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徒步300公里（历史学家徒步300公里）

罗新《从大都到上都》

元帝国的大都与上都，作为《马可·波罗行纪》中神秘的东方都市，几百年来，都存在于西方人浪漫的想象中。尤其是上都，柯勒律治于梦中神游忽必烈建于上都的花园后创作了传世名作《忽必烈汗》。在诗中，他将上都称为 Xanadu，从此，Xanadu 不仅成为了上都的标准译名，同时作为桃花源式的意象一再出现在西方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

许多热爱徒步旅行的西方人会将上都作为行程中重要的一站，这多半带有一种对梦想之地的想象。而东方的一位历史学者也将上都作为了他徒步的终点，比起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他对元代皇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更感兴趣，这便是从大都通向上都的路。

元大都位于北京城，元上都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研究边疆民族史的罗新，在 50 多岁的年纪从大都走到了上都，半个多月跋涉了 300 多公里。一方面出于对元帝辇路的好奇，一方面则想更加深入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两种动机都是要用行路来对读书进行纠偏。他将一路上所见所闻所想都写在了新书《从大都到上都》中。

历史学者的游记，通常很有意思，罗新更是如此。元代从大都到上都一共有四条路，其中两条是驿路，两条是辇路，辇路就是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辇路禁人行走，只有扈从皇驾者才能走，故而记载也较少。罗新的徒步路线，大都根据元人诗文来确定，但对于某些不确定的历史地名，还真只有自己走过一遍，才能依据路上的景观大致推测出现在的位置。

元代辇路示意图

这条路在明代正好是从长城内走向长城外的农牧交界带。罗新对于明代边塞的故事倒是相当熟悉。明帝国在和蒙古的交战中，吸收了部分蒙古人，这部分投奔明朝的属夷就被安置在宣府所辖的长城内。在战争年代，这些属夷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受到明朝的优待，但在隆庆和议后，他们的价值大不如前，明廷对其也就不再重视，在塞外部落的引诱下，这些感觉被汉人欺骗的夷人又叛逃到北方。从这个角度看，和议反倒削弱了明帝国在边疆的军事力量，也埋下了日后衰亡的伏笔。与此同时，隆庆和议前，也有汉人因为各种原因叛逃到了塞外，帮助蒙古人对抗明军，而在和议后，他们却被作为筹码，被遣送回来处死，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想想也挺可悲。

这些属夷和外逃汉人的命运，就像鲜亮树叶的背面，是和平的甜蜜想象背后暗涌的刀光剑影，而历史的暧昧与复杂，就潜藏其中，引人深思。

明长城示意图

说到历史的复杂性，明长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我们想到长城，通常是将其作为分割明蒙两个政治体、切断农牧两个经济区的分界线。但实际情况其实复杂得多。

历史上记载，从明代中期开始，蒙古人控制的长城地带由放牧的草场开始转为农殖的良田。一方面得益于部分汉人融入塞外蒙古社会，一方面则受到明蒙互市的影响，内地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工具（如铁制农具、铁锅等）的引入，深刻的改变了蒙古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变化引发的地貌变化，影响直至今日，罗新走在巴图营到白草镇这一段的黑河河谷中，所见之处，河道两侧都是平展肥沃的农田，这与元代皇帝巡行所看到的景致，已大不一样。

在明蒙互市中，明朝也有需求量很大的商品。罗新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马尾。汉人对马尾的需求，主要来源于一种服装样式「马尾裙」在中原的流行，在隆庆和议以前，内地市场对马尾供不应求，这一方面让马尾裙成为奢侈品，一方面也刺激了边民走私做马尾生意。而这些边民一旦受到明朝政府打击，就会逃到塞外，成为蒙古社会的一员，帮助蒙古人对付明朝，同时也促进了蒙古某种程度上的汉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动态的边疆社会，通过两个世界的互动，内地服装的流行对塞外社会变迁产生了神奇的影响。

明代流行的马尾裙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想象中象征区隔的长城，倒更像是走廊，将农牧两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将其看作早期的全球化也并无不妥。

无论是长城地带的暧昧不明、辇路走向的模糊不清，还是罗新后续提到的对梳妆楼元墓墓主人的猜测，都指向了历史学的不确定性。这让我我想起了他在一席演讲中提到的：「批判、怀疑、想象力，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在求真之外，承认真相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已有叙述始终保持怀疑，这便是对历史的诚实态度。

他在书中也用罗生门的故事来比喻历史研究：

罗生门的故事是历史研究的常规模型：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用来还原真相的证据（证言）却指向多个彼此难以重叠的过去。通常我们相信，未来是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无法准确预估的。没有人敢说自己能看到未来。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因而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这就是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对我启发颇深，不仅仅是历史学，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很多观点，都应该在心里多打几个问号，不能盲信。从怀疑出发，才能在求真的路途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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