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书单写作写出我心（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

三十年前，杨葵还在作家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编过一套六卷本《贾平凹自选集》，风靡一时。三十年后，他自己的40万字三卷本自选集也交由“老东家”作家出版社出版。稿子由杨葵亲自编选，旧作重读，更觉太阳底下无新事，“孔老夫子当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的人心，再变幻莫测，穷究到底也无非那些旧情感、旧道理。”

他的文章大部分是灵活短小的散文，自言属于“自唐宋一路下来到民国的‘笔记’文体”，写节气、旅游、读书、观影、听琴，乃至日常生活的琐碎种种，往往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读来令人莞尔，又温和蕴藉。因在作家出版社供职15年，杨葵与中国当代许多作家打过交道，文集里涉及许多文坛的逸闻故事。他写人物十分毕肖，几句话便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形象。

比如《立冬·昆明》里，写在昆明陪汪曾祺逛一条小巷子，老头儿故地重游，“细长小眼滴溜转”，仿佛侦察兵深入敌后，嘴里还叨叨：“基本没变，基本没变”。写为了送稿费去冰心家拜访，老太太坐在沙发上，嗓音浑厚地笑道：“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写贾平凹自得于文物收藏，又十分“抠门儿”，总向来访者说“不值啥钱么”，“说那话的神态，像个老财主，生怕人家盯上他碗里的肉”。写王安忆说话语速极快，旁人轻易插不上嘴，原因在于“她思维极其活跃，大脑高速运转，丰富繁密，又来去跳跃，很容易导致语句跟不上，所以越说越快”……

这些作者，在杨葵的编辑生涯里，有深交有浅交，有的成了知心好友，有的如流星一闪而过。杨葵倒也洒脱，从未刻意维护与作者的友谊，只不过对人对事倾尽心力，“有缘自来相会，自会相交，该来来，该去去。 ”

又写了许多不知名的小人物，老傅、老段、小张、小罗……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甚至也谈不上有什么故事，只是像相册里的旧照片一样，一张张翻过去，哭哭笑笑地组成了岁月的样子。

沉甸甸的《杨葵自选集》分为《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三卷，一卷写柴米油盐，一卷写文艺生活，一卷写知交故人，卷名出自陶渊明诗《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东园之树，枝条载荣……”《停云》是一首思亲友的诗作，暗喻着杨葵对往昔的绵绵追怀之情。于他，“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记录人生，并从中体悟人生”，若说这几十年的文字里有什么“不过时”的，那就是看似简单实则最难的——常识、逻辑与爱。

南都专访杨葵

对当下生活有参考意义的篇章

南都：1992年你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编了一本《贾平凹自选集》，据说曾引发中青年作家出文集热潮。当时出作家自选集是很稀罕的事情吗？作家自选集往往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值得看？

杨葵：不是一本，是六卷本《贾平凹自选集》，有长、中、短篇小说卷，还有散文卷。不是我一个人编，整个编辑室合作，可见当时为了这套书，有点兴师动众。最初叫《贾平凹文集》，主管领导死活不同意。那个年代“文集”都是盖棺论定的内涵，正值盛年的作家出文集，在老一代编辑看来大逆不道。后来妥协，改叫“自选集”。严格说来确实叫“自选集”更贴切，我们想叫“文集”是抢眼球。啰唆这么几句，是想顺便比较出版业三十年来的变化。

具体到作家自选集，一般是指作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写作，有了量的积累，再从质的角度整理旧作，从中撷取自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结集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一段时间内的创作精品。通俗点说，一套《自选集》在手，作者此前出版的作品基本可以不留了。当然，对文学研究者而言，花点工夫对比一下取了哪些、舍了哪些，可以写论文。

南都：你在什么情况下起意编辑出版这套“杨葵自选集”？面对自己过去三十多年两百多万字的文章，编辑时有什么挑选标准？阅读旧作的心情是怎样的？

杨葵：我曾在作家出版社效力过十五年，2003年我三十五岁，辞去公职成了自由人。那以后出版了九种个人作品集，都不是在老东家这儿出的。老同事们一直关心我，多次让我把新书稿交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直没同意。倏忽二十年过去，老同事们都快退休了，说再不合作一回太遗憾了，建议我出一套全集。这是他们的好心，我再自信也明白自己不配出全集，所以仍然拒绝。

