、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当时还兼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交响乐，应该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和独特韵味的中国交响乐。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孟书记后来促成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而丁副院长则于1958年10月开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前往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参观考察和实地采风，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灵感和元素，后来创作了《长征交响曲》。

何占豪之所以提出将越剧《梁祝》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因为当时最红的越剧作品分别是《梁祝》、《西厢记》、《白蛇传》等传统题材，并且在何占豪看来，《梁祝》似乎更适合于用来改编成小提琴四重奏。何占豪后来说，这个创意还是演出现场农民群众的主意。

意向信寄出不久，在温州的一个乡村，何占豪劳动后这天刚回到宿舍，突然发现时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站在他的面前。他受学院孟书记的委派，专程赶到温州向何占豪传达他的意见，并具体落实这个协奏曲的创作工作。原来孟书记收到何占豪他们的意向信后，毫不犹豫地在３个备选题材序号的“３”字打了一个“√”。

孟书记之所以这样“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握井誊写堂”当学徒时，店铺里的一架旧风琴就成了他学习音乐的好工具。后来，他结识了吕骥、冼星海等音乐人，并成为上海各区音乐协会、歌曲研究会、业余合唱团的主要成员，经常到青年会教授唱歌。1936年，孟波与麦新先后编辑出版了三集当时有影响的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新音乐丛刊》，逐渐成为传播音乐传播和组织的骨干，他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担任过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延安鲁艺教员、戏剧音乐资料室主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导员。建国以后，他担任过中国音协天津分会主席、天津文化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局长，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

孟书记之所以这样“选择”并非没有非议。当时就有人认为，越剧《梁祝》宣扬才子佳人，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还有人认为，用西洋乐器拉中国乐曲，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他最终选择了改编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并非是政治上的幼稚，而是认为小提琴的风格较为纤细、悠远，很难表现出来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需要的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而越剧《梁祝》本身就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比较适宜小提琴风格的体现，再加上越剧本身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具有十分浓郁、醇美的传统民族韵味。另外，他认为何占豪具有较好的越剧音乐演奏基础，相信将越剧《梁祝》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是可能的，而且何占豪是改编的最佳人选。

当然，此次刘书记的温州之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传达学院孟书记的选择结果，而是还要帮助何占豪他们组建《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创作组，并克服畏难情绪，努力将《梁祝》打造成一部优秀的“献礼作品”。

三．民族化实验小组

被何占豪与同学们视为师长、领导的刘书记，其实际年龄仅比何占豪年长3岁。他出生在辽宁一个贫苦家庭，中学时期自学长笛，此后进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文工团。1953年，他被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选送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其间，他荣获国防部授予的解放奖章。从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的总政歌剧团。1958年3月，根据个人意愿和组织安排，他又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并教授长笛。

尽管刘品本身职务是管弦系的党支部书记，但他对后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音乐学院的学生经常要到农村演出，深感演奏那些西方经典的曲子很难受老百姓欢迎，思想上有些迷茫。对此，刘书记认为小提琴虽有大量经典的、动听的西方优秀作品，但国内的老百姓一时还难以接受，要使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为中国人民服务，就必须有一批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韵味作品。为此，他动员同学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自己动手编写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乐曲。

当时何占豪的同学中，有一位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来进修小提琴的高才生，名叫陈稼华，他首先带头响应“民族化”的号召，从笛子曲《喜相逢》改编了一首小提琴曲。他在小提琴上试奏后，认为乐曲很有“民间味”，演奏也很顺手，便把乐曲推荐给何占豪，认为何占豪更能演奏出民间风格。

何占豪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接受了他的建议，经过短时间的练习，在管弦系组织的学生作品演奏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刘书记听了何占豪演奏的《喜相逢》后，找他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他们作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也很高兴听到在乐曲某些部分演奏出了浓厚的民族风格，但从整体来看，他认为是一次“不够理想的尝试”，原因是《喜相逢》这首乐曲中很多是快速跳动的音律，不能很好发挥小提琴的性能。他建议何占豪是否能用一些抒情的民间音乐编写小提琴曲，更能发挥弦乐的抒情性。

2018年春节前夕，江苏省音协秘书长徐宝亚一行探望小提琴演奏家陈稼华先生（左二）

在刘书记的启发下，何占豪想到用小提琴来演奏《二泉映月》，还想到用越剧音调编写弦乐作品。但当时何占豪是一年级的学生，没有多少和声知识，更不会写乐队伴奏。刘品说：“没关系，我动员丁芷诺配合你，她出身音乐世家（丁善德副院长的女儿），写个小乐队曲子大概问题不大。”于是，在刘书记的关心和支持下，何占豪和丁芷诺同学共同配合编写了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和小乐队《旱天雷》两首作品，又用越剧、评弹等民间音乐作素材，凭感觉编写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过节》两首的弦乐四重奏，这些新编乐曲在舞台演出和电台广播中居然获得了听众的好评。特别是他们到浙江农村和基层部队去演出时，无论是农民，还是部队战士都十分喜欢。

