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到荼蘼花事了指的是贾宝玉身边的哪位丫鬟（开到荼蘼花事了）

由著名词人林夕填词，天后王菲演唱的《开到荼蘼》，是一首伤感的情歌，少男少女们都很喜欢。歌中有一句“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颇有些宿命的意味。据说林夕写这首歌送给王菲，是为了开导她坦然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花开荼靡时，必将是满地凋零，所有的红颜都将美人迟暮，所有惊心动魄的爱情都将变成味同嚼蜡的生活。

这首歌词源自宋代王淇《春暮游小园》诗：“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夭棘出莓墙。”《红楼梦》中也有这样的情节，女孩麝月抽到了一支花签。花签的名字是“荼蘼”—韶华胜极，背面写着，“开到荼蘼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以花喻人，暗示麝月的命运，花已凋谢，一切将归于尘土。

正如“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一样，一个覆灭的王朝背后，总有几个混蛋的国君。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是个倒霉蛋，我们不能说宋徽宗是弄死北宋的罪魁祸首，但我们可以说，是宋徽宗亲自搬倒了支撑北宋的最后一根柱子，他在执政期间的种种荒唐和不堪，使他成为亡国之君的典型代表。

卿本佳人，奈何做帝王

宋徽宗赵佶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他在位二十六年，除了登上帝位第一年表现正常像个有道明君之外，其余二十五年间都是个荒淫无耻的混蛋。人生就是一列有来无回中途永不停靠的火车，谁也无法买到回程票，如果你不小心上错了车次，那迎接你的将是扑面而来的悲剧，赵佶就是上错车的乘客。他本不该做皇帝，他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烛照千秋的艺术大师，“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全才。他的词极负盛名，亡国后写的《燕山亭》曾被王国维拿来和词人皇帝李煜作对比，称为“血书”；他创造的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瘦金体”独树一帜；他“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工笔花鸟画闻名天下。历史湮没了宋朝，但没有湮没他的艺术才华，赵佶的作品现在可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但可悲的是，他是个胡作非为的亡国之君。

总之，这是一段混沌错位的人生，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皇帝，就像香喷喷的天津大麻花，整个全拧。所以元代的脱脱在《宋史》中评价，宋徽宗“诸事皆能，唯独不能为君”。甚至有人说“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把宋徽宗看成是北宋亡国的第一责任人。

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本无希望做皇帝。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但宋哲宗赵煦八岁开始干了15年皇帝，死的时候只有23岁，连个儿子都没留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听政。按照礼法，应该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者年长的申王赵佖为帝，怎么也轮不到赵佶。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赵佶平时表现得温良恭俭让，品位高雅，精于绘画书法填词作赋，再加上每天给向太后早请示晚汇报，给向太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宋神宗留下的几个孩子也是个个不成器，这就让赵佶有了“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机会，向太后力主立赵佶为君，但宰相章惇极力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直接攻击赵佶的人品轻佻浪荡，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兴趣也可能让人误入歧途。一身文艺浪漫气质的赵佶，对治理国家经世致用的知识不感兴趣，反而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了发展文化事业上，促进了北宋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是他对历史的贡献，同时也是遭后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赵佶在执政期间，成立了翰林书画院，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他还慧眼识英才，精心培养了宫廷首席画师张择端，支持他完成了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贪玩的赵佶还是个铁杆的“足球迷”，据说也有一身的好球技。在他的带领下，成立了宫廷男子驴球队和女子马球队。他大力发展、推广蹴鞠运动，也就是现在的足球运动，培养出高俅等一批球技精湛但心眼很坏的球星。“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赵佶本应该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一个风流多情的男子，本可以在宋朝的安乐窝里做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做一个驰骋街头脚法精湛的足球健将，但是一切如梦如幻如泡影。

在国家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时刻，赵佶沉溺于文艺的世界悠游享乐，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当时主要矛盾是宋朝与虎狼环伺的金、辽、西夏之间的民族矛盾，或者说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矛盾。然而赵佶本末倒置，不去扩充军备强大国防，反而集中精力大办书法和绘画事业。在强敌面前，一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软弱，在金人兵临城下时，缺乏一个男人的担当，匆忙间传位于儿子赵桓。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北宋王朝毁于一旦，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和大批宫女、臣子一起被掳往荒寒大漠，遥望故园，但受尽屈辱，至死未归。

