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落第士子的谋生途径（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的建立）

　元代政书和《元典章》中保存了大量的官文书，黑水城文书中的元代官文书也有大量留存。这些都为我们释读元代各种类型的官文书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此外，在元代文集附录、明代方志和族谱中也收录了较多的元代官文书，尽管这些文书只是官文书抄件，但仍对我们考察元代官文书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今以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为例，略作梳理。

宣敕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元代官员的除授文书主要包括宣命和敕牒。《元史·选举志三·铨法中》称：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可知，元代宣命颁授给一品至五品官员，敕牒颁授给六品至九品官员。然元代宣命和敕牒究竟是什么样子，很长时间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刊百卷本《临川吴文正公集》附录中收录有蒙汉文合璧的《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十一通，其中封赠宣命、除授宣命各四通，除授敕牒三通，展现了元代宣命和敕牒的体式。较早发现这批资料的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他发表了《八思巴文字的新资料》（《东洋学文献丛说》，二玄社1969年版）。文中刊布了这批史料，并将其作为八思巴字典型史料加以研究和讨论。

　　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十卷）一文中引用了这批史料，以研究元代的宣敕（制敕）制度，指出宣命“起首语皆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末于年月上钤署御宝”。敕牒“起首语为‘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牒’，末于年月上钤署省印，然后中书省宰执大臣由低到高，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政事、左丞相、右丞相，直至名义长官中书令，依次署押”。进而根据此中授官宣命四通、敕牒三通“皆直书授某人某职，而无诰文”。《师山集》附录《宣命》则用蒙文直译体形式颁布，强调自世祖忽必烈至元中期起，授官宣敕“已不包括排比铺叙的诰文，而是径直书写授某人以某职”，故“元朝的宣敕文书中大部分都不再包括有针对性的诰命文字，这也是其区别于前代制度的一大特点”，实则简要地考察了元代宣命和敕牒的体式。

　　李治安全部刊布了这批史料，并进行了专题研究（《元吴澄八思巴字宣敕文书初探》，《元史论丛》第十四辑）。他首先对这批八思巴字宣敕文书进行了拉丁文转写，对汉文进行了标点，并对其中的若干词汇进行了注释，进而深入讨论了此中所反映的元代高、中级官员除授制度，强调元代官员宣敕委任制“在形式上、内容上大量吸收了唐、金及宋的宣敕规则”。同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元代宣敕不再有诰文；存在以中书省群体宰相执政为代表的元代官府联署；元代敕牒为参知政事和左右丞书写姓（汉人）或名（非汉人），平章和左右丞相只押字而不列姓（名）；以八思巴字蒙古文为正本，汉书旁注，从而彰显蒙古本位政策倾向。此外，他还探讨了吴澄对元政权及八思巴蒙古字的态度。

黑水城吴政宗充新附屯田军百户所仓官付身（《中国藏黑水城文献》） 作者/供图

　　阿风等在隆庆本《珰溪金氏族谱》中发现了《元授震一府君镇抚宣命》（阿风、张国旺《明隆庆本休宁〈珰溪金氏族谱〉所收宋元明公文书考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此件文书为委任宣命无疑，时间为后至元四年（1338）。显然此件除授宣命与《临川吴文正公集》所录宣命除无八思巴字之外，其具体体式和用语完全一致。我们遂比照上述宣命，将元代除授宣命的体式复原如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某授某职。宜令准此。年月宝日。

　　基于吴澄文集所收录敕牒，笔者考察了明代郑烛所辑《济美录》中收录的《再授郑安尹歙县牒》，通过比对所见元代敕牒，考察了元代敕牒的体式、制定以及使用等情况（《〈济美录〉所收元代敕牒初探》，《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九辑），复原出元代除授敕牒的体式如下：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牒：某牒奉

　　敕，可授某官。牒至准敕，故牒。

　　某年某月 日牒。

　　中书省官员联署列衔、姓名、

　　画押。

　　从这些敕牒体式来看，元初敕牒直接继承金代敕牒而来，至元三年，更敕牒旧式，形成了元代敕牒的基本体式。八思巴字颁布后，敕牒则以“蒙古字书、汉字副本旁注”。《济美录》所录《再授郑安尹歙县牒》是抄录的汉文副本。与宋金敕牒不同，元代敕牒增加了“皇帝圣旨里”的起首语，文字也更加简洁明了。元代除授敕牒广泛用于六品至九品官员的除授。现有资料显示，秘书监官、军官中的首领官以及路总管府官员的除授均用敕牒。元中后期，敕牒遂成为国家治理地方、封赏军功的工具，甚至进入市场以解除授官员的燃眉之急，从而导致了官僚体系的紊乱。

劄付和付身文书的发现和研究

　　劄付并非仅作为行移文书而存在，也有部分劄付为除授文书。我们从明隆庆本《珰溪金氏族谱》中发现了《元授震一府君治中劄付》，继而又在《济美录》中发现有《授郑安尹歙县劄付》《授郑琏婺源县太白渡巡检劄付》，弘治《休宁县志》中发现了《承制授程隆休宁县尉劄付》。经过比对发现，元代早期和中后期的劄付体式略有变化，但都比较简单。元中后期劄付体式可复原如下：

　　皇帝圣旨里，

　　某司：据某事云云，今拟某

　　（保）充某职。除某事外，所

　　有劄付（执照），须议出给者。

　　右劄付某准此。

　　年 月 日

　　元代除授劄付直接来源于金制，早在蒙古前四汗时期就已行用。其发出机构除中书省外，枢密院、制国用使司、六部、宣徽院、徽政院（詹事院）、太医院、宣政院、通政院以及部分工匠局院，地方机构则包括行省、宣慰司、路、州县等，还有宣慰司都元帅府、万户府和一些专司机构及投下王傅府。劄付的接受者则多为军官中的千户奥鲁，各卫所百户、总把、镇抚所提领、令史、都目，学官、仓库、局院、钱谷、税务、水旱、站官、僧道官等杂职官和高级吏员。

　　付身，“谓给其授文也”，是吏员委任的一类文书，其在黑水城文书中有不少具体实物存在。李逸友在整理这批汉文文书时提出，“付身为任命吏目发给的证书，分别由亦集乃路总管府或司属发出，加盖有官印及押印。开头都用‘皇帝圣旨里’以示昭重，正文皆为写‘所有付身，须议出给者’，另提行两字书写‘右付某某准此’，再提行低两字书写‘付身’二字，再提行用仿宋体书写年款，并加盖官印或押印。”（《元代文书档案制度举隅——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元代文书》，《档案学研究》1991年第4期）

《婺源沱川余氏族谱》收录《补一公任浙江衢州路教谕付身》 作者/供图

　　杜立晖进一步对这批文书作了考察（《元代付身文书考》，《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提出黑水城文献中的三件相关文书，有两件为元代付身文书原件，有一件为元代付身相关文书。他推定“付身”应是一种由官方出给的，用于官吏任命的凭证、委任书或委任状之类的公文，并梳理了“付身”的源流，认为元代“付身”之制可以上溯到宋代，“并最终追溯到五代时期”。而元代有权发放付身的机构，“涉及从中央和地方，从行政到军事等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多种部门”，被授予对象则“往往颁发给职级低微，抑或没有职级的官吏和差役等人”。但据资料来看，付身所授予对象的职级显然要比劄付授予对象低，有理由推定付身文书是元代除授文书中低于劄付文书的一种类型，主要适用于一些吏员，而非适用于官员。

　　要之，我们从散见的史料中基本还原了元代“宣命—敕牒—劄付—付身”的官吏除授文书体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而细致地考察元代官吏除授和选任制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