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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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奇妙知识季#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82年生的金智英》。

这是一本现象级的畅销书。它的出版被认为是2016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销售记录，也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为亚洲10年来所罕见 。它的读者有韩国总统，也有女团偶像。被翻译成18种语言，获得全球成功。2019年，同名电影上映，再次引起热议。在我们的豆瓣网，也有超过33万人参与评分。

从这个书名你就能知道，这是一本讲韩国女性的书。不得不说，这个书名起得好，能直接引起80后乃至更年轻的女性群体的好奇，连我这个几乎不看畅销书的人都想一探究竟。

这本书是因为它的话题性而畅销的，属于“问题文学”的范畴。这类作品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探讨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玩偶之家》就属于“问题剧”，它讲的是已婚已育的女性娜拉，原本像只牵线木偶，后来她的自我觉醒了，从家庭中出走。这个作品引发了关于女性独立的讨论。不过，易卜生关注的焦点在于一个新女性如何获得主体性而走向独立的诗意 ，而鲁迅更关心的是，她将怎么活下去，在社会上面临什么问题。所以他问：娜拉出走后怎样。一番推演后，他的结论很悲观：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在他看来，一个精神独立、甚至经济也独立了的女性，在社会中也没有任何出路，不仅如此，还要承受觉醒后的痛苦。所以有了那句名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社会讨论，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也不过时。

鲁迅的文章写于1923年，迄今即将百年。百年来，女性的境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但娜拉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就是这个问题穿越百年的回响。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是离开了家庭，决定从主妇转走向独立的，而在这本书中，金智英是为了守护家庭，从独立女性转变成家庭主妇的。然而即使如此，她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支持和社会尊重，最终，她走向了精神崩溃。

这本书畅销后，在东亚三国有一个共同现象，一个常见的读后感是：金智英就是我 。评论家们也都说，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金智英是一个最普通的普通人 。也就是说，这个人物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了，她真实到根本不像个小说人物。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如此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女性因为做了全职妈妈就走向了精神崩溃，是哪里出了问题？显然，金智英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韩国70后女作家赵南柱。她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的社会学系，这是韩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著名的朴槿惠“闺蜜门”事件的导火索“梨花传闻”就是由这所大学的学生揭发出来的。赵南柱是一个资深新闻媒体人，有十余年的从业经历。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小说家，她对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切胜过她对文学性本身的追求。据她说，她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这本书。它轻松晓畅，任何人都可以用一晚上读完。

这本书的创作起源是韩国2014年的一个网络热词：“妈虫”。韩国人用“虫”做后缀造词，指那些让人讨厌的人。“妈虫”指的就是在公众场合因管不好自己的小孩而给他人造成困扰的年轻妈妈，后来，这个词引申为自己不工作，花着老公的钱，带着孩子逛街购物喝咖啡的年轻妈妈。看到这么多人把“虫”和“妈妈”联系在一起，赵南柱很痛心。她认为这是一种网络暴力，反映了韩国社会对母职的贬低和对女性的厌恶到了相当的程度。事实上，赵南柱本人也有为了育儿而退出职场的经历，这在韩国女性中还相当普遍，对于年轻的全职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比发动网络暴力的网民更有发言权。

好，现在就让我们快点进入这本书吧。我的解读分两部分。首先我要为你讲述的是金智英的前半生都遭遇了什么，然后我要说的是她是如何觉醒的，又是为何崩溃的。这是一个普通韩国女性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深刻顽固的社会问题。因此，在讲小说本身的同时，我也会说到小说之外的事。

第一部分

来说金智英的前半生。

小说的开头是一个悬念：34岁的家庭主妇、全职妈妈金智英和37岁的丈夫郑代贤、2岁的女儿郑芝媛一起租住在首尔郊区一套80平米的公寓里。这一天深夜，丈夫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发现妻子好像被鬼附身了：她突然开始用另一个女性的口吻对郑代贤说起话来，还说自己是车胜莲。这吓坏了郑代贤。车胜莲是两人读大学时参加的登山社的学姐，去年生二胎的时候因羊水栓塞不幸去世了。当时，金智英刚生完女儿，还在产后抑郁期，这件事给她很大打击。过了几天，中秋节假期，金智英跟丈夫到釜山的婆家过节，马不停蹄地在厨房忙了几天后，金智英又“被附身了”。这回，她又变成了自己的妈妈，对公婆展开了抗议。

