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解开了（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号沉没）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1912年4月10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

泰坦尼克号

这艘永沉海底的巨轮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直至1997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使得这场20世纪最著名的海难重回大众视野，一时间，有关灾难、人心、挣扎与救赎的话题再次席卷全球。但鲜为人知的是，那艘船上还有8名中国乘客，而且其中6名得以幸存。

近日，《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美国的海事历史学者施万克首次为我们揭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揭开关于船上6名中国乘客的故事。

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最早能够追溯的资料只有海难发生后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泰坦尼克号”个别幸存者的回忆和证词：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从一开始就藏身救生艇中；有人说他们是靠假扮女人混上救生艇；还有人说他们被枪指着，宁愿被打死都不愿下救生艇。明显相互矛盾的指控，背后是不为人知也无人关心的历史真相。

美国媒体人、学者施万克

这6人就这样无端背负百年骂名，然后被遗忘。

作者施万克从海量档案资料中拼凑有关中国乘客的身份信息。

2020年，施万克策划了《六人》纪录片，讲述6个幸存中国乘客。

他亲身实施浸水实验，并且按照原比例打造救生艇，只为还原海难发生时中国乘客的遭遇，破除不实指控。他还多次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那些中国乘客的故乡台山进行实地调查，追寻这些人为何漂洋过海而来，又在船难后去向了何方。

泰坦尼克号启航之前

施万克试图向世人证明：这些中国幸存者绝非“懦夫”“偷渡者”，也不可能“假扮女人”混入救生艇。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最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面对时代的不公、命运的倾轧，他们毫无还击之力，唯有“抹干眼泪笑呵呵”。

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方荣山（右一）与朋友合照。

梁文道评价这本书说，“虽然“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20世纪最吸引人的大众文化传奇之一，但我对那些汗牛充栋的相关影像和文字，却从来都提不起兴趣。没想到《六人》却让我一开卷就停不下来了。并非我对这艘船上的中国人非常好奇，而是因为他们的遭遇，唤醒了潜藏在我脑海里头，那种南方港口城市民间流传的集体记忆——关于“行船”的记忆。”

“我们有太多的先人曾经随着大大小小的航船漂泊海外，甚至就此离散，无影无踪。年幼的我，曾以为那是一种没有去路的男子浪漫的流浪。但他们究竟都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泰坦尼克号”上华人的遭遇，原来就是答案。他们是行船先民的样本，他们的故事是一阕早已飞散在历史风暴中的哀歌。”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在方荣山寄给老家台山的亲戚的信中，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编剧史航表示， 以往我们谈起“泰坦尼克号”海难，未见得会意识到那场劫难里还有这几位同胞的存在，而他们的存在也因为岁月磨灭、国人失察而日趋虚无。这本著作就是给他们打了一束追光，对他们重要，对我们同样重要。

文摘

如果说这几名中国乘客登上救生艇之前在“泰坦尼克号”上没有被人注意过，那么在“卡帕西亚号”上他们获得了一点关注。1912 年5 月，三等舱乘客爱德华·多金斯对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听众讲述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时说：“在‘卡帕西亚号’上，我看见了那6 个假扮女人坐上救生艇逃跑的中国男子。”

《每日电讯报》曾经充满恶意地描述中国乘客在“泰坦尼克号”上和救生艇上的行为：“直到他们被带上‘卡帕西亚号’，才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想把他们扔进海里，但被冠达邮轮公司的高级船员阻止了，而后他们都被戴上了手铐。”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样的说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卡帕西亚号”的船员对这些中国乘客说了什么，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抵达纽约之前曾以任何形式被关押在船上。

《布鲁克林鹰报》刊登的内容才是所有新闻报道中最令人厌恶的。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盎格鲁—撒克逊船员的英雄主义在灾难中脱颖而出》的文章中写道：“盎格鲁—撒克逊船员今天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就是在这场最严重的海难中表现出来的至高无上的英雄气概，他们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美中不足的是，在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一艘救生艇底部，发现了卡在座位下面的两具中国苦力的尸体和8 个活着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要去纽约后转乘一艘开回东方的帆船，他们一发现有危险迹象，就跳上了救生艇，在救生艇还没有离开吊艇架的时候，就躲在座位下面。他们被后来登上救生艇的妇女踩踏，其中两人被压死。直到这艘救生艇抵达‘卡帕西亚号’，这些尸体和活人才被发现。”

同样，这些描述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泰坦尼克号”上并没有10 名中国乘客；最多有4 个中国人在同一艘救生艇上获救；在伊斯梅和乔治·罗所在的C 号折叠式救生艇底部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伊斯梅和乔治·罗在证词中明确指出，这4 名中国人是在抵达“卡帕西亚号”之前在救生艇上被发现的。《布鲁克林鹰报》的报道没有说明任何消息来源，也没有引用任何幸存者的陈述。

中国幸存者所遭受的敌意不止于此。伊丽莎白·多德尔是一名家庭教师，负责照顾一名6 岁的孩子，她和孩子一起在13 号或15 号救生艇上获救。她后来曾接受新泽西州《哈得孙河纪事报》（Hudson Chronicle）的采访。那是一次冗长的、满是抱怨的采访，其间，多德尔并没有对自己获救表现出感激之情，甚至还借机抱怨了“卡帕西亚号”上的食物和其他的幸存者。

“在“卡帕西亚号”上，我们被高级船员们监视着，那些看起来明显一无所有的人都被命令下到统舱里。我和我照看的孩子也被安排和他们一起下去。他们给我们吃硬面包。很多人都拒绝吃这样的食物，“卡帕西亚号”的高级船员看见这种情况，就让我们进了二等舱的船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统舱里待了整整一天，还得和那些中国移民（原文如此）共处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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