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凤年离开敦煌看到的人是（叶文玲解放前夕）

【文/叶文玲】

在上海，最令常书鸿高兴的是，他再次遇到了一个知音：郑振铎。

将敦煌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是他在敦煌组织临摹时就埋下的心愿。他原来一心期望教育部能资助他完成这一心愿。可是在南京所感受到的一切，使他早已打消了这一念头。上海的出版情况良好，使他心愿重燃。一听说郑振铎先生是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常书鸿那根兴奋的神经立刻跳了起来。与郑相晤未几，常书鸿已经感觉到郑先生是这些年来他所遇到的最能感应敦煌艺术且最能感应他心怀的人。遗憾的是，郑先生虽然对敦煌艺术热爱有加，却并非阔佬，但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将这些摹本印成黑白版。

常书鸿一听，着急地说：“郑先生，这些摹本若是印黑白版，那就可惜了，要知道，敦煌艺术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就在它的色彩中……”说着，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不可自说自话。难道人家不明白吗？这位郑先生能慨然允诺出黑白版，已经是雪中送炭之举了。

莫高窟138窟女供养人（晚唐） 图自敦煌研究院

“常先生，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和出版能力都不能尽如我所愿，我何尝不想出一部最漂亮的彩色版啊！”郑振铎说着，脸红了起来。“彩色版成本是黑白版的好几倍！”

常书鸿非常难为情。自己刚才操之过急，说话就没有分寸了。他也红了脸，歉疚地说：“对不起，郑先生，请你务必原谅我的心情……”

“哪里，哪里，我当然明白你。常先生，我倒想起一个主意，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他们如果能出资，经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他这一说，常书鸿立刻想起来：在南京展出的前一天，早已回到北平的董希文，闻讯拍来电报表示祝贺。希文经吴作人、李宗泽推荐，现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希文还是穷教员，但他的姐夫黄肇兴是建业银行经理，在上海滩也是有名人士。这事与希文说说，让他去与其姐夫商量，准成！

……

为尽快高质量制成版，常书鸿住处、印刷公司两头跑，忙得不亦乐乎。

1984年夏，作者（左三）与常书鸿夫妇等人在莫高窟合影

有一天，教育部教育司的剡司长，突然从南京赶到上海，屁股没坐热，这位司长拿出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信。

教育部长的信十分简短，但口气是毋庸置疑的：

“……俟上海展览结束后，从速将全部敦煌摹本运往台湾展出。”

常书鸿一看，晴天霹雳顿时炸在头上！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这位剡司长，拿了这封信，仿佛就是尚方宝剑，他对着常书鸿像宣读圣旨似的读完了这封“部长亲笔指示”，仿佛常书鸿不立马执行，就是“抗上”！

朱家骅

常书鸿悲愤难忍。这么多年，忍受了这么多挫折，经受了这么多困难，没见教育部诚心关顾，现在说句话就要我把研究所全体人员的心血，运送到台湾去，这与公开的掠夺何异？

他攥着拳头的手一直在哆嗦，他知道和眼前的这个人，无可理论，多年的挫折，使他稍稍学会了控制。墙上的那张印着在大新公司展览的海报晃过眼帘，他压了压心中的火气，说：“有个情况，教育部应当知道的，为了敦煌研究所的生存，更为宣传敦煌石窟艺术，我们这些摹本，正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印刷制版，眼前是无法再拿到别处展览的。”

“印刷制版？这事你请示过部里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半年前我就向部里报告过了，你不知道是你的事，部里迟迟不批，是部里的事，我是所长，为了全所人的生存，为了宣传敦煌，我有权利作这个主。”

司长的脸色又像青砖一样了。“那，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搞完？”

“那可说不准，技术上的事很烦难，一时半会无法结束。”

司长的脸越发难看起来。“这个，你这样的讲法，叫我回去怎么向部长回话？”

“怎么回话，那也是你的事，我对你说的，都是事实。”

……

“常所长，你是知道的，部长的手令，对于我们就是两个字：服从。如果不照办，后果自负！”司长说完，悻悻地站起，拂袖就走。

常书鸿觉得，对这样的人，连跟他说声再见都用不着。

……

深夜，他将摹本分两部分包好，一部分交给上海的亲戚——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保存。

