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小学（五大道小学生活漫忆）

作者 | 谷耀

初到天津

1958年春我家自保定来到天津，过上了当时人们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先是住在马场道264号，院子里有两栋楼房，住了好几家。初到繁华大城市，跟古城保定相比，一切都很新奇现代。

父亲与我们兄妹四人在保定公园。

第一次住进楼房，在光滑的地板上走不小心就会摔跟头，保定住的平房屋里都是青砖铺地或水泥地，初来乍到还真不习惯。第一次用上自来水，在保定用水要到院子里的压把井打水。

还有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这才明白哥哥谷亮从北京治病回保定后对我说的厕所用水冲是怎么一回事，那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保定都是旱厕，小孩拉完屎没有纸擦屁股，用树棍、秫秸杆、土坷垃擦或在墙角上蹭是常事。十年后1968年我到河北围场坝上农村插队，此景又重新再现。

马场道264号院内楼房。

几个月后，我家搬到睦南道98号（今78号），与桂林路交口，这是个独立的院落，三层小楼，但三层只是一小间，其余是很大的阳台。

后院有几间平房，临街还有一间汽车库，院子里有一小块地可以种些东西。

睦南道98号院（今78号）

这时离9月份上学还有几个月，家里送我到旁边的胡同里的幼儿园，我都快8岁了我不愿意去，曾经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来抗拒去幼儿园，结果我去了没几天就再也不去了。

1958年暑假来临，我的两个哥哥才由保定河北小学放假来到天津。9月份开学，我们一同进入成都道小学，他们俩分别插班上四年级和五年级，我成为一年级新生。

这所学校原来叫民航子弟学校，学校马路对面就是鹏程里，是民航宿舍。

原成都道小学教学楼

(今市社联机关办公楼）

我的同班同学金姓哥俩家就住那里，我的学习小组就设在他们家。

他们家是从上海迁来的，家里的陈设家具用品和一般老百姓家就是不一样，透着一股洋气。后来金姓哥俩与我一样初中都考入天津一中。

成都道小学那时只有一座楼房，但操场比较大些，能够让学生踢足球。我哥哥谷昉1960年从该校毕业，考入天津一中。

六年后他高中毕业，百里挑一体检过关，当上了空军航校飞行学员，应该跟上小学经常踢足球锻炼身体有关。

成都道小学操场上的足球队，

前排右一为我哥哥谷昉。

三年困难时期的故事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国家出口换汇，学校组织我们的劳动是砸核桃仁儿。学校要求每个同学要事先准备好两件劳动工具：一把锤子和一块上面挖去半个球形坑的砖头。

说来这块砖头有讲究，这种半球形状由于受力均匀，能够有助于砸出完整的核桃仁。完整的核桃仁是一等品，半拉的是二等品，四瓣儿的是三等品。

因为一等品出口可以换更多的外汇，因此要求尽量多出一等和二等品。

劳动场所就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同学们噼噼啪啪砸核桃干得非常起劲，每次劳动结束后老师都要评比，看看哪些同学砸得又多又好。

我哥哥是高年级学生，可以把核桃带回家里砸，结果让小妹妹看到了，她就眼馋要吃核桃。

学校还组织学生去起士林食品厂参加包糖果的劳动。起士林食品厂生产的都是高级糖果糕点，还没进厂，离着很远就能闻到香味。

这两项劳动要求小学生有很大的自制力，因为一不留神就会不由自主地要把香味诱人的核桃仁或糖果放进自己的嘴里。

还有一段时间学校鼓励学生在放学回家路上顺便卖《新晚报》（《天津晚报》和《今晚报》的前身）。

放学时，同学们自己先到班主任老师那里登记申领若干份报纸，“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出校门。

有的同学积极性非常高，一次从老师那里领十几、二十几份报纸然后跑很远处去卖。我总是径直回家不绕道，每次就领几份报纸来卖。

我从学校出来沿成都道左拐桂林路，穿过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一直到睦南道，一路上大声叫卖：“《新晚报》，二分一份！” 第二天早晨上学时再把卖报纸的钱按申领份数如数交给老师。

