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一句都有玄机(箴言七)

在诚中求变,执两用中,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界也在变,因此每一个人一定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以后的命运在这不同的境遇下,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诚”与“变”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不分环境,一味死板的去恪守往往会失去许多东西,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一字一句都有玄机?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字一句都有玄机(箴言七)

一字一句都有玄机

箴言七:“变”字篇——法无定法执两用中 箴言七:
“变”字篇——法无定法执两用中

1.改变缺点方可自我提升

在诚中求变,执两用中,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界也在变,因此每一个人一定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以后的命运。在这不同的境遇下,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诚”与“变”。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不分环境,一味死板的去恪守往往会失去许多东西。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已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和人力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册。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层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成大事箴言: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渐,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同治十年三月

2.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已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裨,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惟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成大事箴言: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妙]巧,常存有馀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茔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馀,好谋不中。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茔,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

——咸丰六年五月

3.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艺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奕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娓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潘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凡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

成大事箴言:

至于说到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中所说的学、问、思、辨、行五个方面,共关键归结于愚钝的人一定要变得明察,柔弱的人要变得刚强。兄弟你向来就有倔强之气,不要因为地位高贵而马上改掉。凡是办事情若无气度就不能办咸,不刚强就不能圆满,即使是修养身心,管理家事,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为根本。

——同治二年四月

4.一生三变,褒曰“机巧”贬云“奸诈”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这大致符实,惟“挺经”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如果说,他对“匪类”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这时湘阴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这个人物人们不会陌生,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这会儿作为一个幕客却也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大肆诋毁,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柔让丝毫的意思。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很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进行官场处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诀。即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决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不是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吗?他的“悔”字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国藩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文雅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直露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作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之事上,不知有几分对错。

而依曾国藩的另一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的必要和必然了。

成大事箴言:

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绛侯提师百万,尚畏狱吏之尊;李广才气无双,尚为醉尉所辱。阁下虽遭小谪,犹不致如古人之大遣大呵,指日温纶特沛,光复旧物,在阁下亦毫无加损。

——同治六年十二月

5.天概人满,变盈为亏以自保

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延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成大事箴言: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瞻,深以为惧。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学识宜广,操行宜严,至嘱,至嘱!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

6.自保之道,惟变惟善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己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下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憎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成大事箴言: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予今日愧无此见,致用费稍浮,又办事有要誉的意思。此两者,皆他口大病根,当时时猛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7.“困苦、空寂、辛酸”三耐性

“耐”就是毅力,是意志,是信心。一个人要具有这种对于困难险阻的“耐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是“德性”,是德性的修养。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人们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耐得住寒,耐得住寂寞,耐得起风吹日晒。这种精神为人们所景抑,所企盼。只有经得起痛苦煎熬的人才能创造大事业。且不说立雄心大志,建丰功伟业,就是日常生活,平凡小事,又哪里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呢?哪里有那么多对路可意的人呢?无一个“耐”字又怎生了得。要耐困苦,耐空寂,还得耐辛酸,耐污辱。人生之路,有时退一步天宽地阔;有时却不能退,如逆水行舟耐住劲,咬咬牙便一重关隘又在回首处,一阵波浪又在用力撑持中消失。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就是忍耐。

曾国藩有一种常人不具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严”字上。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不晏起,不诳言”的简单明了的诫规。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和有作为的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起码要求。他经常强调“读书须明修己治心之道”。他坚持读书的目标,总是把“修己”作为成就事业的前提。他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念念欲改过自新”。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还规定自己每天看书,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他认为:“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这样告诫其弟,也是如此律己。他以一出道书生兴办湘军,“首尾不懈”,受尽挫折不改初衷,靖港一战大败,使他无地自容,羞愧气恼得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得免。此后他在困境中认真阅读历史典籍和兵书,以更顽强的毅力重整队伍,在他的恒心坚持、严格训练以及与历代善于征战之队伍比较提高中,终于锤炼出一支能攻善守、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湘军劲旅。

曾国藩以正统读书人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私生活要求甚严,他不近女色,不嗜烟酒,不奢侈,不铺张,不敬鬼神,不信医巫,保持传统士子和乡村地主的持家本色。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其子弟和部下幕僚。曾国藩在与其弟的信中,主要谈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方法,兵法的运用,打仗的要领,很少闲话、废话、空话。往往自己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唯恐不周。如其《致源弟》信中道:“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坚强的意志全在平常的磨练中。能否成就更在如何面对关键时的考验。

司马懿靠意志的忍耐力,不逞一时之勇的典故尤有说服力。

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讨伐魏国,向渭南地区进军。魏大将军司马懿率领军队坚守阵地,不出交战,诸葛亮将军队分开来,边守卫边种粮食。诸葛亮多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于是诸葛亮向司马懿赠送了一套妇女穿的服装。司马懿非常气愤,但司马懿毕竟是个令人佩服的谋略家,面对诸葛亮的激将和羞辱,他忍耐下来,知道作为主帅一旦屈从了内心的小勇,要复仇,要进军,势必中了对方的计策,作为将帅最怕的是不能自我克制,而使全军覆灭。因此,司马懿最终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心理和军事上的优势。

