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冬天烧洋芋（洋芋饭里的乡愁）

洋芋饭里的乡愁

泥文

但凡在外漂泊过的人都有一个情节，恋乡情节，也可以具体点，恋旧情节。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异乡每走一步，看到一丁点与我的乡下，与乡邻，与过去相关的，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在过去亲近得有点厌恶的人、事或者物。而此时，他们只剩下亲近，早已没有了厌恶。想亲近，那是从骨子里走出来的本能，从每一个细胞开始，到每一个身体的枝节，就那么自然而然。当然，也就不会有厌恶这个词从心底里最深处蹦跳出来了。

或许这是人的共情，是与亲人或者友人离开或者没离开时之间的区别。有些距离，它需要一把开启的钥匙去打开它的门扉。

这不能怪谁。人这个物种，思维与其他物种有别。哪怕是父子，母子，在一起时，也会如舌头与牙齿一样，在日子里磕磕碰碰。磕碰得厉害时，水火不相容。一旦离开，局势会得到AB面置换似的扭转。彼此的牵挂，彼此的爱护，彼此的担忧，在过去，在距离里，只能借纸笔互为稻粮谋形成的家书，一表心迹；如今，在网络的虚空里，借用一些当着面无法说出的美好的词语，互表心意，互为祝福，在看不见的通道里穿来穿去。事后自己都觉得肉麻。而事实不是这样，通话的时候，说的说得心安理得，听的听得心之泰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现象，一种距离孕育出来的现象。

这种恋旧情节，我的乡邻们在描述时有一句很形象的口头禅，除了很形象，还直入肌理三尺，那就是远香近臭。除了这俗不可耐的表达，我找不到更为确切的话来阐释。

我的恋旧情节与他人或许不一样。我的恋旧情节有可能在一株草上面，也可能在一句乡音方言里。但最能体现的，还是在一碗洋芋饭里面。

生和长在渝东北的人，大抵都知道，那些年，那些让我们远离家乡的年，是酸涩的年，是苦楚大于幸福的年，可就是这苦楚，让我们成长出不一样的自己。

我的乡下在开州一个群山的角落，不入时代眼角的角落。谁说不是呢？说是山吧，它虽然紧邻大巴山，喀斯特地貌，却没有大巴山的莽莽苍苍，没有那种让人看一眼就会既想亲近又想远离的味道。要说它的高度吧，用乡邻们的话说，像站在一个不高不矮的坎中间，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相当尴尬。像如今的乡村旅游，避暑康养，那是永远落不到头上。为什么呢？这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家乡，有三尺平带泥的地方就可算地或者田了。记得长辈们曾说，屁股大的地方，那也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出生在一间茅草搭建的房子里。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家庭的生存状态，我在长辈们的回忆和讲述里得到确认，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了。

我是红薯洋芋熬成糊喂大的。一点没夸张。母亲刚生下我，生活条件不好，少奶水。没办法，米汤加白糖成了救命口粮。白糖和大米，在如今这个年代已经不算什么，可在粮票购物、物资匮乏年代，作为种田耕地的老百姓，要得到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多不容易呢？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像如今的城里人要吃到真正的没有添加饲料的土鸡、土鸭、土猪肉一样难。在无法满足我贪婪饥渴的小嘴的时候，他们想到了红薯，红薯有自身带着的甜，熬成糊，一点一点地喂。

红薯没有了，洋芋接力。

记得父母曾说，那些年，风不调雨不顺，田地本身少，粮食产量不高，收获的粮食就更少了。我们兄妹三个，一家五口，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只得向富裕一点的亲戚邻居们借。头一年借了，第二年收割后还。就这样一年一年地重复。

往往收割季节刚完，除开交公粮，就所剩无几了，再还掉前面一年借的粮食，刚因收割带来的喜悦，一下子就又没有了。这样的日子是最难过的了。别说米饭，红薯洋芋能填饱肚子都难。

特别困难的一年，大家的粮食都紧张，借不容易借。父母向亲戚借，亲戚说，我们就蕉藕片（渝东北山地特有的农作物，可以打粉，可以煮食，也可以切片晒干备食）可以借，但你得还谷子，一斤还一斤。

为了不让我被饿得没得了，父母只得咬牙应承了下来。尽管如此，还不能多借。借多了，除了亲戚怕你到时还不起，自己也怕还不起。

后来我们兄妹每每说起此事，颇有怨言。还亲戚呢，不帮不说，还剥削人。父母每在这时会接过话，人家怎么没帮？他们不借，怕不你们早就饿没有了。都不容易。再后面，我们渐渐长大，劳动力增加，种子在慢慢改良，吃饱肚子的问题不大。但粗粮居多，细粮少得可怜。像小麦谷子，必须首先满足上交公粮，再才考虑卖了换钱补贴家用过后，有剩余才能自己吃。还得看年看月吃。