这可把郑家闹翻了天。这时郑代贤知道，妻子这是精神出问题了，必须去精神科咨询一下了。他先独自去咨询了医生，回家后，建议金智英去看看心理医生，金智英答应了。这个悬念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时间进入1982年4月1日，金智英的人生开启的那一刻。

金智英是1982年最常见的一个韩国女性名字 。像她的名字那样，她出生于首尔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和姐姐、弟弟、爸妈、奶奶住在72平的房子里。她度过了普通韩国女性的前半生：从小学读到大学，工作，结婚，生育，辞职，成为全职母亲。

金智英的前半生，也是遭遇日常性别歧视的前半生。

金智英遭遇的性别歧视从她在母亲肚子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歧视者是她的奶奶，一个坚信至少要生四个儿子才行的老太太。金智英妈妈一胎生的是女孩金恩英，哭着向奶奶道歉，二胎是金智英，又要鞠躬哭泣向奶奶道歉，三胎又是女孩，这回，她哭了一整晚，然后把孩子做掉了。几年后，母亲终于怀上了一个男婴。这就是比金智英小5岁的弟弟，奶奶口中的“金孙”。

写到这儿，作者突然跳出小说，介绍了一段真实的社会背景，这让小说变得像是一部新闻纪录片。她写道：当时韩国政府正在实施节育政策。当时只要确定怀的是女婴，就可以合法堕胎。这样的社会风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持续蔓延，到90年代初期，性别失衡达到巅峰，三胎以后的出生性别，男婴比女婴多一倍。

小时候，金智英最难忘的记忆是偷吃弟弟的奶粉被奶奶打。因为在奶奶心里，弟弟的家庭地位相当于金智英加上她的姐姐——可能还不止。

金智英读小学时，让她印象最深的性别歧视来自她的老师。当时同桌男生总是欺负她，这种行为愈演愈烈。有一回男生在老师眼皮底下闯了祸，老师才知道金智英一直被欺负的事实。结果，面对哭得泣不成声的金智英，老师却说：他欺负你是因为喜欢你。

金智英读初中时遭遇了来自学校制度的性别歧视。学校规定女生的制服裙子长度要过膝，夏天要里里外三层捂得严严实实，显然，意在掩盖发育中的少女身体，然而在三伏天真的很热。冬天要穿学生专用的黑丝袜，不可在外面多加袜子；不能穿运动鞋，只能穿皮鞋。这套穿着要求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是为了女性的美感，日韩电影中的女生制服也确实是这样。但事实是，金智英告诉我们，寒风刺骨，这么穿只会冷到人想哭。然而男同学的穿着却没人盯，他们可以穿任何鞋子，夏天也可以解开纽扣，甚至脱掉白衬衫，只穿背心或T恤。老师说，这是因为男生随时要运动。

上高中后，金智英开始遭遇来自各种男性的性骚扰，这些人有公交地铁上的变态，也有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一天深夜，从补习班返回家中的公交车上，她遭遇了一个男生的尾随。下车后，男生跟了上去，对魂不附体的金智英说：明明是你每次都坐在我前面，每次都对我笑的啊，怎么今天却把我当色狼了呢？事实上，金智英根本就不记得这个男生，也从没对他笑过。这件事把金智英吓得不轻，然而却遭到了来自父亲的指责：为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上补习班？为什么裙子那么短？为什么跟陌生人说话？

金智英考上了首尔一所大学读人文学科，在这里，她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又因男友入伍，两人以分手告终。这时，她遭遇了自己的暗恋者的性别歧视。一次社团活动中，金智英偶然知道有位学长一直对她有好感，然而，当大家问学长为何不去追求金智英时，那位学长却叹息一声：算了，被人嚼过的口香糖谁还想吃啊？金智英很惊讶，平时为人正直和善的学长，背地里却把谈过恋爱的女生看做嚼过的口香糖，而谈过恋爱的男生却没人嫌弃。