记得我有两次因为天气原因报纸没有卖完，为了向老师交差，回家后就找母亲要钱补上卖报的钱。

还有一次我和哥哥妹妹把家里的旧晚报找出来，摆在家门口叫卖，但没有一个人上当买我们过时的“新”晚报。

1957年11月6日的《新晚报》

1960年底我家搬到了贵州路118号（现西康路63号），离体育馆不远，我也转学到了体育馆小学（今昆明路小学），一方面离家近，另外，转年9月妹妹谷梅就要上小学了，还可以领她上学。

体育馆小学位于成都道与昆明路的交口，两座楼房中间在二楼有通道连接，加上操场整个占地比成都道小学大一些。

原体育馆小学（今昆明路小学）

贵州路新家的院子也更大一些，住了四家，我家楼前那块地原是一个网球场。

那时人们吃粮有定量，很少有人会热衷于体育运动，于是大人和孩子一起动手，把铺在球场上层的炉灰渣子挖起来运走，将下面的土地翻松软后种上庄稼和蔬菜，又在地的中间安装了一口压把井用来汲水浇地。

我们学会了用香烟蒂泡的水来杀灭蔬菜上的蚜虫，给玉米和向日葵授粉等农活，也懂得了一些农谚，如：“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头伏萝卜二伏菜”、“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等等。

贵州路118号院楼房的旧貌新颜。

同院住的牛勇叔叔（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可以说是地道的庄稼人，从种到收，样样农活都干得有模有样。

他家只有一个男孩排行老五，年龄尚小，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星期天或清晨傍晚，常见到他一人在那块儿地里亲力亲为，他家种的作物长得最好。

那个时期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经济困难，国家油料短缺。由于蓖麻籽可以榨蓖麻油，能够作为工业润滑油。

于是，学校就鼓励同学们在家里种蓖麻，秋天收获后将蓖麻籽交到学校，我就从学校领回蓖麻籽种在地边地角上。

到了秋天我种的几棵蓖麻长得又高又壮，像小树一样，我可以爬到下面的枝杈上去。

我的母亲在田间采摘向日葵。

这段种地的经历给我几年后到农村插队种自留地和菜园打下了基础，不会发生苗草不分的尴尬情景。

院子靠墙一侧有一排密密的柏树挡住了阳光，不宜种植作物，我家就用铁丝网把那里围起来做了鸡圈，养了十几只母鸡，基本上是产蛋多的来亨鸡。

我们将菜帮子切碎，拌上麸子、剩饭菜等来喂鸡，每天都能捡不少鸡蛋。我们还偷偷观察鸡怎么下蛋，还懂得鸡下了软皮蛋，就在饲料里加进碎鸡蛋皮给它们“补钙”。

我们根据鸡的特点给它们起了名字，记得一只鸡的脚上长了一个大疙瘩，就给它起名叫“豆儿墩（窦尔敦）”。用铅笔在鸡蛋上作记号，每天记录它们产蛋的数量。

还在鸡圈里养过鸭子和兔子，形成“鸡兔同笼”、鸡鸭“和平共处”，养鸡产生的鸡粪用作种地的肥料。

有一年春天，我家从郊区买来一只白色的小山羊，栓在地边让它吃地里的草，还知道过段时间要喂一些盐给它吃，不然羊不长个。

到了秋天，山羊长大了，有几十斤重。突然有一天山羊不见了，问周围的人都说没看见，最后认定是它自己挣脱了绳子跑出了院子。

虽然很无奈，但是我们学会了成语“亡羊补牢”和“顺手牵羊”。

那个年代家庭的孩子多，我因此常常穿两个哥哥的剩衣服，衣服破了，补补，短了，就接上一段。那时候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于是就有了老大新，老二旧，老三补丁露。

此情此景定格在当年母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在和平路中国照相馆拍的照片中，从照片可以看出我的裤子膝盖上是打了补丁的。

