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多面天才苏轼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出世的姿态,入世的精神。苏东坡,觉醒的有情众生。”

明代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有一回“佛印师四调琴娘”。讲的是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被委派到相国寺充当礼官,提前准备宋神宗祈雨的相关事宜。

当时还是俗家子弟的谢端卿(也就是未来的佛印大师)十分好奇,想假扮成侍从一窥圣颜。不成想谢端卿被宋神宗注意到,认为他相貌不凡,颇有佛家气度,当场授予度牒,并取了“佛印”的法名,从此士子谢端卿遁入空门,成了僧人佛印。

做了和尚之后,佛印仍与苏轼来往密切,两人谈论诗词歌赋、佛教经典,十分畅快。苏轼有心请佛印还俗出仕,待佛印醉酒之时,令家中琴娘与之亲近。即便醉眼朦胧,佛印也未上当,而是挥毫作诗,表明已绝“尘心俗意”。至此,苏轼就断了请佛印出山的念头。

在故事的结尾,作者这样感慨:东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东坡。

这则故事来自民间,其中真假已难辨别,但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到这样的信息:身居官场的苏轼和佛门弟子佛印,既是诗酒之友,也在精神层面互相影响。

苏轼一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多面天才苏轼在出世与入世之间)(1)

纪录片中的苏轼

事实上,苏轼的思想体系是十分“庞杂”的,儒家思想、禅宗佛理,都已融入他的灵魂中。除此之外,他对于道家理论也很有研究。他的身份更是复杂多变,从官员到美食家,从诗人到工程师,跨度之大,令人叹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轼和数百年后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有几分相似:他们对自然、对知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最终活成一代传奇人物。这样看来,称苏轼为“文艺复兴式天才”并不为过。

在江晓英所著的《苏东坡:最是人间真情味》一书中,我们得以循着苏轼的成长足迹,深入解读苏轼的“出世”与“入世”,走进这位“文艺复兴式天才”的内心世界。


01 入世:少年科举扬名,仕宦生涯波澜频生

宋朝时期,科举制度逐渐臻于完善,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写:“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官方对于读书、考取功名大加鼓励,以吸引优秀的民间人才通过考试进入管理阶层,身处四川眉山小镇的苏家也受到这股风气的影响。

苏轼的父亲苏洵年轻时喜欢游山玩水,直到27岁时才开始发愤读圣贤书,无奈科举之路却屡屡受挫。于是苏洵暂时收了考试的心,每日闭门苦读,重新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当地颇有文名。

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早早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三苏”名声鹊起,被当时的益州知州张方平所关注,并将三人举荐给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

和父亲相比,苏轼的科举生涯要顺利得多:举人考试第二名、贡试第二名、殿试高中“进士乙科”。在由皇帝主考的制举考试中,考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第三等勋章,由于一、二等均为虚设,所以他实际上拔得了头筹。

科举扬名只是为仕宦生涯开了个好头,“官员”苏轼的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从地理位置来看,苏轼从北到南,一路奔波。

最初他被派往陕西西部的凤翔府担任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两年后改派大名府(今天的背景)负责登闻鼓院,负责百姓伸冤检举事宜,之后又回到京城在国史馆任职。

接下来的30余年间,杭州、密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京城、颍州、扬州、定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苏轼在数地之间万里辗转。

在即将离开儋州北返之时,苏轼不由在诗中感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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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的苏轼

在官场上,苏轼常常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性情耿直的他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不见容于京城官场,于是自请辞去京官,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担任通判。“乌台诗案”更是让他的政治生涯受到重创,先是被投下狱,然后又被贬至黄州,做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官,“东坡居士”的雅号也产生于此时。

然而,作为一名官员,苏轼始终做到了尽心尽责。特别是在地方任职时,他带领百姓祈雨治洪、疏通河道、灭蝗除瘟、兴学重教、断案除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民之官”。即使流落到当时仍是荒蛮之地的儋州,他也时常与当地民众交流,兴办教育事业,发展文化。

在《与李公择书》中,苏轼写到:“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从小在儒家经典中浸染的苏轼,是一个“仁心”之人,他能够鞠躬尽瘁,无论官场如何风云变幻,始终都以民众福祉为先。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入世的,也因此在各地留下无数的民间传说。