就在何占豪他们利用小提琴改编民间音乐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一批反对的声音，说使用小提琴演奏民间音乐，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将琴的把位搞乱了。这时候，刘书记站出来说：“既然有矛盾，就把它摊开来解决。”他随后组织了一次创作辩论会。在辩论过程中，持否定意见的人说，演奏时手指滑来滑去，指法比较乱，妨碍小提琴的教学。而何占豪他们组认为，只要群众喜欢，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其实，何占豪他们心里也发虚，觉得否定者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那时，他们在演奏《二泉映月》时只使用两根弦。刘书记对何占豪讲：“看上去，他们与我们是对立的，其实，对方的反对意见提醒我们，民族化不能简单化”、“小提琴还有两根弦我们没有用到，这确实是个问题，他们是说对了。”接着，他提出“你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专门研究小提琴民族化的问题？这个组织叫什么呢？”何占豪起初要叫什么学派，丁芷诺这时也插言说，俄罗斯有俄罗斯学派，我们就叫“中国小提琴学派”吧。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曲谱研讨

成立小提琴学派的意见报告到学院孟书记那里时，他问了何占豪、丁芷诺等人几个问题“你们的学派有作品吗？有什么理论吗？我看都没有，还是‘实验’稳妥些，那就叫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吧。”就这样，在孟波和刘品的共同指导下，于1958年8月9日，在音乐学院大礼堂（现在的贺绿汀音乐厅）走廊上，确定成立了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既然成立了实验小组，小组如何开展活动？需要哪些人参加？由谁来担任这个组长？这都是问题。关于这些，刘品都有自己的考虑。他对何占豪说，首先要遴选对民族化有积极性的，在小提琴演奏方面也要有一定功力才行。

当时确定的实验小组成员有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沈榕等人，她们当时都是管弦系培养青年小提琴家的苗子。俞丽拿也很优秀，但刘品开始说不能让她参加，原因是小提琴专业除了民族化之外，还要赶超国际水平，俞丽拿外国曲子拉得很好，并且还有比赛任务，让她专心研究西方小提琴技术。他让何占豪与丁芷诺搞创作，演奏则由沈西蒂、沈榕以及后来的俞丽拿担任。　　决定成立实验小组后，当天下午管弦乐系便开会宣布了这个消息，俞丽拿因不是小组成员而伤心地哭了。她说：“我不要照顾，我宁愿做一颗为民族化铺路的石子，将来不能成名成家也绝不后悔！”大家都很感动，又不好再说什么，于是何占豪便说道“那大家就同意了。”就这样，俞丽拿又进入实验小组里了。

相关领导看望民族化实验小组（左起：俞丽拿、沈西蒂、丁芷诺、何占豪、孟波、贺绿汀、丁善德）

　　俞丽拿参加进来后，他们一起共同开展民族化演奏方面的研究，但研究的骨干还是丁芷诺，一些滑音的指法是何占豪创造出来的，再由丁芷诺用适当的符号在曲谱上表示出来，比如写到劳动号子时，何占豪在琴上拉一个大和弦，丁芷诺便用记号在曲谱上作个小标记，当时显得十分幼稚。张欣和朱英负责理论研究和记录，研究成果就由她们记入“实验小组日记”的一个黑色本子中。非常可惜，这个日记本在后来的“文革”中丢失了！

实验小组在何占豪的带领下经常一起去学习民间音乐，例如，去上海的豫园城隍庙观摩江南丝竹，去看过甬剧、越剧等一些地方戏；利用晚上时间他们和组织辩论，当时有位来学院进修的王蔼林写过一篇只有民族化才能在世界上被承认的文章，并举了很多的例子，如俄罗斯强力集团，他们具有民族特征才能被世界所接受，大家便就他的观点展开讨论。通过这样不断的交流参观、学习和讨论，使各位同学对戏剧音乐、演奏技法和实验小组面临的工作有了具体感性的认识。

小提琴实验小组在讨论演奏技法（左起：沈西蒂、俞丽拿、丁芷诺、何占豪、张欣、沈榕）

在民族化实验小组成立后，同学们自己琢磨、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曲《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和之前提到的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等。

由于当时艺术学校的学生不仅要上课，要下乡演出，还要研究民族化问题，同时还要将演奏技法和心得不断地写下来，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也很多，常常需要熬夜，何占豪便学会了抽烟，而女孩子们如张欣常用自来水浇浇头来缓解疲乏。　　为了使作品更贴近群众，1958年春，刘书记利用三天的时间在全系组织大家开展有关“群众音乐思维习惯”和“小提琴演奏上的民族风格”等主题辩论会。通过这次辩论会，使全系逐步认识到要使小提琴“民族化”，不仅要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内容，还要尽可能在作品中运用人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以及探讨使音乐语言更具有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另外，实验小组成立后，刘书记不时提醒大家，小组不能闭门开展活动，要注意团结广大师生。因此，虽然小组对内是封闭的，但对外积极协助其他同学作品的创作工作，比如，王纬一同学的《梆子风》、谭蜜子同学的《江南好》、王家阳同学的《四季调》等，这些曲子都受到好评。这些工作都为《梁祝》协奏曲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这期间，一个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团来上海音乐学院演出。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在演出前后，双方还要交流小提琴演奏技法，当然主要使用的是各自创作的乐曲。这下子我方有点尴尬，因为国内尚无较为成熟的四重奏作品。在准备接待会上，丁芷诺马上提出将何占豪的“小梁祝”拿出来，这可把何占豪吓坏了，因为这个作品只是他们练手的东西，哪能拿出来到国际友人那里丢人现眼。但在场的领导当时也说道：“你一个学生，怕什么，拿出去就拿出去，这不更显我们的创作水平吗？”结果令何占豪大感意外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高个子的洋人演奏家当晚就在锦江饭店试奏“小梁祝”，还特地邀请何占豪前去指导其民族风格演奏技法，这给了何占豪以后的创作增添了很大的信心。