红苕洋芋玉米糊是我们的主食。大米面条也有，但多数时间是有客人来才能吃上。

在煮米饭时，要不红苕居多，要不洋芋居多。大米像调料，少得可怜。但有比没有好。我们兄妹几个都会高兴得跳起来。不知是不是很小的时候红苕糊吃多了，吃伤了，红苕是我们最讨厌的，所以我们喜欢吃洋芋煮饭。尽管米没多少，油水没多少。

父母知道我们的喜好。后面日子好过点了，大米多点了。父母会想着方法煮洋芋饭。

我们最喜欢吃父母用腊肉煮的洋芋饭。

那时候，猪肉不多，一条百十斤的猪肉要吃一年，父母总是想着法子有计划地安排着吃。在清汤寡水多日过后，父母拿着菜刀，搭上楼梯，爬到屋梁上挂着的腊肉那里。这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动作，高兴得上蹿下跳。有肉吃了。但这样的时候不是太多。

他们从挂着的腊肉上面割下半斤左右，烧洗过后，切成小肉条。先将腊肉条放大铁锅里烧出油来，放进花椒生姜轻炒，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洋芋块放进去翻炒，在清香味出来后，倒入淘洗好的大米，加适当的水，捂上锅盖，先用大火煮，在听到锅里有滋滋声响的时候，就该少加柴禾，改用小火了。每到这时，父母打开锅盖，那香味铺天盖地而来，闻得我们兄妹直吞口水。估计洋芋有锅巴了，就将底下的翻上来，直到另一面也有了锅巴，然后撒上葱花，一锅油香可口的洋芋饭大功告成。这些都是经验活。

我们兄妹早已拿着碗等在灶台边上，看着我们那个馋嘴样，父母往往会在此时笑骂我们一句，像前辈子是饿死的一样。

越往后条件越好了，煮洋芋饭的大米换成了糯米，那味道就更不用说了。我想，你会想象出我此时的馋嘴样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了。

这样的场景在我们长大远离故乡开始漂泊后，就基本上成了一种怀想。那种油香脆香馋香的记忆，是不可寻求的记忆。

前面我看到一家专卖洋芋饭的饭店，受不了那几个字的诱惑，果断地走了进去，哪怕离中午吃饭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为了能很好地找回当年的味道，我特意要了一份腊肉洋芋饭。

本以为会等很久，没想到眨眼功夫，腊肉洋芋饭就摆在眼前了。洋芋是洋芋，饭是饭，与几块腊肉各摆一边，让我大跌眼镜。瞬间的失落，比没有看到这个饭店还失落。不用吃，就知此腊肉洋芋饭非彼腊肉洋芋饭。

它们各自为阵，哪里会有我们当年吃的那个味道？那时候，铁锅，柴火，一锅好煮。到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洋芋里有腊肉和米饭的味道，腊肉里有米饭和洋芋的味道，而米饭里自然少不了腊肉和洋芋的味道。恰恰是这种味道的互相渗透，形成了它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味道。

在洋芋饭店里吃到的洋芋饭，种类很多，看添头是啥，就可以叫啥洋芋饭。比如牛肉洋芋饭，肥肠洋芋饭，腊肉洋芋饭……每一种都分门别类，看上去它们规规矩矩，洋芋是洋芋，肉是肉，饭是饭，色彩分明。都在表达着自己不可取代的色香味，在那里挂着招牌。然后把这些招牌临时重组，就是一个新的招牌出现了。

这让我想到我、我们漂泊的人。我们在家时叫农民，而出来漂泊后有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名字——农民工。就多一个工字，与农民有了质的区别。在老家农村，似乎只会只能做农村里的活，进城后，就似万能的农民了。

把你放在建筑位置上，你就是搞建筑的农民工；把你放在工厂流水线上，你就是流水线上的农民工；把你放在疏通下水道的岗位上，你就是环卫农民工；把你放在单位的临聘岗位上，你就是临聘农民工……总之，不一而足。让你有了怀疑的状态。到底是叫农民好呢？还是叫农民工好？就如这洋芋饭，在以前，我们一说吃洋芋饭，那一定是腊肉的了。没有如今吃到的那么繁复，你得加上一个词在里面，才能明确你究竟要吃啥，要做啥。

想来时代与年代的变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也就可见一斑了。

有些经历永远不会重复，有些环境也是。比如我的乡下，就算再回去，想来也是找不到当年的味道的了。你看到的体会到的只能是走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乡下，不再是为吃不饱肚子而困忧的乡下。

我们虽然怀旧、恋旧，这只是忆苦思甜的一种方式。就像我在老家吃的洋芋饭一样，真再回家吃一次，或许没有了童年少年时的味道了。

（泥文，本名倪文财，出版诗集《泥人歌》《我多想停下来》，文字散见于一些刊物和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