向朱惠康交待完毕，他立即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

深夜开出的这列沪杭列车，十分冷清。他所乘坐的这节车厢，三分之一的乘客都没有。

常书鸿在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一天忙碌，虽然疲累已极，他却睡意全无。那个装着另一半摹本的大画箱，宝贝似的躺在他的座位下。为了及时和保险，他不敢托运而宁可教自己受累也要随身携带；膝头上，还横着睡得七仰八叉的小嘉陵。此时，虽然诸事都有交待，但他心里依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凄惶。上车前，他一直心里惴惴，是朱惠康帮他打点了列车员，才破例让他带着这庞然大物的大箱子上了车。这部分摹本他准备带到杭州，让他的大哥常书林珍藏。因为，大哥大嫂早已慨然答应替他照管嘉陵，于是，这一举便是两得。

还在出发时，他就跟大哥大嫂商量好了，让他们带来脚夫接站——既接人又接画。

杭州到了。大哥大嫂按时守候在月台。多年不见的亲人一相见，总有说不尽的话。

……

他压着声音，把在上海与剡司长的这番周旋说了，又说他若不赶紧离开上海，说不定那些人又会上门来找他的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只有立即回到敦煌去，那些怕吃苦受累的家伙才不会跟踪而来。就为这一点，他连后天去兰州的机票都托人买好了。

常书鸿说着，心里仍然涌动着许多凄惶。他长叹一声：“这就叫国无宁日，遑论家安！现在，杭州的大小官员也是人心惶惶，倒是做小老百姓的无所顾忌。等着吧，等到有了安生日子再合家团聚吧！”

上海到兰州的这张机票，是朋友们千方百计搞来的。直到在飞机座舱中坐定，常书鸿才长长吐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这一连串的行动，仿佛在出逃，是为了逃回他的故园而奔命。

……

离了兰州辗转酒泉、安西，又是朔风凛冽的时日；又是月光清冷的夜晚；又是一头毛驴作坐骑……

一眼望见莫高窟那密密麻麻的“蜂房”时，从驴背上翻身跃下的常书鸿，扑向了一别几个月的千佛洞。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局部

常书鸿一脸风尘，走进了于右任题写匾额的莫高窟，走近了中寺。夜半的千佛洞静静的，周遭空寂无人。一个人影飘游了过来，那是念夜经的老喇嘛易昌恕，他是听到了毛驴的声响，才从上寺走出来迎接的。常书鸿一见是老喇嘛，心里立刻有说不出的滋味。

几次往返，迎接他的总是这位年过八旬的老邻居。常书鸿见他从上寺特意过来向他关照慰问，心里泛起无限温暖。便鞠躬回礼道：

“谢谢，谢谢，不打扰了，你也辛苦啊！不要紧的，我那里有炉子，生起火来就好了。”他猛想起在兰州时，友人曾送给他一些香油，便从毛驴背上的褡裢里摸出来一小瓶要送给他，可老喇嘛说什么也不肯收下。

这时，窦占彪和范华也闻声起来了，他们忙前忙后地为他生火烧水扫炕，烟气腾腾中，一壶滚热的水立刻教小屋温热了不少。

两人见所长回来，少不了又是长长短短地说了不少最近的事。从他们两人嘴里，他知道：所里的不少人因为经费无着告假走了，当然，这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

烧开了水，喝了茶，常书鸿才觉得冻僵的身子有了活力。窦、范两人走后，常书鸿这才又一次细细环顾这间已经伴他度过了六年的小屋。

……

常书鸿回身关好窗，当他摸索着火柴，想重新点上油灯时，却摸了一手沙子！刚刚扫过、揩抹过的桌上、书架上、炕上，全是沙子！

他拍了拍手，又从头摸索，才从炉火的微弱光照中，摸到了炉台边的火柴。

灯重新亮了起来。睡意全无的常书鸿，再次扫净了桌面、书架、炕上的沙子，拿出一沓稿纸，倒上墨汁，奋笔写下十三个大字：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