我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与

母亲和兄妹在中国照相馆合影。

母亲买来理发工具给我们三个男孩子理发，还教会了我们理发，后来我们就相互理发了。哥哥学雷锋，有时会带上理发工具到学校给同学们理发。母亲还教我们使用缝纫机补衣服。

体育馆小学离家也就是五分钟的路，但放学要站路队，家住附近的几个同学一起排路队离开学校。

记得一次排路队回家，刚出校门不远，经过成都道与贵州路交口大转盘，见到对面的食品店铺挂的招牌上写着：“冰△○”。

我就大声叫喊：“快看，冰角凌！”（那时人们多把冰激凌称之为“冰角凌”），可是路队有纪律，不许随便说话。结果第二天不知道被哪个同学报告给了老师，我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那个年代很少见到有同学买零食吃，夏天偶尔吃根二分钱的水果冰棍儿就很满足了，五分钱或更贵的奶油冰棍、巧克力冰棍很少能吃到，更别提冰激凌了。

到了冬天，班里值日的同学要提前到学校，为教室生炉子。由于我在保定时就学会了生炉子，检煤核，所以这个任务对我不是件困难的事。

还记得那时还学唱古巴歌曲：“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是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窗前开红花……”那时吃的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都是我国用有限的工业物资支援亚非拉国家换回来的农产品。

记得那时使用的作业本是用很粗糙且发黑的纸张装订的，还能看见纸上的稻草皮，写错了要轻轻地用橡皮擦不然纸就会破。

学校组织的活动

在成都道小学参加过两次学校组织上街游行：一次是庆祝城市里成立人民公社，一次是庆祝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这些大事都是发生在1959年。

我是二年级加入少先队的，为此，在北京的三姨特地将从苏联带回来一条红领巾送给我，那也是因为我的生日是十月革命节——11月7日。

当时我国的红领巾是红布做的，而苏联的红领巾是针织的，很薄很柔软，不退色。我爱护有加，平常是不舍得戴的。

入队后，我参加了学校的鼓号队敲队鼓。练习敲鼓要先会背鼓点谱子，直到现在脑子里还残留有鼓谱的记忆。少先队鼓号队还参加过国庆节的庆祝游行活动。

兄妹四人合影

1963年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周围的几所小学一起在体育馆召开的庆祝大会，举行表彰优秀少先队员和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会上有领导讲话和优秀集体代表发言。

我是优秀少先队员站立在场地中央，我妹妹谷梅作为新入队的少先队员坐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少先队男孩子标准服装是白衬衣和蓝裤子，女孩子是白衬衣和花裙子。

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搞得非常整齐，开始时我回头一看，看台上是一片白，等一阵子再回头一看，看台上每个人白衬衣上都佩戴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那天天气热，会议活动时间也长了一些，结果站在场地中央的两个同学晕倒了，马上被老师抬出了会场。

1963年体育馆小学

少先队员入队留影，

前排右一为我妹妹谷梅。

在体育馆小学我进步很快，从少先队中队委又当上了大队宣传委员（由两道杠变成三道杠），负责出墙报。这其中的缘由除了我学习好之外，还可能是我的字写的不错，这要得益于我的姥爷的教导。

我姥爷樊伯厘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和章太炎等大师给他们上过课，他曾任河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教导主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是郑州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姥爷年过花甲，每天都要练毛笔字，有时还写蝇头小楷。他要求我们兄弟三人每天写一篇毛笔字——小楷100字，写完交给他来评判，写得好的字，用毛笔画红圈，最好的字能给3个红圈。

记得我们用的毛笔是“七紫三羊”，用的什么字帖已不记得了。此外，姥爷还给我们讲历史故事，教我们背古诗词，如《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郑州师范学校校史馆中

我姥爷樊伯厘的半身塑像

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件事是，1963年2月在市人民礼堂召开共青团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团市委组织少先队在会议开幕那天为大会祝贺、献辞，不知怎么选上了我们体育馆小学。