大三求职季，金智英才明白，在韩国，女性是很难进入大企业的。学校的教授说，太优秀的女生，企业也不敢要，因为“女孩子太聪明会给人带来压力”。这时，作者又插入了一组统计数据。2005年，也就是金智英大学毕业那年，韩国百大企业的女性录取率只有29.6%。然而，这个数值是用来表示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然大幅提升的。韩国五十大企业HR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回答“面试者资质相同的情况下更倾向选择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时，44%的HR表示会优先选男性，优先考虑女性的HR为0。

这当然是因为职场女性可能会面临生产和育儿。你可能要问，不是有产假和育儿假吗？这时，作者又引用了一组统计数据。2003年，请育婴假的女职工只占20%，直到2009年才终于突破50%，这意味着职场上每十名女性当中依旧有四名产后女性没有请育婴假，坚守着工作岗位。当然，在此之前因生育而提早退出职场的女性无法计入统计，更是数不胜数。

金智英的求职之路异常艰难，被拒数十次后，终于绝处逢生，在一家公关公司获得了不错的工作机会。她每天把工卡挂在脖子上。别人都是怕丢了才挂的，唯独她是在为自己终于成为一名职业女性感到骄傲。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场景：胸前挂着工卡，昂首挺胸和同事们并肩走在一起，讨论着午饭吃什么。因为这份职业骄傲，她在工作上表现出色。

但这份工作也带来困扰：职场性骚扰无处不在。有一次，她和客户一起吃饭，点了一份大酱拌豆腐。客户经理见了便开玩笑说她是“大酱女”。“大酱女”是韩国某男性网友发明的一个网络热词，指长得不好看却爱慕虚荣、集各种让韩国男性讨厌的因素于一身的女性。

作为职场女性，不仅要忍受客户充满性别歧视的玩笑，还总是被客户灌酒，开黄色笑话。因为这份工作，金智英当时的男友选择了跟她分手。

即使如此，金智英的工作热情也并未减退。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对她打击着实不小。公司要组建一个策划组，选择最优秀的员工，好评率最高的金智英却未能入选，相反，和她同时进入公司的表现平庸的男同事却入选了。后来金智英才明白，公司不愿承担女员工请产育假的损失。同时她还获知一个秘密：原来新人的工资不是按能力大小分配的，而是按性别分配的，同时入职的同事中，男性比女性的工资高一档。这时，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但她的结论却是刚强的，她想，“与其茫然地杵在原地，不如加倍努力，就算钻墙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在这里，我又要引用作者展示的社会调查结果了：韩国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对职场女性最不友善的国家。2014年，韩国男性的平均薪资是100万韩元，女性的平均薪资则是63.3万韩元，远低于OECD成员国的女性平均薪资（84万）。《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创造了一个概念，叫“玻璃天花板指数”，这是一个指数模型，用来测试各国各地职场女性受到公平待遇的程度。在所有被测评的国家中，韩国处在垫底的位置。

说到这儿，你应该已经知道金智英接下来的命运了。没错，她后来遇到了郑代贤，恋爱结婚，怀孕生子，由于韩国老龄化极为严重，夫妻双方的父母仍在为生计奔波，无法帮他们带孩子，导致金智英夫妇二人中必须有一人辞职，负责育儿。由于金智英的工资比郑代贤低，退出职场的人是金智英。

金智英退出职场的遭遇是“普通”的：据韩国统计厅统计，在活跃于韩国上层劳动市场的女性中，四分之一的人会因结婚、生子和照顾家人等原因辞职。仅 2018 年一年，就有 185 万名女性因为这些原因离开了职场。这一问题带来的结果是，年轻人对生育极为抵触，生育率屡创新低。2019年底，首尔的出生率仅为0.69%，新闻报道为此使用了“走向灭绝”这样的标题。

就这样，金智英成了一名全职妈妈。她经历了生产痛苦、产后抑郁和育儿焦虑，她怀念自己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的生活，承受着失去社会身份、乃至失去自我的失落，直到有一天，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她。那一天，她终于有片刻得闲，推着女儿去买一杯咖啡，在那里，女儿哭闹起来，这时，她听到几个白领在背后议论她，以鄙夷的语气说她是“妈虫”。她终于承受不住了。从那时起，她精神崩溃了。