常书鸿稍稍顿了一下，脑海立即像狂飙翻卷，万千思绪都奔涌到笔尖。

石室藏经的发现，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事，出土有经卷、文书、图轴等，关系历史、宗教、文化各方面，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但较中国历次文献的发现，如孔壁古文、汲冢竹书、殷墟甲骨、流沙坠简等为重要，而且较之18世纪意大利发现1800余年前的庞贝（Pompeii）古城也无逊色。这个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

他的笔停住了。这句话太平淡，很不过瘾，那么，应该怎么说呢？“这是个内藏了太多奥秘的奇迹”？不不，这样说也没有到位，那么……对了，应该这样写：

这个把世界文化史重新改写的大发现……

这就对了！

从洛克济（1879）、斯坦因（1907）、伯希和（1908）、橘瑞超（1910）、华尔纳（1924）等先后到达……

斯坦因

他又停住了。他掐着指头，默念着这些有着探险家、考古学家一堆堂皇桂冠，但在中国的行为理该被钉上“盗掘”耻辱柱的名字。心想：还有没有遗漏的呢？他嘴里咕哝着，又重新想了一遍，才接着往下写：

相继诱窃盗取，传布宣扬，简直把20世纪这个“发现时代”探险发掘的狂潮，从欧洲扩展至亚洲腹地。一时英、俄、德、法、美、日、瑞典、匈牙利诸国学者均纷纷前来探险发掘，风声所及，昏昧的晚清政府，尚能以保存国故为名，训令敦煌地方当局收集劫余残经，赍送京师（至今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九千余卷经书，就是那时候的收获）。以及晚近专家向达、贺昌群、陈万里、张大千、劳贞一、姜亮夫等都有过各种不同的研究和论著发表……

哦，这些名字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理应在我们的功劳簿上记载，理应载入国家和世界文明史册的光辉名字，一个都不能少！

他的眼睛在这些熟稔的名字上扫来扫去，心头荡漾起一片温暖。是的，他们都是敦煌研究事业的先驱者，他和其中几位堪称挚友和故交。与张大千的交往自不必说，桩桩件件都在心头。再比方，与向达，哦，怎么搞的，自己到千佛洞的第一天，见的就是他！可是这些年，不要说自己，随着向老的离去，所里许多后来的年轻人，恐怕连他的许多情况都不清楚。

与向达见面的情景，又一次像电影画面般鲜活起来。

向达就是向觉明。这位取了个“佛陀耶舍”古怪笔名的教授，初到欧洲时，是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转至伦敦后，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开始了他的研究。博学的向教授，多年致力于敦煌流散在欧洲的经卷文籍。常书鸿和他几乎是前后回国的，可惜在欧洲他们并未谋面。向达回来时，带回了阅读500余卷汉文和回鹘文写卷的详细记录。这是多么宝贵的文献资料呵！回国后也是一头扎向敦煌的向达，先他而住在中寺。

那日，当他去拜会时，亲睹了这个欧洲学子中的佼佼者，是那样含苦如饴地忍受了莫高窟的万般苦辛。当时的天气在江南是阳春三月，可是在乍暖还寒的千佛洞，依然是滴水成冰。

滴水成冰中的向教授，穿戴臃肿一如敦煌老农，陋室中一无所有，只有一张斑驳得全失漆色的桌子，那桌子只有三条半腿——有半条腿是用土坯支着的。就在这三条半腿的桌上，点着一支洋蜡，堆着满满的书卷。旁边一只吱吱叫的土炉子，一只烧得乌黑的搪瓷杯在煨煮着一坨同样乌黑的沱茶。

初来乍到的常书鸿，面对着眼前的场景，讶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是，这位和张大千先后来到敦煌的向达，半句没说此间的辛苦，纵横捭阖，谈笑风生，有一股真君子的大气与豁达！

敦煌，就是靠着这样大气豁达的人的传扬和保护，才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敦煌，就是靠着无数个向达、张大千、贺昌群、陈万里，才有虽然残破却留着一个“正果”的今天！