那天，伴随着会场坐席通道间排成两列纵队少先队鼓号队激昂嘹亮的鼓号声，在两个红领巾护旗手的护卫下，我作为旗手手持少先队大队旗，走上主席台。

这时我惊喜地发现父亲就坐在主席台中间，正在冲着我微笑！父亲作为天津市委主管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我作为少先队队员为大会祝贺，事情怎么那么凑巧，老共产党员的父亲和少先队员的儿子在团代会上齐聚一堂。

1964年民园体育场

举行庆六一活动，

主席台右三为我父亲

（网络图片）

我家刚搬进贵州路时在院子的角落处找到一残破乒乓球台子，经过修理后搬到家里，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打乒乓球。

正巧，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选手一举夺得三项世界冠军，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乒乓热潮。我家也人人挥拍上阵。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纪念邮票小型张

有一阵子学习小组在我家，我和同学们经常打，球技水平提高不少，记得蔡克雍同学脑袋不大，左手握拍，动作灵活，球打得很好。

我们俩人因乒乓球打得好被选入校乒乓球队。五年级时学校参加了和平区小学乒乓球比赛，球队老师赛前教导我们比赛打球时要记住三个字：“稳、准、狠”，可是一到比赛我还是会紧张。

我校的几个选手都没有在少年宫或少体校受过专门训练，想取得比赛好名次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

小学生在打乒乓球（网络图片）

记得在六年级的时候，一天上课之前，只见班主任、语文老师林老师和一位穿旧军装但未佩戴领章的女同志在教室门口观察学生，指指点点。

下课后林老师通知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准备去参加体检，后来得知，原来是部队文工团来选学员，几天后，学校老师带我们十几个同学到位于河东区天津音乐学院检查身体。

这是我第一次坐海河轮渡，从大光明码头摆渡过河，行人票价每人1分钱，带自行车加1分钱。不知道那次我们学校有没有人选上文工团学员。

课余生活丰富有趣

暑假是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光。从哈军工放暑假回来的路平大哥（退休前任市信息化办主任）组织院子里的学生早上出操训练。

晚饭后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起捉知了猴，玩捉迷藏，地下室很黑还存有许多煤，藏在那里谁也找不到。天黑后在墙根或煤堆旁逮蛐蛐，第二天就接着斗蛐蛐，看看谁逮的蛐蛐厉害。

还记得是60年代初的夏天，市区内比较宽阔的街道安装了新型的高压荧光路灯，亮度比先前的白炽灯强许多。

到晚上贵州路上路灯一亮，引得无数昆虫从郊外飞来，扑灯盖地，到早上一看，“油克朗”（甲壳虫）经汽车碾压在马路上铺了一层。

还看到马路上有人捉了很多“油克朗”，说是回家用油炸着吃，不知道味道如何，也许与炸知了猴、炸蚂蚱差不多吧。

那时的柏油马路到夏天中午以后常被晒化，可能是那时铺路的沥青质量较差吧，走在路上都粘鞋。这给孩子们在竹竿头上抹臭油（沥青的俗称）用来粘蜻蜓（天津孩子称作：大老青、老赫、黑老婆等）带来很大的方便。

暑假里，白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玩。下午到干部俱乐部去游泳，买了月票后一家几个孩子都能去游，先是妹妹给楼上女部检票的人看过后，从楼上扔下来，我们男孩子在楼下男部接着用。我就是在那里学会游泳的。

俱乐部游泳池的水温较低，游一阵子感到冷了，就到露台上趴在地上晒太阳暖身体。以后本事长了，嫌游泳池人多水凉，就跑到俱乐部院子后面的天然水坑里去游，那里水面开阔，水温适合。