四．万事开头难

在学院国庆十周年号召推出之际，院领导和刘书记也都希望实验小组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能够写一首大型的小提琴协奏曲，挑战小提琴艺术的世界高峰，并以此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此次他专程赶到温州，就是希望何占豪和丁芷诺能担负起创作的重任，以便坚持“民族化”的思想与方向。

之前意向信中增加的《梁祝》纯粹只是何占豪一时兴起，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院领导竟然圈定了《梁祝》，这可令他傻了眼！在何占豪看来，首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业余作者，自己的创作潜力已经挖尽，难以完成领导交给的重任；其次，自己不是作曲专业的，不知道如何进行交响曲的创作；第三，留给实验小组创作的时间比较紧，总共大约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部献礼作品困难很大。

刘书记为了消除何占豪的畏难情绪，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从开始见面一直谈到晚上，何占豪都没有答应。结果，临近夜晚休息时继续做何占豪的工作，他将何占豪叫到自己房间躺在一张床上，异乎寻常地与他展开“床上谈心”。

他说：“何占豪，你把你的东西唱给我听听，随便唱吧。”何占豪便唱了一段。他说：“很好听呀。”何占豪说：“好听是好听，但这是越剧，不是乐曲。”他要何占豪再唱一段，何占豪便又唱了一段。他说：“很好！很好呀！非常好啊！你看，这音乐创造就像台上的大幕慢慢拉开的效果。”何占豪说：“哎呀，刘老师，我没作过曲啊，不行的。”

看到这种情况，他开始批评何占豪了：“你不要以为贝多芬、巴赫这些大音乐家，他们的音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固有的。不是的！它们都是从民间音乐来的，你怎么不行？”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何占豪，他联想像到阿炳、刘天华、聂耳等音乐家也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作曲，还不是同样写出了那么优秀的作品。再说时间还有半年多，有了前面“小梁祝”的创作经验和基础，再加上有领导的支持、小组同学的帮助，可能真不存在太多的问题。

这样边唱边谈，两人都很兴奋。结果一整天的田野劳作，何占豪确实太累了，哼唱声越来越低，渐渐地响起了轻轻的鼾声。

第二天一早，等何占豪醒来时，由于还有重要的会议，刘书记已经走了。不过他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他还给何占豪留下了一些橘子类的水果。更让何占豪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还没动手创作，音乐学院的院报已经刊发出来一份简报，说何占豪他们要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这样，何占豪被逼上梁山，从刚开始自己坚持的“我不写”，再到组织安排“要我写”，最终演变成自己主动的“我要写”。

看来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何占豪只好就与丁芷诺一起研究怎么样将“小梁祝”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何占豪计划开始使用的主题是现在《梁祝》曲调发展部的一个旋律，因为他最先想学门德尔松的开门见山是的开头方式，结果效果并不理想，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满意。普遍感觉这种大型协奏曲的创作还是很吃力的，题材题材难以驾驭。丁芷诺这时对何占豪说，我们都是拉小提琴的，这个《梁祝》协奏曲真要创作的话，还是应该找一个专门作曲的人来帮忙。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看到所编写的曲谱不理想，何占豪也感觉到有一位作曲专业的人参与更好。在与丁芷诺她们协商过程中，了解到与他们一起到温州“六边”活动团队中就有一位作曲专业名叫陈钢的同学，他是本院大四年级的学生，但何占豪对陈钢还不认识。

由于曾同处于一个“浙江”团队，何占豪经过一番打听后，便直接去邀请陈钢，但陈钢当时一口就拒绝了，理由是他明年完成毕业作品的写作。

青年时期的陈钢

陈钢的拒绝也在意料之中，但创作还得继续。在何占豪与丁芷诺的共同努力下，在温州等地的“六边”活动结束后的1959年1月底，他们就完成了《梁祝》协奏曲初稿的创作工作。

但当他们一起将初稿给刘书记审查时，他以较高的艺术眼光和对创作这部大型乐曲的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距离真正的协奏曲尚有不小的差距，还得争取专家的帮助。紧接着他对丁芷诺说，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他的学生陈钢也参加。