赵佶本是在安乐窝温柔乡中长大的公子哥，从未尝过苦痛磨难的滋味，笔下的词自然呈现出雍容华贵的气象。“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从金碧辉煌的京城到荒无人烟的北国大漠，从一国天子到笼中囚徒，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亡国之后，赵佶的《眼儿媚》，一改往日神色，饱含了沧桑血泪。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赵佶怀念那“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的汴京，这个当时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一夜之间沦落于金兵的铁蹄下，曾经的万里山河，曾经的琼林玉殿，曾经“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早已“是非成败转头空”，而今是“朝来寒雨晚来风”。

谁改变了赵佶？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个混蛋，赵佶也是如此。事实上，赵佶并不是个提笼架鸟只知冶游宴乐的纨绔子弟，当皇家贵戚的子弟们声色犬马时，赵佶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显然是个勤奋好学、品位高雅的好青年，据说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很高。在登基之后，他也并非立马胡作非为，而是心怀大志出手不凡，这显然是要做有道明君的节奏。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息党争。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他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赦免苏东坡，将心狠手辣的宰相张惇流放到雷州岛。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大鸣大放地批评朝政，提拔了一批贤良之臣。他恪守“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古训，在朝内大兴节俭之风。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嘱咐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总之，全国上下改革的氛围非常浓厚，年轻有为的宋徽宗，似乎要将暮气沉沉危机四伏的北宋王朝，带上中兴的道路。

忽如一夜春风来，徽宗皇帝变化快。赵佶并没有在有道明君的道路上走多远，就转头向着荒淫无耻的亡国之君的道路上狂奔，直到他玩物丧国，身死异乡。事实上，赵佶并不寂寞，近500年后，明朝的万历皇帝重蹈了赵佶的覆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变得昏庸无比？其实，答案并不复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一身文艺气息的宋徽宗来说，绝对的权力或许还意味着绝对的幼稚。赵佶登基之时，向太后还在“垂帘听政”，赵佶也就是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手里的绝对权力不多，加之中兴大宋的雄心壮志，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北宋似乎有起死回生之势。第二年，太后结束“垂帘听政”，将所有的权力移交给了赵佶，这个时候，权力这个魔鬼开始从魔瓶里窜出，逐步吞噬着赵佶的理智、良知和智商，直至他在疯狂中灭亡。

在权力的催化下，他开始由着性子提拔他喜欢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佶是个书法家、大画家，是一个一身浪漫气息的文艺青年，他自然喜欢那些有才有艺的人，比如蔡京。蔡京是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弟弟，他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造诣，不在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下。据说本来四大家的“蔡”就是他，但因为他名声不佳，就改成了他大哥蔡襄。作为文艺青年的赵佶自然很崇拜蔡京，他不改自己轻佻的本色，在一年之内，把他亲手贬到杭州的蔡京一路提拔为宰相，从此走上了骄奢淫逸的丧国之路。其实蔡京的发迹，得益于宦官童贯的倾力扶持。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当时还在杭州窝着的蔡京，在童贯搜集赵佶喜爱的文物字画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内行的蔡京的指导下，童贯顺利地搞到了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等真品，这让童贯在徽宗面前大为露脸，作为回报，童贯没少在赵佶面前说蔡京的好话。此二人相互帮助提携，把持朝政，最终形成了北宋历史上被称为“六贼”的统治集团。

获得了权杖之后，蔡京顶着改革家的光环，大力打击旧党，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坏、规模宏大的政治迫害运动。蔡京为赵佶提供了一份元祐党人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喜欢炫耀的著名书法家赵佶书写了元祐党人名单，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由著名书法家蔡京书写的则在全国各地刻印并竖立石碑，昭告天下，并作出了党人的父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任职，更不得擅入京师，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等荒唐的决定。套用秦观著名的一首词，就是赵佶蔡京一相逢，便毁却人间无数。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宋徽宗赵佶前后判若两人的原因了。首先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了宋徽宗绝对的腐败；其次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了宋徽宗绝对的弱智；最后是绝对的权力催生了以蔡京为首的祸国殃民的“六贼”统治集团，因为，极端集权的皇权体制，是产生乱臣贼子的温床。