唐朝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也就是不能逞一时之勇,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

人的内在精神风度与外在言行举止都升华到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并足以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这种人生境界就是理想人格。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基本的人格理想模式,这就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格理想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理想。道家把“赤子”、“神人”、“至人”、“真人”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儒家则把“君子”、“圣人”、“大丈夫”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

孟子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练过程。

世俗之人要完成人格的突变,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体和意志。孟子指出: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这些在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最初都是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沉沦,而是发愤图强、废寝忘食,在艰苦环境中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坚忍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智慧。这些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素质为他们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昔日的逆境磨难,就不能塑造完美的人格,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发达。孟子在艰苦条件下自觉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孔子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欧美各国的人不必议论,古代的人不必议论,就说最近之人吧。曾国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曾国藩以后能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与他能改掉十余年的陋习是同一种精神的作用。曾国藩在军队,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可是他们不知道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于观察别人者,从这里就可看到一个人修道的功力。又说:

曾公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曾国藩做事总是有始有终,他还把是否有恒心作为成败的关键来看待。做事如此,立志、做学问都是如此。他写给弟弟的信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使今日我们仍可领会到其中有益的东西。曾国藩平时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要。然而,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地与古人为俦,当然就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而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一般说来,在读书治学上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自己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利,或竟抛弃自己原来一直所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而另觅蹊径,这在曾国藩看来,统统都叫做无志,都叫做无恒,就免不了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曾国藩在写信给他诸弟时,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常人看来,每日看二十页书,并不算什么难事,简直太容易,要求太低了,但一般人就不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这恐怕便是常人缺少他那种有恒的精神。凡是有志于宏伟事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其不可不持之以恒、无稍松懈的恒心。

俗话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讲的人要有恒,事才有济。《菜根潭》说: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操出。

成大事箴言:

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缺者,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一医心病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8.标“立、达”,假拙诚、真世故

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因为世故深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曾国藩厌弃世故,也为世故而吃了大亏。

曾国藩认识到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尤其不能不承认现实。社会就是那样浑糟糟,“不痛不痒、不黑不白、牢不可破之习”已经三四十年了,个人怎么能改变呢!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曾国藩心中的秤未尝不能称量是非,但这是非之见一出,就难免要评头品足,自然会招惹新的是非。所以,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

经过曾国藩的调整,他的处境就真的好转了。他自己也说:我往年为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但是,世故、圆通,不能走向机巧、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他还举唐代的李林甫与明代的严嵩两人为例,说二人为臣,“侍君不以忠,但以巧”,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

不老于世故的人,办事就单纯,就清廉,人做的就纯正。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稍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招待他吃喝数月。一日,辞赴前敌。胡问其故,答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胡勃然,面谕营官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自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闻,立即参处。

本来下属讨好上司安置上司的家人戚友,是人情世故,但这妨碍公道。因此胡林翼严加训斥。但是,胡林翼荐贤却非常谆笃。左宗棠能够展露他的才华,是从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开始。湖南巡抚张亮基招纳左宗棠入幕,则是由胡林翼的多次大力举荐,称他“才华品格出类拔粹,忠正刚直,秉性诚实,忠肝义胆,和当时世俗风尚大不相同。胸中装有古今地理兵法,本朝典章,深有造诣,精通时事。”张亮基采纳了胡林翼的话,对左宗棠以礼相待,言听计从。不久,张任湖广总督,仍把左宗棠招入幕府。后来调到山东巡抚任上,左宗棠才辞别而去。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声望日高,连朝廷都很看重他。而骆秉章知道左宗棠,也是由于他辅佐张亮基的显著功效。在这以前胡林翼还曾经把左宗棠推荐给云贵总督林则徐,正赶上林则徐患病,没有来得及聘请他。后来林则徐路过湖南时,把左宗棠请到船上,谈论通宵,称赞左是不凡之才。胡林翼举荐贤才的真诚勤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假若没有胡林翼,左宗棠也可能以在山林中隐逸而终其生。不世故,并不意味着办事不讲一点策略,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冷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时也讲点儿小“策略”。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的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虽说是一些细节。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从四川办完考试之事后回到京城,就曾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和其友人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

因为曾国藩反对世故太深,因此一贯主张“拙诚”,不可以太精明处世,为此,他常常告诫他的好友。

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说:“外官的复杂情况,超过十倍的京官。大约是佩韦多休,佩弦多咎,阁下特别要注意。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须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波折。我们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的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勤劳,自己也不要去说,廉洁自己也不要去表白,谦虚要表现出真诚朴实的气度,这样才不会犯人忌,也就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成大事箴言: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同治六年正月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分享
    投诉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