与此同时，何占豪他们还走了另外一条路，即通过刘书记向学院孟书记直接汇报了这个情况，再由孟书记跟丁副院长谈，这样成功的希望会更大些。

实际上孟书记对于何占豪他们的情况十分清楚。这个当时只是一名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尽管具有丰富的越剧音乐演奏经验，但对交响乐创作知识的了解十分贫乏，毕竟创作来自西方的交响乐与演奏传统的越剧音乐是两码子事。

丁副院长方面自然不存在较大的问题，专门找陈钢谈参与实验小组创作《梁祝》的问题之外，决定每周给何占豪他们上一次如何作曲的课。于是，陈钢也就同意参加何占豪他们的创作，这已经是1959年2月份的事情了。这样实验小组中的创作组就变成了何占豪与陈钢的合作，而原来与何占豪合作的丁芷诺便自动退出，专注于实验小组其他一些包括小提琴演奏技法方面研究的工作。

就在孟书记决定选择《梁祝》协奏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并调用陈钢参与其创作工作的时候，一些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梁祝》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还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十周年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作品，怎么可以让一个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人参加？

为了不影响创作进展，孟书记专门他们小组谈心，以便消除他们的思想疑虑。他告诉他们，《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正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他还说，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既然反封建的主题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并且在随后的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

有了学院领导的这般信任和鼓励，这给了青年学生时期、尚未经历过政治运动考验的何占豪和陈钢莫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不负众望、创作佳品的信念和决心。

五．艰苦创作

何占豪具有扎实的民间音乐底子，擅长写旋律，对小提琴的性能和演奏技法比较熟悉；而陈钢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作曲专业知识的掌握比较全面，对乐曲全局有着统盘的构想，对主题的变化与发展也有丰富的想象，又有着相当的钢琴演奏基础。于是，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先由何占豪写出一段旋律，再由陈钢给配一段伴奏，两人各取所长，创作进展很快。从1958年2月开始，差不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谱写出包括“草桥结拜”，“同窗三载”，“十八相送”“长亭惜别”，“楼台相会”“抗婚”，“哭灵”，“控诉”“化蝶”（以奏鸣曲式的主部、副部、结束部、展开部、再现部）等五个部分的乐曲内容初稿。

《梁祝》协奏曲爱情主题的第一句开始，何占豪就采用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尹派吟腔的音调，虽然这是个起调的唱腔，但却是感情宣泄的表达，在他看来，那叫“情之所至，音之所在”。虽然整个乐段采用了江南小调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但在每个乐句中仍然使用了越剧“尺调”唱腔中一些深情的曲调，使整个主题既有江南风格又有一番越剧韵味。

《梁祝》创作中（左起：丁善德、何占豪、陈钢、孟波）

《梁祝》创作中（左起：何占豪、陈钢、丁善德）

其中的“化蝶”部分是孟书记建议增加的内容。何占豪他们《梁祝》曲谱草稿完成一始，学院便在办公大楼组织首次试奏试听，然而曲谱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学生都感觉十分“憋屈”，都没有回过神来，普遍感觉似乎缺了些什么。孟书记也发现存在问题，没有传统曲目中的“化蝶”，便问何占豪这是怎么回事。何占豪回答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孟书记一听笑了，他意味深长的说道，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他继续引导道，你们不但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他认为，增加“化蝶”部分可以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艺术形象再凄美些、再靓丽些、再让人回味些，这才是最强烈的反抗。经他这么一说，何占豪和陈钢受到很大的触动。

后来的曲谱中增加了“化蝶”后，不仅规范了整个交响作品的艺术架构，也使《梁祝》曲调更加完整，而且也使得协奏曲的主题得以升华，既点化了作品，又赋予了它活的灵魂。

在创作过程中，丁副院长专门抽出时间对陈钢进行具体指导，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他还一次次地从艺术角度审查两位学生创作出曲谱中的每一个乐段，例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并建议最终使用《梁祝》这个标题，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富有前瞻眼光的帮助两人确定了乐曲作者的最终排名，何占豪在前、陈钢在后。时任民乐系主任、著名国乐家卫仲乐教授则发挥个人所长，向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同学们尽快掌握小提琴演奏的西方技法；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陈又新教授两人除了给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为他提供各种艺术示范，还为小组其他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刘品则以系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就何占豪、陈钢两人将二胡的滑指手法用到小提琴协奏曲时个别专家公开责难组织全系专家专门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大家普遍达成共识，这为何占豪和陈钢的艺术创造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何占豪、陈钢和丁善德教授一起探讨曲谱	青年时期的卫仲乐教授

到1959年4月中下旬，《梁祝》协奏曲基本成型。全曲大约27分钟，首先是5分钟的叙说梁祝爱情故事以及快乐的学习生活部分，接着是5分钟的十八相送；从11分钟开始进入第二段，祝英台回家抗婚不成，楼台会到最后哭灵，也是11分钟；最后一段是化蝶，整曲再现5分钟。