前年开始疫情肆虐，每天在网上东看西看，越看越焦虑。与此同时，会时时想到自己写过的一些旧文。之前一直以为那些内容早已过时，可是经历这场疫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人生并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重常识、讲逻辑、有爱心，能把这三样做好，就不会糟糕到哪里去，而这三点，正是我不厌其烦写来写去的三个主题。想到这一层，我主动找回作家出版社，建议全集就别扯了，选一些篇章，出一套自选集还有价值的。

旧作重读，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有一天我在微博上写了一句编稿感想是这么说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孔老夫子当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的人心，再变幻莫测，穷究到底也无非那些旧情感、旧道理。这段话也算做我选稿的大原则吧——只选对当下生活还有参考意义的篇章。这一标准里边，含有两层时间的检验，一层是我自身写作三十多年后还能认可；另一层是社会发展三十多年还不过时。

作家杨葵

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

南都：《枝条载荣》里写过日子的点点滴滴，印象最深是说到“两微一抖”让当下人们的交流越来越简单粗暴。你怎么评价二十多年来互联网社交媒介的变迁？它对语言和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杨葵：互联网诞生不过三十多年，世界、社会的变化天翻地覆。具体到您说的社交媒体这一项，我个人突出感受是四个字：过犹不及。社交媒体迅猛发展，好处是每个人公开表达的障碍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过度表达。回想一下，原来一个人一辈子需要公开表达的语词，从小时候写作文，到上班了写个年终总结、工作汇报，诸如此类，可能不会超过一万字；现在两微一抖，随便一个月就说几万字。与此同时，曾有过专业统计，当代人一天接受的信息，大约是几十年前一个人好几十年接受到的信息。这就导致了语言的泛滥。记得互联网初期有个词叫信息爆炸，还是中性词，现在可以说是信息泛滥，贬义词了。人是靠语言思维的，语言泛滥，人的大脑，尤其是用心，自然一刻不得消停，所以日常生活日渐令人焦虑。外因（泛滥）导致了内因（焦虑），内因（焦虑）又反过来影响外因（日常生活质量）。

南都：你在《常识，逻辑与爱》这篇文章里也提到，现在的公众号里涌现出了许多写文章的高手，指点江山气势磅礴，读之让人惭愧。面对看起来铺天盖地的内容生产，你觉得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杨葵：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这一概念，因为互联网公开发表的便捷，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按照传统的“作家”概念来衡量，中国作家的队伍可能要上亿了吧。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现在作家都很难算一个独立存在的职业了。所以您这个题目，不妨换一下：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于我个人而言，始终禀承一个理念：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记录人生，从中体悟人生，努力让自己讲常识，讲逻辑，始终怀有爱心，不会沦为行尸走肉，乃至通过自己的写作，影响他人也向这个方向前进。

做编辑比别人更投入、更努力

南都：在《愿言怀人》里，有一篇长文记录了你在出版社做编辑时打过交道的作者们，其中包括冰心、贾平凹、王安忆、阿城、戴锦华等等。都知道名作家的书稿很难得到，你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抢稿”经历？另外，作为一个编辑，你怎样去和作者建立并保持较长时间的友谊？

杨葵：做编辑多年，抢稿的故事太多了，书里写到过一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找看。举个例子吧：当初找王安忆约新书稿，我如约到她家，她说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刚刚离开，放言杨葵如果答应版税10%，我们就12%；杨葵12%，我们就14%。我听了说：颇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啊……后来书稿还是由我出版的。

我对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书稿，都会在业务上倾尽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书稿被抢，从来没有怨言。我一般不会认为是自己业务不好，只是没有缘分而已。缘分这种事，哪里说得清呢，就别去较劲了，不如该来来，该去去。和作家的友谊也是如此，从未刻意去所谓“维护”友谊，真心相待，有缘自来相会，自会相交，该来来，该去去。

南都：当年你在出版界以“眼毒”著称，关于寻找好选题，你有什么诀窍吗？作为资深的出版人，你怎么评价当下的图书出版业？

杨葵：“眼毒”是读者和同行的赞美，甚至是捧杀，都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看走眼的时候也常有。不过确实我选择的出版项目，从未赔过钱，这是真的。总结原因，我不妨自夸一句：我比绝大多数编辑更爱这项工作、更爱书、更投入、更努力，所谓“眼毒”，所谓“好选题”，不过是前述这几项“更”的自然结果。