哦，这些他写也写不完的、不是敦煌的敦煌人，这些才高八斗的中国男子汉，即使有的并未来过敦煌（如贺昌群），但是，为了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了这个东西文化交汇的神殿，都是那样义无反顾地舍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安逸，把半生心血全都用来凝炼滚滚沙尘中的漫漫史卷。

如果追溯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和为此所花的心血，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大家眼中的敦煌，也许，真如陈寅恪所说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

但这位最早留洋的博学之士又说过：“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这两句意味不同的概括，应当说是对敦煌、对敦煌学说最精确的概括。

现在，国事纷乱，百姓多难，谁能维护敦煌？谁会魂系敦煌？作为眼前唯一的留守者，他唯一的使命，就是要为敦煌的生存大声疾呼！就是要为彰扬这些人的功绩奋力呐喊！

真正为千佛洞壁画而来的，要算民国31年当代国画名家张大千先生。那时候一般国画家是争取出国展览赚外汇的，大千先生能走到这种绝塞荒郊，“磅礴坐卧其下者几及三载”，他那种“奇寒盛暑，劳苦相勉”、努力于中国古代艺术发扬的精神，在最近展览中已经获得了应有的代价！……

到目前，事隔六年，我仿佛还看见当时张大千先生在春寒黎明忙忙碌碌指挥入门弟子从事临摹工作的紧张情景，向觉明先生深夜独自秉烛俯伏在洞窟高壁上聚精会神录写题记时的侧影，士兵用铁铲木耙清除沙土的热烈奋勇的场面。千佛洞，文献记载虽然有过十余个寺院和二三百个寺僧门徒，以及第300窟张议潮及其夫人出行图上那样鞍马屏帷贵游的盛况，但经过千余年的沉寂之后，我想，1943年该是千佛洞大事记上的重要时期。可是，这样的时期并不久常。在4月里，塞外初夏，千佛洞梨花盛开的某日，向觉明先生继张大千之后，离此东返。于是，千佛洞又像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时，敦煌全城人士来此拜访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次日一般，重新又趋冷落孤寂……

一口气写到这里，一写出“重新又趋冷落孤寂……”这一行字，常书鸿只觉得一颗心，又像被针戳着一样，很酸楚地疼了起来。

这疼痛感使他越发难以平静，他吁出一口长气，把笔丢在砚台旁，闭上眼略略歇了歇，又抓起笔来发狂似的写了下去：

这里既然是一个四十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日久就会精神上有异常孤寂之感！平时如此，已甚不安，一到有点病痛的时候，想来想去就觉得非常可怕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同事C君……

常书鸿又顿了一下。

他在犹豫。是的，写出那位在发高热时哭泣的C君，写出他哀告大家“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的凄凉话语吧。事情已经过去几年，这位C君也早已回到内地去了，但是，一提到这些事，他心里依然万分难受！

是的，提到C君，怎能不提那位陈芝秀？

在这种时候，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活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的，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的活动，比盼什么还要迫切。

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因为过不惯这种修道院般孤寂冷清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

常书鸿的呼吸忽然急了起来。是的，他写出了她的“潜逝无踪”，的确如此。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她的半点消息。

原来，因为愤怒，因为她带给他的屈辱、带给孩子们的残酷，他丧失了对她的全部的爱，而只剩下恨！他宁愿不要听到她的半点消息才能心头平静。现在，他漫忆这些年来的人事变迁，终于稍稍谅解了她的出走。这谅解，并非是他忘却了那份屈辱，也不是因为有了李承仙的爱，他寂寞的心有了补偿。不，不是的。他愈和敦煌的学说接触，愈和敦煌的飞天缠绵，他的心就越发宽厚，他可以谅解一切人，为什么就不能谅解她陈芝秀？现在，他已将她对他的全部亏欠抛开，反倒剩下了内疚和不安。现在，对她的担忧倒不时袭上心头，不是吗？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她跟了那个兵痞子，能到哪里去？那个姓赵的，肯定是惶惶如丧家犬，她跟了他，能到哪里过日子呢？