曲子从开始几声拨弦声接着一段长笛，好像在云端的感觉，由此拉开序幕，犹如从天上俯瞰人间，拨开云层，人物景象由模糊慢慢变得十分清晰。由小提琴奏出主题，二长二短加一个结束句，绵绵长长，幽幽远远，仿佛祝英台在身边叙说昔日的故事；最后在低音重复一次主题，回到人间。整个主题曲调继续沿用江南小调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同时在每个曲句中仍然采用了越剧“尺调”唱腔中一些深情的曲调，整个曲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使用小提琴将《梁祝》演奏好的问题。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石西民

对于如何利用小提琴演奏好《梁祝》，何占豪采用了在浙江省越剧团时贺仁忠琴师介绍给他的滑指技法，这个技法在之前的小提琴曲《二泉映月》中得到很好的实践，这次在实验小组中就把该技法的上滑音、下滑音，来回滑音等特殊指法总结出来并加以归纳，经小组集体研究后传授给沈榕、俞丽拿、沈西蒂等其他同学。另外，协奏曲中还使用了一只非留不可、不可替代的民族乐器——“板鼓”，这是因为，只有板鼓才能打动观众的心扉，才能打出中国戏曲中特有的戏剧性手法——紧打慢唱。对于这些，陈钢也认为，交响乐的着眼点首先应该是它的国际化特点，同时要将我们特有的民族元素有机地融入其中，建构成一个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还是个人的艺术精品。

系刘书记一方面让管弦系组织沈榕、俞丽拿、沈西蒂等独奏人员展开选拔工作（后来由于沈西蒂没有来，实际上决定参加首演只有俞丽拿和沈榕两个人），另一方面继续让赵志华、陈又新两位老师对《梁祝》演奏过程中的技法再次进行总结提炼，并写成理论文章，还让管弦系小提琴专业的学生以《梁祝》协奏曲作为专业课教学内容进行练习。实际上，这时的《梁祝》协奏曲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的事，每个人都以能在《梁祝》协奏曲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教授在“惜别”一段中加了一句动人的曲调，还在排练中各个声部的配器、弓法、力度等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调整和完善。

正式组织首演演练时，沈榕、俞丽拿两人在学院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还组织其他系师生也一起到场共同聆听、指导、完善，使两人的演奏逐渐呈现完美。当时，台上台下的人们专注于两位演奏者的每一个细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学院孟书记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进展情况，这部作品能否被社会所接受，首先需要让人知道有这样的作品。在得知创作定稿后，他马上组织使用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各试奏了一遍，然后将录音送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征求他的意见。石部长听完孟书记送来的录音之后，说“很好听”，这已经是他对于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了。

1959年，《梁祝》首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

六．首演并走向世界

1959年5月4日，管弦系在上音大礼堂组织“内部演出”，由何占豪小提琴独奏，陈钢钢琴伴奏，演出取得圆满成功。27日，《梁祝》将作为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

在沈榕和俞丽拿两人之间确定首演人选时，由于俞丽拿的演奏充满激情，但音准略有欠缺，而沈榕音准好，但激情稍有差距。考虑到这是《梁祝》的第一次公开演出，需要用激情打动观众，最终决定由俞丽拿担任首演。

《梁祝》首次公演中的俞丽拿

正式首演那天，由俞丽拿小提琴独奏，学院指挥系学生樊承武担任指挥，上音管弦系学生管弦乐队8名同学协奏，丁芷诺任乐队首席，何占豪则坐在丁芷诺后面参加乐队演奏。

当乐队奏完全曲最后一个音符后，整个戏院场居然鸦雀无声，一时间没有一丝丝声响。俞丽拿后来回忆道：“当我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静静的，没有掌声，我的心扑扑直跳”。随后，戏院内掌声雷鸣，而且一直止不住。

交响乐指挥家樊承武

俞丽拿和樊承武不断地向观众鞠躬谢幕，但观众的掌声还是响个不停。没有办法，俞丽拿邀请何占豪和陈钢出来，何占豪于是从乐队中站了出来，陈钢也从观众席中走上台，4人一起再次谢幕，但掌声还是没有停息。于是，樊承武指挥乐队破例把乐曲的后一部分重新演奏了一遍，这才满足了现场听众的要求。

《梁祝》协奏曲首演大获成功，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上海来采访这次的新作品音乐会，就录了《梁祝》回去播放，这个录音后来又制成了唱片。全国其他地方的听众听到的《梁祝》都是来自这个唱片，我的名字也是因为《梁祝》第一次为大家所知晓”，俞丽拿这样说道。她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唱片也成为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1989年，俞丽拿获得中国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而何占豪获得本届金唱片创造特别奖。

1960年，俞丽拿与管弦系乐团在樊承武指挥下为《梁祝》拍电影

1959年5月底，《人民日报》刊登出《梁祝》在上海首演的消息，远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苏学习的曹鹏立即让其夫人惠玲设法购寄一份《梁祝》的乐谱给他。为了演绎《梁祝》要用到“板鼓”，他跑遍了莫斯科各大博物馆，最终在他所在的学院博物馆意外获得。当时博物馆馆长甚至借条也没让他写，就将板鼓交给了他。1960年10月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组织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曹鹏指挥全苏广播乐团先行演绎了贺绿汀的《晚会》及马思聪的《塞外舞曲》，接着才演奏第一次登上囯际舞台的《梁祝》协奏曲，当时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国际获奖者、著名演奏家鲍•格里斯登。此后第三天的10月8日，全苏广播电台总监告知他，这场演出将向全世界广播。