南都：图书编辑是一个非常精耕细作的工作，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对你个人的写作有什么影响？你出版的两百多万字作品大抵是散文，为什么偏爱这种文体？

杨葵：我一直认定自己的写作是“业余写作”，少年时期爱好文学，诗歌散文小说一通胡写。后来为了工作需要，做编辑的人，如果自己不写作，对待书稿和作家很难细致入微，所以也一直在写。

连续编一个作者的稿子时间长了，会不自觉地被他（她）的文风拐跑，不过不用担心，就当是写书法临帖，向前辈学习，博采众家之长，只要自己有主心骨，过不了多久会回来的。

于业余写作而言，散文这种文体比较合适，篇幅可长可短，也不需占用太多整块的时间。另外，我只写散文，也是我对它有一些思考——中国当代文体划分，是分成小说、诗歌、散文、纪实这几大类；而在中国古代，只分诗、文两大类，一切非诗的文体，都可划在文类，所以内涵非常丰富，可触及的内容也极多。我写的这些东西，其实和当代文体划分出来的“散文”不太相符，更像中国古代文体划分中的“文”，尤其是自唐宋一路下来到民国的“笔记”文体。简单说来，文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以载道的文，志向宏大；一类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的文，没有定式。我偏爱后者。

阅读习惯比读什么更重要

南都：《静寄东轩》一辑里收录的大部分是读书笔记、书评、影评等，其中有许多文字谈到读书。能谈谈你的阅读习惯吗？最近几年有没有特别喜爱的作品或者作家？

杨葵：我的阅读，特别像那句俗话说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从小到老几乎没有过做学问式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阅读。年轻时候也很期待自己有这样的“整体”阅读，但是屡试不成，过了四十岁，觉得自己肯定不是做学部那块料，就放弃了。这也是人生一个遗憾吧。

顺便多说一句：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阅读而言，其实读什么、怎么读都是第二位的事，养成阅读习惯更重要。比如等个人、发个呆，这些闲暇时光，是去打麻将、玩游戏，还是顺手抄起本书读两页，这个差别很重要。

近几年读书，古籍偏多，佛教类偏多，现当代文学读得越来越少，基本都是作家朋友有新作惠赠，无论如何都会翻半个晚上。最近最喜欢的作家是左丘明，因为我正在读《左传》。当然，这是本历史著作，可是从文学角度去看《左传》，写得太棒了。之前我就觉得，司马迁不光是个历史学家，更是个大文学家，现在觉得，左丘明比司马迁还要好。

南都：你在当编辑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读书为业”，自从离开出版社以后，书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你觉得应该怎么描述书与人生的关系？

杨葵：编辑作为正式的职业，只有十五年，之后虽然也偶尔应邀客串做编辑，毕竟机会很少，可是有意思的是，不再做职业编辑已经小二十年了，很多人还在说我做编辑的事，网上还是有很多人想尽办法联系我发来书稿，包括您这次的采访，很多是关于编辑、出版的问题。这让我有点惶恐，虽然一直自认是个好编辑，但真没好到这个程度啊。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人都喜欢怀旧，虽然眼下还有不少好编辑，但他们是正在进行时，而我是过去时，所以喜欢唠叨唠叨我吧。

书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形影不离啊，自然重要。但是和过去比，还是有不小变化。比如我曾经说，过去总希望坐拥书城，为此也确实在家里、工作室里，所到之处满坑满谷的书，都塞不下了，还在不停买书。现在很少买书了，很多书也都送人送图书馆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徒然草》里说过，“让人感到粗俗下品的物象有：落座的周围放置很多东西，石砚上笔多，佛堂上佛像多，庭院里草木过多，家里子孙过多，与人见面话多，祈愿文中写自己的善行多。”我现在深深认同这个话，觉得坐拥书城就是落座周围太多书，是“粗俗下品的物象”，哈哈。

南都：回顾这三十五年，你觉得文学生涯带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葵：还是那个话：常识、逻辑和爱。假如说我也配有个“文学生涯”的话，这是我一直在写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这套三卷本的《自选集》出版之后，希望能尝试着写写虚构，就是写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主题仍然会，也一定会是常识、逻辑和爱。

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