常书鸿凝神沉思了一会，又抓起笔，一笔一笔的楷书已跟不上他狂卷的心潮，便改用狂草来继续如泻的倾诉：

……五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每次碰到因孤僻而引起的烦恼问题——如理想的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而恐惧……我常常在问自己：“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于右任先生在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时候，早已想到这一层，所以在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原文上有“寓保管于研究”的措辞。他老先生在1943年1月正当我动身赴西北之前亲口对我说：“这是一个不易久居的地方，所以我要找你们艺术家去担负久常的保管工作。因为只有爱好艺术的人，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艺术宝藏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消孤僻生活中的苦闷。”

我们在盛夏烈日或严冬风雪中，为了往返城郊，穿越四十里不生寸草的流沙戈壁，一个人在沙漠单调的声息与牲口的足迹中默默计算行程远近的时候，那种黄羊奔窜、沙鸟悲鸣、日落沙棵的黄昏景象，使我们仿佛体会到法显、玄奘、马可•波罗、斯文•赫定、徐旭生等那些过去的沙漠探险家、旅行家所感到的“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那般的境界……

黎明已经到来，但常书鸿没有发觉，朝霞已经染透窗纸，常书鸿还是没有发觉。他的心已如开闸的江河，他的拌着血泪的心就像这酡红的朝霞，一行行，一字字，都付予了这如龙的狂草！

天亮了，一夜未睡的常书鸿还在写，上午已过9点，常书鸿还在写，从昨夜深更开始的这篇文章，已令他欲罢不能。惦记他的窦占彪，清早过来探看究竟，从窗外望见所长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文章，以为他是早起动手写的，不敢惊扰他，又悄悄蹑着步子走了。

快正午了，中寺里还没有一点动静。

窦占彪奇怪了，写文章再重要，所长也不能不吃饭呀？他又一次悄悄推开了中寺的大门，待他踅到窗下往里一看，差点失声叫出来——

常书鸿所长直挺挺地从炕上横到了地下！

李承仙心急火燎地从兰州赶了回来。

等她赶到敦煌时，早已从敦煌的小诊所“出院”的常书鸿，依然在奋笔疾书。

20世纪50年代，常书鸿在敦煌研究所工作

问明了事情经过的李承仙，哭笑不得地夺下了他手中的笔，数落说：“你还要不要命啦？”

常书鸿笑笑说：“承仙，你别担心，其实，事情没那么严重，我只不过是熬夜熬过了头，晕了一小会儿罢了！你不叫我写完这篇要紧的文章，才是要我的命哩！”

“你倒说得轻松！‘晕了一小会儿’，你不知道我这一路上赶得……”李承仙委屈地掉着泪豆豆。“你不要命，不要孩子，我还想要呢！”

自从沙妮死后，李承仙盼望再有一个孩子的心就更迫切了。

“要！怎么不要！可是，你要知道，承仙，假如敦煌的事情弄不好，假如我们失去了敦煌，那我们就是有了一大堆儿女，又有什么意义？承仙，我说的都是实话。”

李承仙一愣，心中如扎针芒。他说的当然是实话，可是有时候，实话并不叫人听了舒服。不过，就敦煌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来说，他们不是早已有了共识吗？她破涕为笑地轻叹一口长气，说：“什么文章这样重要？”

常书鸿把没日没夜赶写的这篇文章让她看了，又说：“你想，现在敦煌的事业又到了无人管顾的地步，我若是不疾声呼救，还有谁来关心？”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帮你一把吧！你先好好休息一阵，接着口述，我来执笔记录，或者，我先把你已经写好的草稿再替你从头誊写一遍，也省你一点力，好吗？”

常书鸿知道她那闲不住的脾气，高兴地说：“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贤内助。你的字又比我写得好。嗯，那就有劳夫人了！你看，我已经写了五个段落了，我觉得，再写两节，基本上能将我想说的写完。”

“写当然是要写的，只是，现在国事这般糟乱，谁能理会你的呼喊？书鸿，只怕你我写也是白写。”

“白写也要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就不信偌大中国，就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忧国忧世的人士了？承仙，我们开始吧！”