1960年，曹鹏在莫斯科指挥演出

西崎崇子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次日，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电台就专门播放和介绍了《梁祝》。

自此，《梁祝》协奏曲奏响全国，传遍世界。国人称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同时成为了世界经典乐曲中难得的饱含中国民族特色的佳作。这部长达27分钟的协奏曲，其唱片的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在2000年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梁祝》协奏曲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这不仅是对《梁祝》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创世纪的礼赞。

另外，《梁祝》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还要特别感谢两位知名的小提琴家，一位是我国的盛中国，另一位是日本的Takako Nishizaki（西崎崇子）。盛中国被誉为海外演奏《梁祝》最多的人，从1980年起至今，共演出达上万场次。他回忆道，曾经有位老农民激动地对他说：他听《梁祝》录音已经听坏了七盘磁带，这位农民还动员全村人一同包下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诚邀北京交响乐团和他共同为他们这些农村人演奏《梁祝》，由此可见《梁祝》对农民影响之大，与其情感共鸣之深。而已经定居香港的西崎崇子在香港偶然听到了《梁祝》就非常喜欢，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丈夫Klaus Heymann（克劳斯.海曼），这个海曼就是日后国际知名的唱片公司NAXOS（拿索斯）的创始人。海曼在听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后也大为欣赏，在他的策划下西绮崇子联手由日本著名指挥家林克昌，与日本名古屋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唱片，以《The Butterfu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为名前后录制了七版、全球发行累计300万张唱片，自此《梁祝》正式走上世界乐坛。

七．《梁祝》诞生背后的故事

交响乐《梁祝》的诞生，丁芷诺同学功不可没。之前《梁祝》协奏曲的初稿是何占豪与丁芷诺一起完成的，陈钢参加后，丁芷诺便自动退出了创作组，默默地做一些幕后的工作。但就在整个总谱即将完成之际的1959年4月份，陈钢却把这份重要的资料搞丢了，这可把大家急坏了。原来为了这份总谱，陈钢经常把它随身携带进行琢磨，以便随时能够进行修改，结果就在他常走的淮海路上，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总谱不见了。此时距5月份计划的演出日期已经非常近，大家既要排练，又要汇报，还要准备演出，没有总谱那怎么行！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丁芷诺自告奋勇接手，开始根据自已的记忆和参与讨论的印象重新编写总谱。好在有了她的帮助，何占豪、陈钢很快复原了原来大部分总谱，只剩下“三载同窗”这一段只好由丁芷诺创作，实际上现在《梁祝》总谱中这一段就是她配的音乐。2005年，何占豪准备在曲谱作者的署名上加上丁芷诺，但她却婉言谢绝了。关于此事，何占豪又去请教原来的刘书记，结果刘书记说，你的建议很好，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丁芷诺的想法。

《梁祝》创作研讨中（左起：俞丽拿、陈钢、何占豪）

其实，1959年5月27日的首演只是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汇演的选拔演出，这场选拔演出分为下午场和晚上场。下午场的独奏是沈榕，晚上场演出的独奏是俞丽拿，所以从演出时间上来看，沈榕的独奏应该是真正的首演。但是，由于晚上场演出时的来宾相对下午场的重要，所以后来曾被误认为下午场是彩排，晚上场才是真正的演出。另外，下午场和晚上场的演出都是十二首作品，《梁祝》被排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而下半场还有当时比较重要的《幸福河大合唱》，因此，晚上场樊承武指挥乐队破例重新演奏的乐曲后半部分只是从“化蝶”那一段到曲终，也就是从曲谱647小节开始到曲终这一段，这段总时间约6分钟。

1959年上视春节晚会上音乐学院小提琴合奏 （左起：沈榕、俞鲁滨、吴菲菲、马崇玉、张欣、沈西蒂、丁芷诺、沈冠恩）

在《梁祝》协奏曲创作过程中，有人认为孟书记组织《梁祝》协奏曲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将此事报告到中央。陈毅副总理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时，突然打电话给孟书记，说他马上到音乐学院看他们准备的节目，并指示要全部西方艺术作品。但在看完包括《梁祝》协奏曲的演出现场，他当即表示“非常满意”。在随后的即兴发言中，陈毅副总理又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的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

由于《梁祝》协奏曲是我国第一次自己创作的交响乐，国家经常使用这首曲子招待外宾。一次，周恩来总理在陪外宾观看《梁祝》演出后的宴会上，他将俞丽拿招呼到身边，说“小俞，和你商量个事情。”总理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认真，“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去说一下，能不能改得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俞丽拿愣了一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没想到周总理会提这样的意见。周总理见她不吭声，又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说罢，他又转身回到宴会席上。那天晚上回家后，俞丽拿心里七上八下。当时，《梁祝》旋律已经深入人心，她认为这是一个定型的作品。可是总理提了这样的一个意见，如果回到学校里一传达，肯定从上到下都会极度重视，必定要落实总理的指示。可是《梁祝》能改么？又怎么改？她思忖再三，觉得已经拉熟了的 《梁祝》不能再改。她想，总理只是以个人的意见与她商量，没有必要大事张扬。