这就是金智英的前半生，也是遭遇日常性别歧视的前半生。我要提醒你的是，作为一个普通女性，作者给金智英安排的遭遇也是相当“普通”的：她没有被性侵，没有被渣男出轨、PUA和家暴，相反，她有一个爱她的丈夫，他们曾经无话不谈。甚至，她比自己的姐姐要幸运，没有被迫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放弃自己年少的梦想。她也比那些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飓风中，每天打四小时工却依然付不起暴涨的学费而被迫休学的外地女大学生幸运，只是每周做几小时家教，而她的母亲说，就算卖房子也要供她上大学。

可能有人会说，你看，金智英的遭遇实在普通，她已经过得不错了——然而我要提醒你的是，请警惕这份“普通”，因为当我们说一个人的遭遇很普通的时候，就意味着在我们看来，作者的遭遇司空见惯，所以习以为常。事实上，正是这份普通让金智英的遭遇显得更刺眼了：因为这说明，她所遭受的，我们可能也遭受过，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过。你看，这种“普通”的设定，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第二部分

不过，我要请你回头想一想，金智英真的是一个普通韩国女性吗？在我看来，她其实并没有那么普通。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她其实很早就获得了一种“女性意识”，这加剧了她对不公的觉知，导致她最终被痛苦撕裂。这一点，作者没有直接说出来，但读者可以读出来。

什么是女性意识呢？在英国史学家说希拉·罗博瑟姆看来，女性意识就是“一种拒绝承认性别间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认识” ；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女性在一个父权社会中生活的，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所遭受的不公，面临的诱惑，意识到你应该独立地开拓你的生活，争取因性别而被剥夺的权益，也拒绝因性别而获得的优待。女性意识是女性获得自我所必须经历的一种启蒙。有位女性主义学者说过，一旦获得了女性意识，你就终生拥有这种意识。用鲁迅的话说，这样的女性就是“梦醒了”的女性。而“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

我来说几个细节证明金智英很早就拥有了女性意识。

在老师说男同学“欺负你是因为喜欢你的时候”，金智英想，不对，喜欢我就应该对我温柔，同桌的行为就是校园霸凌。

在一场求职面试中，面试官问了包括金智英在内的三位女大学生一个问题：如果你去见客户，客户对你有些身体上的接触，比如不经意地摸你的大腿之类的，你会怎么做？一个女生说，她会抗争，要诉诸法律。一个女生说，她会反省自己的态度和穿着，并加以改进。金智英呢，由于性格普通，她选了一个中庸的答案，说：我会找个借口离开。结果，三人都没有通过面试。知道结果的金智英非常愤慨，她想，早知道就直接说心里话“我会把那家伙的手打折”了。同时，她也意识到，如果自己是一个男性，就不会被问这样的问题，她还想告诉那个面试官：假借面试之名问这种问题也算是性骚扰。

生孩子前，金智英意识到自己会失去什么，很是不安，她的丈夫劝她，不要只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这时，金智英反驳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失去。而我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等，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丈夫说，他会失去跟朋友聚会的时间，也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成为全职妈妈后，金智英累到手腕肿到动不了，去看医生。在说到自己需要抱孩子和做家务后，医生说，我们以前都是全靠人力做家务的呢，现在洗衣服有洗衣机，扫地有吸尘器，真不知道现在的主妇在抱怨什么。这时候，金智英想到，医生说的其实是自动化取代人力的问题，但自动化并不能完全取代人力啊。同样，医生以前也要自己手写病例药方，可现在也只是点几下鼠标而已，上班族也只是整天坐在电脑前操作一下，真不知道有什么辛苦可言呢。

这一切，每个普通女性可能都遭遇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金智英这般的疑问和反思。这些反思和疑问，都反映出金智英具有完整的女性意识。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从她身边的女性那里。