享乐主义是穿肠毒药

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是亡国之君的标准配置。这方面，赵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首先是缺少担当，贪图安逸。赵佶追求“丰盛、通达、安乐、阔气”的生活，渴望在大宋建立一个“丰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在这种享乐主义的指导下，赵佶穷奢极侈，滥增捐税，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园林，铸九鼎、建明堂，令童贯在苏州、杭州设立了“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的数千名工匠，制造各种工艺品；令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从东南地区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大运河运往汴京，《水浒传》里说的“花石纲”，就是献给赵佶的奇珍异品。按理说，喜欢奇珍异石是一种品位高雅的爱好，总比那个整天沉溺于酒池肉林的商纣王要风雅的多。但是，“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赵佶的爱好成了全国官员的爱好，同时也成为全国人民的梦魇。1123年，朱勔在太湖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在造巨舰运送至京城后，宋徽宗极为高兴，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也被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盘固侯”。就赵佶这智商，今后也只能看看石头了。

赵佶智商出了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崇信道教。他虔诚地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像南唐后主李煜崇信佛教一样，赵佶立志要把宋朝建成一个道教国家，大量修建道观，每天乐此不疲地举办采阴补阳的宗教仪式，以追求长生不老永远做皇帝。赵佶不仅在智商上出了问题，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问题更加严重，简直是三观尽毁。他后宫粉黛三千人，犹嫌不足。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他别出心裁设置了行幸局，经常借下基层调研和公务接待的时机，微服出宫，沉迷于追逐声色寻花问柳之间，整日和李师师等一干美女厮混。他还命人在宫内设立市肆，让宫女当服务员卖酒，自己装成叫花子行乞其间。就这样，最后输了人生玩掉了国家。

赵佶轻佻放荡的另一面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经常放弃九五至尊的身价，和臣下打成一片，甚至一起玩暧昧色情的游戏。他比较喜欢的有蔡京那个擅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的儿子蔡攸，长得很帅能歌善舞的流氓宰相李邦彦等。赵佶经常和他们几个宴饮狂欢，插科打诨，不醉不归，以至于“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挨打并非因为落后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我国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很多数据证明，宋朝乃当时世界第一大国。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这是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强盛的超级大国。但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什么让北宋王朝一夕之间便轰然崩塌？

首先是这个王朝的软弱性格。男人们血战疆场，那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唐时社会的普遍心态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崇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英雄，士人们往往通过战功获得功名利禄。而到了宋朝，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民间流行一句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还有一种说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意思是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在“娱乐至死”的心态下，宋朝犹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龙，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流连于花前月下青楼楚馆，在浅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后世的梁启超说得好，“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宋代综合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这一点，顶层设计者太祖赵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是政治改革的时机把握不当。法国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阐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胆推进，更需要审慎设计的道理。若宋徽宗地下有知，可以拿来看看。赵佶怀着一腔理想，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改革的时机和制度设计极不合理，使表面正义的改革成为臣下腐败借机敛财的手段，导致民怨沸腾，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

第三是全社会弥漫性腐败。这也是这个王朝灭亡的终极原因。落后就要挨打，而腐败同样挨打。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外敌入侵，而是民众的反抗。随着方腊的揭竿而起，“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对此，宋徽宗在《罪己诏》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军队的腐败更令人惊心动魄，使本来装备质量、兵员数量远胜金朝的军队，在金人的铁蹄之下一触即溃。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这一点和晚清极其相似。而宋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给只会踢球的高俅主管，焉能不败？而在赵佶治下的北宋朝政，更是一团浆糊。他重用“六贼”，纵情声色，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北宋晚期的腐败是严重的体制性腐败，到此时，北宋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可见，北宋不是亡于金人之手，而是死在体制性腐败之下。所以，北宋不是被打死的，而是病死的，此言不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话题。当花开正艳时，为政者要知道“开到荼蘼花事了”的道理。

摘自《欲将沉醉换悲凉——北宋词人的命运沉浮》文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