周恩来总理与《梁祝》主创人员合影

几个月后，周总理又一次陪外宾来上海。在文艺演出的节目单上，他仍然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还是那个宴会厅，还是俞丽拿，还是那一曲未经改动的《梁祝》。周总理看着在舞台上拉琴的俞丽拿，很投入地听着。演出结束时，他一边鼓掌，一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宴会结束后，周总理见到俞丽拿，直截了当地问道：“小俞，你们没改嘛，《梁祝》还是那么长？”俞丽拿有点紧张，她站在那里，看着周总理，只是笑，她笑得有点尴尬。周总理见俞丽拿不作声，沉吟了一下，笑着挥了挥手，大声说：“我不能苛求艺术家，能不能改，由你们自己决定吧。”看到周总理的笑容，俞丽拿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此后，周总理再也没有提起此事。虽然总理以后又多次听俞丽拿的《梁祝》，但每次都听得很入神。这件事，俞丽拿一直没对人说，但她永远记得周总理宽容的微笑，记得他挥手的动作。在她的记忆中，周总理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懂得尊重艺术家的伟人。回忆这件事，俞丽拿深切地感悟到周总理这番话给她的一个启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八．《梁祝》协奏曲诞生的启示

从交响曲《梁祝》的诞生过程，我们不由得由衷的感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何占豪自己说，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一个经典，就是因为老百姓要听自己的音乐，要听家乡的音乐，要听越剧，要听沪剧，我们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了。他又说：“中华民族是有才能的民族，中国老百姓是有音乐才能的老百姓。”在2009年5月庆祝《梁祝》协奏曲诞生50周年音乐会上，他还感慨的说道“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过分炫耀个人的作用，不但要受到前辈们无声地指责，也会给后代留下笑柄。”

那么，《梁祝》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后来的辉煌，我们从中又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2009 《梁祝》五十周年音乐会合影（左起：何占豪、陈钢、俞丽拿） 摄影 | 祖忠人

首先，应该是鲜明的个人品格。如果没有孟书记的勾选，如果没有刘书记恰如好处的组织，如果没有丁副院长的悉心指导，如果没有何占豪的执着坚持，如果没有陈钢的认真作风，如果没有丁芷诺的默默付出，如果没有成立民族化实验小组，等等，这些如果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参与者人格的魅力，这才有了孟书记的“识才”、“用才”、“护才”，刘书记的“劝说”、“协调”、“组织”，丁副院长的“悉心”、“指导”、“排名”，何占豪的“越剧梦”、“交响梦”、“民族梦”，陈钢的“家庭梦”、“音乐梦”、“事业梦”，丁芷诺的“知难而进”、“自行退出”、“挺身而出”。在整个《梁祝》的创作历程中，“点题”、“点将”、“点拨”，孟书记既是一位掌握大局的领导，同时还是一位感情细腻的学者，点化作品，赋予其灵魂，只有孟书记这样思想与艺术“两家”的集大成者才能做到。后来，随着《梁祝》的成功，孟书记随后决策并具体组织“上海之春”年度音乐节的设立，此后推出了一系列国内乃至世界有影响的交响曲（如《红旗颂》、《长征》、《抗日战争》、《英雄的诗篇》、《东方的曙光》等，芭蕾舞剧《白毛女》，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等等），该音乐节已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有影响力的音乐盛宴，每年都会推出一些代表性的曲目。刘书记尽管是《梁祝》创造的具体组织者，他始终把握乐曲创作的节奏，协调、组织和解决创作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深谙乐曲创作的专家，能及时发现乐曲创作过程中的问题，并指导帮助其改进和完善。丁副院长具有丰富的乐曲创作经验，从专业的角度给予两人创作过程曲调结构的把握和指导，又以一位长者的前瞻视野帮助何占豪、陈钢两人确定作者排名，而他和女儿（丁芷诺）甘当该乐曲创作的“绿叶”。当然，乐曲创作过程中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应当说，优秀的个人品格是《梁祝创作》成功的基石。

其次，应该是良好的创作氛围。在《梁祝》的创作过程中，何占豪只是一位只有26岁（陈钢只有24岁）、入学仅一年多（大二）的大学生，而且还是浙江省越剧团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在职学生，并且没有任何交响乐的创作经验，学院就把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创作这样的重任交给他，这一方面体现了学院党组织对何占豪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优秀的个人素质和对事业精益求精的精神，而这一切，既得益于学院良好的学习氛围，也得益于学院良好的工作氛围，同时更重要的是还得益于学院“教、创、演、研”一体化工作模式，即通过实践去教学、在实践中来创作、又在实践中演练、再在实践中研究和升华。从学院在音乐厅走廊上决定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到从越剧发掘中创作“小梁祝”，再到创作大型交响乐“梁祝”，这种工作氛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说，良好的工作氛围是《梁祝》创作成功的基础。

