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写诗的4种表达方式（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第327期】汪建新：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常见写诗的4种表达方式?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常见写诗的4种表达方式

【第327期】汪建新：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略显古板，颇似呈送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也从不用深奥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神仙都是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原文链接：毛泽东诗词中的群众语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了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目标，明确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四大领域重点任务。

笔者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满足行动方案顺利实施的资金需求，亟须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引金融和社会资金共同投入。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属地方事权，由地方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资金供给上，要构建权责一致、中央支持、省级统筹、市县镇（乡）负责、村级落实的投入体系。根据地区差异，中央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厕所改造与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等工程。通过绩效考核，落实地方投入责任。根据中央资金项目管理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积极申报中央项目储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渠道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监督监测、成效评估等经费纳入年度预算。

原文链接：健全财政激励机制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由于材料的稀缺性，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晚商文字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其中，“家谱刻辞”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既不属于数量众多的“卜辞”，又与习见的记事内容不同，内容上记录了一段独特的“家谱”，故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注意，争议不断。

确实，甲骨之残缺导致太多不确定性，倘存有完整可信的辞例，便足以证明家谱刻辞之真实，幸而这在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透过目验实物，一版史语所藏的契有宾组卜辞的龟背甲（《合》13517 《乙》6087 R60751），被观察到表面存在不少受人为刮除的旧字迹。这些既有的痕迹遍及龟甲的大部分，原非卜筮记录，很可能是为了刻下新的卜辞，才将旧字迹加以抿除，以利于契写文字。根据观察，旧字迹乍看杂乱无章，其实具有一定的行款规律，均由上而下书写，并形成大约十组左右的竖行字排形式，显然出自刻写者有意的安排。学者原本径以习刻看待，然经过目验摹写，可发现它并不是无法释读的，这几组字排都是以“子曰某”的词句所组成，或省略了“子”字。以右侧第一排为例，根据卜辞一般书写式并参酌同版辞例，可将仅存可识的几个字由上而下还原为：“……[子]曰□，子曰名，曰…… ……”这类连续书写的“子曰某”内容虽然未见于一般卜辞中，却与家谱类刻辞颇为近似，两者之间应该具有可比性，彼此性质是较为接近的。

由于这组甲骨出自科学挖掘，又非卜辞，绝非为新生儿占名的选贞，因此这些字迹除了归于“家族谱系”的记载外恐怕没有其他太多可能。种种迹象，皆与早期家谱刻辞若合一契。

这版龟背甲残存的刮除刻辞，确切无疑地证明“某子曰某”的辞例真实存在，显示晚商贵族阶层很可能普遍存在对家族谱系进行文字记录的现象。可以想见，身为一族之宗子，具有将整个家族谱系完整记下的动机是完全可理解的，最初的“历史感”在家谱刻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既有的史官体系记载外，古人对自己的血缘谱系的高度重视亦催生了史学意识的萌芽。当然，从另一方面来思考，这种世系的“记录”也有可能纯属虚构，只是书写者透过一定格式、行款的书写来练习契刻的技巧，至于是否当时真有这些家系则已无从验证。但即使是虚造，我们也应当承认他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中确应存有“家谱”这一概念，否则这些特殊的内容便无从产生。

从商周以降，关于家族谱系的相关记载与日渐增，例如两周青铜器铭文中便习见王室以及贵族家世的详尽记载。这一方面受惠于书写载体材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视作晚商家谱传统的直接承继。此文化现象跨越3000多年，构成了我国传统底蕴的一贯性，十分值得重视。由此可见，对于古文字材料，无论新旧，均应加以重新多元审视，是未来在进行文化探源研究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大辞典”（18ZDA303）、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史语所藏殷墟一至十五次挖掘甲骨目验整理与研究”（19VJX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惟捷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新材料彰显“家谱刻辞”的史学价值

第一，积极落实长江大保护有关政策要求，加快推动横向补偿机制全覆盖。

按照《长江保护法》第七十六条相关要求，以及《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发挥中央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强化“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立高层级工作机制，推动长江流域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干流、主要支流、重要湖泊及饮用水水源地等水质敏感区域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加快建立横向补偿机制。加强上下游省份落实流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责任的督促考核，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组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监管的推进机制。

第二，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补偿方式。

鼓励上下游跨区域结对发展，开展多元化补偿实践，引导下游地区通过生态产业扶持、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帮扶建设、人员技术培训、飞地经济等方式对上游地区实施补偿。将生态补偿效益与群众利益挂钩，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实现生态保护地区地方财政状况改善、当地群众致富与生态环境改善“多赢”。

第三，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开展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研究，建立与生态产品价值相适配的补偿标准，探索多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式。以“水”为主线，加大优质水源地生态涵养能力提升力度，提高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群众致富相结合，将优质生态文化资源与农旅、林旅、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知名品牌，增加附加值，让百姓共享生态产品红利。

第四，完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长效制度。

推动《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尽早颁布实施，从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明确相关方的义务与责任。创新实践“造血式”补偿模式，通过相关方编制流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或方案，合理安排、有序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任务，依据年度绩效评估结果，为下一步优化补偿协议和实施机制提供依据。

原文链接：健全长江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教育研究是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的支撑力量，就大的趋势而言，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范式正在下列不同维度上发生重要的和明确的变革。

研究目的上从重知识生产到重实践改进。毋庸置疑，教育研究基本目的是对教育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提出一些新观点或新主张。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工作只是止于这种教育知识的生产，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至于对它们所反映的对象——教育实践——产生什么样影响，则很少关心。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教育知识生产与教育实践改进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总体上降低了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改革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得教育实践改进始终停留在经验摸索层面，很少得到教育专业研究的支撑。

这种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包括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教育决策者呼吁教育研究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教育实践需求，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服务教育改革创新。教育管理者和实践者真诚欢迎教育研究工作者到教育一线去，不仅搜集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数据，更要基于研究发现提出明确的工作改进意见建议。教育研究者也对传统的以论文和著作产出为标志的教育研究目的观进行批判性反思，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去助力教育系统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提出一种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的完整认识路线和“学术—实践共同体”主张，展现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和实践情怀。

学科基础上从重单学科研究到重多学科研究。科研组织上从重个人兴趣到重有组织科研。研究路径上从重国外理论借鉴到重本土理论建构。研究视域上从研究中国问题到研究世界问题。

作者：石中英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羽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新时代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趋势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