金智英的第一个女性意识启蒙者是她的母亲吴美淑。她明明是成绩最优异的孩子，梦想成为老师，却牺牲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十几岁就去工厂打工，把读大学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兄弟。成为全职妈妈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零工，手上留下长长的伤疤。亚洲金融危机时，丈夫提前退休，领了一笔钱，执意要跟人去做不靠谱的投资，是她拼命拦下。后来，是她选对商机，开了一家粥铺，还清贷款，买了139平的公寓，让丈夫成为同学聚会上过得最好的人。是她一直鼓励金智英多读书，卖房子卖店铺也要供她读大学，她从没跟女儿们说过要嫁进好人家找个好老公当个好妈妈这类话。在金智英求职屡屡受挫的时候，父亲劝她不如乖乖等着嫁人，是母亲愤怒地把汤勺拍在桌上，要求金智英怼回去。

金智英的第二个启蒙者是她三年级的小学同学柳娜。学校食堂座位有限，同学们只能先后进场吃营养午餐，按学号次序进入。班里49个人，1-27号是男生，28-49是女生。是柳娜意识到不应该按学号次序进入食堂，她站起来，要求老师重排次序。从此，就餐次序改变了。

金智英的第三个启蒙者是一位无名的初中同学。这位女生穿着运动鞋进入校园，抗议女生只能穿皮鞋丝袜的制度，被罚用鸭子步走操场。教官叮嘱，蹲着走会走光，必须抓好裙摆。但女生执意不抓裙摆，每走一步都在走光。她说：“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看这身衣服有多不方便。”后来，着装制度改变了。

金智英的第四个启蒙者是在公交车上帮助她摆脱尾随者的女性上班族。她在深夜下班，与金智英素不相识，却半路在无人的车站下车，借口金智英忘了拿围巾，保护她不受伤害。后来，尾随男被赶走了。

金智英的第五个启蒙者是她死去的大学学姐车胜莲。在登山社，她提议大家不要给女生特殊待遇，不必像呵护公主般照顾她们，也不要只让女生负责吃饭的事儿，而是也可以让女生当当社长，她说，她无论如何也要等到女生当社长的那一天。她没能等到。几年后，她因难产而死。

金智英的第六个启蒙者是她的大学同学尹慧珍。她们彼此分享就业信息，报名参加企业实习，组队挑战企业竞赛，并在各种大学生创新竞赛上多次得奖。是尹慧珍告诉她，太优秀的女生和太差的女生都不好就业，当然，中不溜的女生也不好就业，因为太平庸。但她们仍没有放弃，后来，她们都找到了工作。

金智英第七位启蒙者是她在公司的女上司金恩实。她是四位主管中唯一的女性。为了摆脱大家对职场女性的刻板印象，她总是加班到最晚，产后一个月便重返职场。是她引领大家对抗职场性骚扰，是她告诉刚入职的金智英以后不要给她买咖啡收拾碗筷了，女性不是天生就应该给公司打杂的。是她给了金智英第一次鼓励和肯定。是她在金智英离职时，等待她重返职场，说希望有机会再跟她一起工作。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没法一一为你列举。正是在这些启蒙者的影响下，金智英的女性意识一直在觉醒和成长，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她所遭遇的性别歧视也愈演愈烈。不过，她始终在抗争。甚至，当因育儿被迫离职后，她仍在想办法重返职场，甚至想要用每天仅有的短暂空余时间去面包店、冰淇淋店打零工贴补家用。作为主妇的金智英，都时刻自我认同为一个独立女性。然而，在那些陌生人看来，她却一定是一只寄生于丈夫身上的“妈虫”。正是无路可走的社会现实和她觉醒的女性意识的剧烈撕扯，让她走向了精神崩溃。

当然，也有她性格中天生的隐忍和温和。大声抗议的那个人，从来不是她，她总是沉默、牺牲和让步。从金智英最终爆发的精神症状来说，她患有人格分裂。“附身”于她的两个女性，学姐车胜莲和母亲吴美淑，都是她被压抑的那个自我的化身，那个觉醒了的又敢于发声的女性意识的化身。悲哀的是，只有借助别人的身份，金智英才敢说出真话，直到成为一个疯癫者，她才能够说出真话。而她的真话也不过是：对丈夫说自己真的太累了，希望丈夫多关心一下自己；对公婆说自己其实每次过节都累到骨头散架，也想在佳节与自己的家人团聚。