再其次，应该是卓越的创新精神。越剧原本只是绍兴的地方小戏，好比“乡镇企业”，经袁雪芬对其唱腔进行改革，赋予其淳朴的旋律、多变的节奏、真挚的感情、醇厚的韵味和表演上重视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后，成为国内的与秦腔、川剧、豫剧等齐名的戏剧剧种，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问世，使越剧曲调为世界的认识，这一切得益于创新。何占豪深谙戏曲的程式与章法，对戏曲曲调更是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这一经历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爱情主题”旋律的初步成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梁祝》创作初期，为了确定其主题曲调，他以“越剧”（《红楼梦》、《盘夫索夫》）音调为素材，模仿尹桂芳（越剧尹派创始人）演唱时的“绵柔”吟腔，经小提琴反复试奏、改编后创作出具有浓郁越剧风格的“爱情主题”，“三载同窗”中的“小快板”主题等，也是通过“越剧”唱段插曲进行改编后所创作。陈钢在写作《梁祝》的乐队合练时，为了彰显“民族化” ，曾想在描写“同窗共读”时加入“月琴、琵琶、三弦”三件弹拨乐器，以增强民族色彩，但是第一次合排时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乐器，因为庞大的管弦乐队将它们全给淹没了。第二次合排时他便要求演奏人员尽量放声演奏，可听到的则全是噪音。没有办法，当再进行合乐练习时，就没有让这些民乐参与，结果整个听起来反而纯静了，于是把所需要的弹拨效果改用弦乐拨奏代替了。这件事情令陈钢感悟到，不是用了民族乐器就是“民族化” ，“民族”当作为一种融入世界的音乐元素时，其主要是取民族之魂与民族之精粹，乐器与演奏法则是次要的。应该说，创新精神是《梁祝》创作成功的灵魂。

最后，应该是源于实践的探索精神。艺术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梁祝》很好的诠释了这个道理。何占豪从小就接触绍兴戏，然后到浙江省文工团，再到浙江省越剧团，每一步都在不断积累心智和演奏技法。接触小提琴之后，摸索这创作了弦乐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并且还得到北京、上海等地来的艺术家的认可和启发，并深感自己的艺术功底有差距，这才到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进修。在学院学习期间，不仅尝试了改编传统的音乐作品，还研究了将传统演奏技法应用到小提琴演奏，更重要的是，在协奏曲中融合了传统戏剧中的唱腔元素、乐器元素和个性特点，使得所创作的乐曲不仅我国老百姓喜欢，国外老百姓也能从中受到感染和共鸣。该曲创作过程中孟书记、刘书记、丁副院长，以及许许多多参与者都从不同阅历、不用艺术角度，利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指导乐曲的创作，这才使这部乐曲成为经典。应该说，实践探索精神是创作成功的保证。

音乐是开疆拓土的工具，它能引燃人们的思考。门德尔松说过“一首我喜欢的乐曲，所给我的思想和意义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梁祝》协奏曲之所以经典，就是以何占豪、陈钢、丁芷诺、孟波、刘品、丁善德等一批音乐人将根植于国人心中的那份情结和精神的发扬光大。“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艺术，还适用于我们生活和工作，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2022.11.19初稿

2022.12.03终稿

参考资料

本文综合参考下列文献资料，敬表谢意：

1.《梁祝》三人50年生活风雨情，wenmi/article/pr8adr00y6qe.html

2.作曲家何占豪畅谈《梁祝》和陈钢没有名义之争，wenku.baidu/view/8b665e424531b90d6c85ec3a87c24028915f8581.html

3.何占豪谈《梁祝》创作故事：情之所至，音之所在，文汇报，2022.08.24

4.丁芷诺，回忆《梁祝》的创作过程，丁芷诺小提琴教学网

5.烁渊，《化蝶——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中西书局

6.《梁祝》背后的无名英雄，ewen/qikan/bkview.asp?bkid=229386&cid=691724

7.访作曲家何占豪：《梁祝》是几代人智慧的结晶，163/ent/article/5FHTM9T900033IPC.html

8.讲述《梁祝》诞生的始末-何占豪最新亿述，mp.weixin.qq/s?__biz=MzI1MTQzMzk0MQ==&mid=2247500434&idx=1&sn=a7d02228a7ede6277be9b3a3c7f86202&chksm=e9f18428de860d3e975cedfceeebc4645ddefb7bafb1f7b53d33b89886e3954acf5c87524e27&scene=27

9.孟波：难以忘怀的时代强音，ub1/shixibaogao/2021/0713/513348.html

10.99岁著名音乐家孟波去世曾促《梁祝》诞生，culture.people/n/2015/0320/c172318-26724066.html11.丁芷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解密，soomal/doc/10100006504.htm

12.《梁祝》诞生细细道来，chinaviolin/article-1480-1.html

13.刘巽达，惟求淡朴献真爱　俯首甘为“交响牛”——访指挥家曹鹏（胡凌虹），zjwenyi/wypl/xhlt_1040/202104/t20210411_19705.html

14.周恩来与小提琴曲《梁祝》的故事，xtqzf/18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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