02 出世:修禅悟道游历,真名士自风流逍遥

“政治家”、“百姓之友”、“水利工程师”“判官”,这些标签都只是苏轼无数侧面中的一部分。根据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的说法,他还是“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酒仙、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之人。”

这样的苏轼,无疑是“出世”的,他的才华、性情、思想,都有着“真名士”的风范。

苏轼的才艺自不必多言,诗词书画俱佳,作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几乎人人都可以吟诵他的名篇。

苏轼一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多面天才苏轼在出世与入世之间)(3)

苏轼的画作《潇湘竹石图》

他可以是豪迈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可以是率性自由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面对至亲至爱的家人时,他则尽显柔情,写给亡妻王弗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开创了悼亡诗的先河,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能穿过文字,感受到其中流淌的哀伤与思念。

在思想层面,苏轼真正做到了集儒道释三派的精髓于一身。来自父母的开蒙教育、从阅读儒家典籍和私塾先生的教导中,在苏轼心中扎下了“仁义”理念之根。而自幼在道观所设学堂中读书的经历,也让苏轼通过张易简道长开始了解道学的玄妙。在各地奔波期间,苏轼也利用闲暇四处游历,访遍名山大川,在古刹道观中与僧、道交流,和他们成为挚友,修禅心,悟道机。

儒家思想给了苏轼安身立命之本,佛性的教导让他能更加智慧和潇洒地面对世事变迁,而道教精神则让他保持一颗自然、乐观的本心。它们丝毫没有冲突,而是形成完美的融合,帮助苏轼跨过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大坎。

苏轼的“妙处”还在于,他能够打破世俗观念的约束,始终按照本心生活,这样的真性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与发妻王弗、续弦王闺之和侍妾王朝云都关系甚笃,从不吝啬笔墨写下对她们的赞美。

他交游广泛,伯乐张方平、恩师欧阳修、仰慕者秦观、僧人参寥等,在他被贬斥放逐时,丝毫不会因为受到牵连而心生怨怼,而是寻找机会到流放地探望,或者鸿雁传书以表心意。即使是曾经的政敌王安石,也愿意放下政见上的分歧,与苏轼相谈甚欢。

苏轼能够有如此“好人缘”一方面得益于宋代开明的社会风气。彼时许多大文豪都在政坛上大放异彩,即便有政治观念的冲突,但在文学上都能够相互欣赏。自宋太祖时期,立下祖训,“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对文人群体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包容。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性情中的“真”,让友人们能够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与之保持一生的友谊。苏轼自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乞儿”,他不以身份、地位、名气为评判标准,而是用佛家的“无分别心”与人相处,这种真诚、平等的心态,为其平添一份人格魅力。

03 “多面天才”苏轼:“身生活”与“心生活”的融合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将人的生活分为“身生活”与“心生活”两部分。

其中,“身生活”是指我们为了满足生理的基本需求,如饮食、睡眠、听、看等,是消极和暂时性的,但也必不可少。“心生活”是思想和心理层面的,是积极和不断累积的,我们学习知识、思考、阅读、写作,都是为了丰富“心灵”的世界。

而苏轼,就是一个能够将“身生活”与“心生活”完美融合的人。

苏轼对于吃很有研究,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豆腐……据说有60余种以“东坡”命名的食物。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苏轼对于“吃”的热情和钻研精神,也让人十分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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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饼

食物也是生活中重要的慰藉。初到黄州之时,“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虽然官场失利,但有肥鱼嫩笋、美酒佳酿,所有的烦恼便可暂时抛却。

“心生活”之于苏轼,体现在他的博学、豁达和艺术修养上,能够将“生活艺术化”。如果用心理学理论来说,这是一种“升华”机制,来自生活的波澜与趣味,都可成为创作的源泉,最终留下不朽的经典。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生于眉山,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逝于北归途中;也曾少年得志,春风得意马蹄疾,却不料变故丛生,中年数次遇挫。他的人生地图之丰富、之多面,超乎今人想象。

他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在文人、政客、画家、美食家、工程师等无数身份之间自由切换。他是“文艺复兴式”的天才,亦是热爱世间所有美好之物的凡人,更活成了古代文人的一个传奇。

参考资料:

1、江晓英,《苏东坡:最是人间真情味》

2、林语堂,《苏东坡传》

3、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

注:本文图片来自央视纪录片《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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