窦占彪在伙房做了一大碗荷包蛋，端到中寺来。

他满以为所长一定被这位能管住他的夫人劝在床上休息了，谁知进门一看，所长和夫人脸对脸地在一起用功写文章！

他摇摇头，叹口气，在外间的桌子上悄悄放下那碗蛋，走了。

窦占彪本来也想趁便来告诉常所长：今天，他发现第305窟又有一大片坍塌，北区的一个窟，又被沙子掩住了洞口……但是，一见所长夫妇这情状，他不想说了。要说，就去跟范华说。这两个洞窟的清沙和修补，他们就自己动手完成吧，让常所长少操心，少劳累。要是常所长真有个三长两短，敦煌的千佛洞，可就真的完了！

年末中旬，上海《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终于收到了常书鸿的这份稿子。

王主编一看这标题，一颗心顿时热了起来。

对常书鸿的敬业心怀，王芸生早有所闻，这通篇忧愤深广的告白，字字血，声声泪！常书鸿以杜鹃啼血般的呐喊，诉说了敦煌的危机，更使王主编肃然心动。他细细读完这誊写得十分娟秀的文稿，五内俱热，如坐针毡。对这篇共分七部分娓娓道来洋洋近两万言的稿子，王主编像被磁石吸住似的一口气看下去，直到最后两节：

……对于一个生存其间负责保管的人，睁眼看到千佛洞崩溃相继的险象，自己又没有能力来挽救，实在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

六

今年是石窟藏经发现的第四十八年，再过两年是整整半个世纪，这已不能算是一个短时期了。我们对于千佛洞这个民族文化至高至上的结晶，那系连着五千年来黄帝子孙的内在的生命，似乎应该有一个办法，作一番不能再延迟的紧急兴修工程。这种工程，除去几个危险裂缝要迫切地支架住外，对于整个千佛洞，先要做一个补包岩壁外壳的基础工程，然后再修支架柱梁，恢复栈道走廊。像《唐大历十一年陇西李府君重修功德碑记》所载：“是得旁开虚洞，横敞危楼。”这种栈道走廊，可作为各层石窟的通道。连带着，我们还要把每一个窟门补修起来，然后再逐洞逐窟地做壁画和塑像的补修工程。国家要拿出一批不算少数的款子，也许要经过十年八年才能完成。

七

现在是塞外的深夜，我坐在元代及道光年间重修过的皇庆寺庙廊上写这些琐事，外面一颗颗细沙从破了的窗帘中透进来，正是“警风拥沙，散如时雨”，那一粒粒沙子像南方春雨一般散落在砚台上。这种沙子是从荒原大漠漫无边际的瀚海中随着风浪流泻而来的，就是这种沙子，它盖没了房舍，填塞了水道，在不知不觉中使沙漠上的城市变成废墟，绿树变成枯枝。自古多少远徙边塞、站在国防最前线的卫兵戍卒，曾经在这种黑风黄沙中奋斗生存，人与自然的力量，决定着胜负消长！四十八年前（1900）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沙漠中发现的楼兰长眠城，是消失于纪元后一世纪之初的为沙子所埋没了千余年的古城，这正是汉魏没落了的中国政治势力的象征。我们不要小看这轻微沙粒，它时时刻刻在毁坏千佛洞和宝藏，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挑战！”

这篇文稿在《大公报》发表后，常书鸿收到了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信中多是慰问，对他们在千佛洞艰苦卓绝的工作，纷纷表示热情的关切。其中有封上海来信尤为热情，信中说了许多慰勉的话，还直白地透露了这样的消息：

……你们的艰苦工作我们不但知道而且经常关心着你们，望坚守岗位不屈不挠地继续努力，直到即将来临的全国人民大解放。

常书鸿看看这封信的落款：写信人署名“戈扬”。

夫妻俩猜测着。这个神秘的名字和“即将来临的全国人民大解放”这行字，尤其教他们兴奋莫名。写信人是出于对他们在沙漠中的“艰苦工作”的鼓励，才故意用了这个“戈扬”吧？他坚信：“戈”壁滩的事业，总有一天会大大展“扬”！全国人民大解放的日子，也很快会到来！

本文摘选自《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作者：叶文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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