小说的结尾又是一个反讽。精神科医生听完金智英的故事，陷入沉思。他想到，自己的妻子与金智英有同样的遭遇，妻子比金智英优秀很多，家境优越，从小就是数学天才，比丈夫更有雄心壮志和职业前景，却因为孩子出了心理问题，做了全职母亲。不过，她想念原本的自己，每天深夜都在做孩子的小学数学题。医生感慨着韩国女性对家庭做出的牺牲，正在这时，他的女同事来跟他告别了，这位女医生才入职一年，非常优秀，但她结婚六年，最近才好容易怀上了孩子，需要回家安胎。医生想，这样突然的离职会导致病人流失的，下次雇佣女员工，一定要找个未婚单身的才行。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从这名医生的意识流你就能看出，鲁迅所说的“搬动一张桌子”有多难。我们来说说书外的故事。

事实上，早在1999年，韩国政府就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相关法案，而在金智英20岁那年即2001年，国家行政机关设立了“女性部”，但金智英的遭遇还是延续到了小说写作的2016年。

这本书的出版与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轩然大波。一方面，它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直接推动了韩国的立法。2017年，卢会灿议员将这本书当做礼物送给了总统文在寅，扉页写着：“请拥抱82年生的金智英。”后来，文在寅仔细地读完全书，在一次演讲时说：“希望‘92年出生的金智英们’能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后来，一项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法”的法案，被正式提上了立法议程，法案中包括女性生育后迅速复职、带薪育儿等内容。作家赵南柱说，“曾经我以为小说没什么意义，只是自说自话，但现在我也有了自信，原来小说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变化。”

另一方面，它也触发了韩国男性群体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政府抵制这本书和改编电影。当时，公开推荐这本书的女性公众人物都遭到了网暴，甚至在电影中扮演金智英的女演员也遭到了集体抵制和辱骂。同时，众多韩国男性联合起来，声言要写一本90年生的普通韩国男性的书，讲述他遭遇反性别歧视运动的攻击的悲惨一生。

有人形容说，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撕裂了。 其实，赵南柱这本书已经写得相当温和谨慎了，她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激起性别对立，而是为了促进两性互相理解，彼此搀扶，推动变革。所以在小说中，郑代贤是一个高于韩国普通水平的好丈夫，他和金智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金智英的困境，也是郑代贤的困境，当然他也并不完美，比如他也默认家务就是应该由女性来做的。

说到两性问题，我想引用一段话。赵南柱曾与其他女作家合出过一本书叫《给贤南哥的信》，书里有位女作家借人物之口这样写道：“有人认为，女性主义会引起男女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是种反对爱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想法是错的。我认为女性主义才是追求爱的一种战斗，是扼杀爱的父权制的解药。要求单方面地屈从或用无数方法毁损人类的尊严，无法解放任何人。”

结语

好，这本书内容就说为你解读到这里了。

总结一下。这本书在韩国乃至东亚三国都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是一本“问题小说”。它的创作始于韩国社会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它的出版又在韩国触发了网络暴力。金智英问题是百年前鲁迅提出的“娜拉问题”的遥远回响。金智英的痛苦来源于备受歧视的社会现实和她清醒的女性意识之间的强烈撕扯。如果说出走的娜拉的痛苦在于梦醒了却无路可走，那么，金智英的痛苦就在于连梦都没有，她是一直醒着，却找不到路。

作家赵南柱身为媒体人和曾经退守家庭的全职妈妈，借助社会调查统计数据和亲身经历写就了这个普通韩国女性的故事，清晰展示了女性问题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对每个普通家庭的影响。社会是个太过笼统的概念，面对女性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解决，带着爱和理解，而非对立与仇恨。

《82年生的金智英》一方面在韩国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也推动了相关法案的进程，对女性的权益进行了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为人和人之间更好的互相理解，做出自己的努力。消除误解，唤醒善意和爱，去理解不被理解的人，这或许正是小说特有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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