在那里遇见过经常参加游泳锻炼的李中垣叔叔（时任副市长）和石坚叔叔（天津日报主编），他们看我年龄小，就鼓励我越用力才能越长劲。

干部俱乐部室内游泳池

（网络图片）

我还到水上公园的露天游泳池游泳，在那里测深水合格证。深水合格标准是：踩水1分钟（双手露出水面），游泳200米（两个来回）。

测验合格后会在游泳证上盖上深水合格章，凭此可以领到一条细红布带子（天津俗称“红道儿”），系在脖子上就能进到深水区域。深水区游泳的人比浅水区少很多，可以游得更痛快。

那时刚刚上映过彩色故事片《水上春秋》，电影讲述了天津北郊区天穆村穆成宽、穆祥雄父子俩为国争光的故事，看了电影更增添了我练习游泳的兴趣和信心。

彩色故事片《水上春秋》

电影海报

就是凭着少年时练就的水上功夫，多年以后，我还亲历了一件“英勇”救人的故事。

那是我到农村插队的第二年，生产大队开始在小滦河上修水轮泵站，在我们村外挖了一个大水坑。到了夏天，我们村和邻村的一帮孩子就到水坑中戏水。

那天，一个邻村的孩子戏水时不知怎么突然滑到水坑中间，只见他两手胡乱扑腾起来，我赶紧游过去，一把将他拉回到岸边。

那孩子回家没有“坦白”，我们知青也没有声张，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后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干部俱乐部游泳池办了“晨练卡”，又开始在那里游泳，还带女儿学会了游泳。

两个哥哥爱好集邮，节假日里我也跟着他们去劝业场天祥二楼集邮柜台买邮票，知道了邮票有信销、盖销票和新票之分。

我们那时去哪里都是步行，没坐过汽车，买邮票的钱都是用平时省下来的压岁钱，那时的集邮册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当年的集邮册与邮票

同院的宋家兄弟俩和路齐一都是无线电爱好者，我们班上李志强同学也对无线电感兴趣。兴趣是会传染的，我也成了少年无线电爱好者。

我买来《少年无线电》等书籍和无线电器件，自己边看边学如何装收音机。最开始装的是矿石收音机，由天线线圈、可变电容器、活动矿石、耳机组成。

在我住的三楼房间里的房顶四周拉起一圈电线作天线，地线接在暖气片上，不用电池，一天到晚耳机都在响，经常晚上戴着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后来上初中才开始学装晶体管收音机（那时都叫“半导体”），再后来到农村插队，凭着这点儿本事为村里办有线广播时还真派上了用场。

少年时期的兴趣爱好对人的未来职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后来电子信息成了我的专业。

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段时间学习小组在我家，住在附近的四五个同学下午来我家一起学习。

记得有一天同学进门时，一位女同学不知道怎么把门上的一块玻璃碰碎了，幸好没有着伤人。这位女同学是工人家庭，很害怕。

几天后我母亲带我去睦南道上的一中心医院看病，回来路上，我母亲特地让我领到那位女同学家，与她母亲坐在院子里聊天说话，安慰她们母女俩。

还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商场购物，在13路公共汽车上，一位女同志指着我小声问我母亲：“这小孩是不是姓谷？”原来这位女同志在延安时期认识我父亲，这说明我与父亲长的很像。

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家没有戒备森严，领导干部也大都平易近人、艰苦朴素。

学习小组在几个同学家都有过，我就是在同学单允柱家的学习小组时学会骑车的。

那时小学是半日制，下午在学习小组用个把小时写完作业，就到附近的九十中学（今21中学）大操场上用同学父亲的一辆28型带大梁的自行车学习骑车。人小28型车高，坐不上车座，就练掏腿骑。

另外，到附近稻田里捞小鱼蝌蚪、捉青蛙、挖田鼠，到附近工厂的废料堆里捡零件玩，天天都高高兴兴玩够了才回家，没有觉得有什么考试压力。

体育馆小学我们班的毕业照，

第三排左一是我。

养鸽子也是我的兴趣，鸽子跟我熟了，我上学时鸽子一直送我到大门口看我远去才回去。

但养鸽子比养鸡要难一些，我们养的鸽子没有下蛋孵小鸽子的，但通过仔细观察鸽子习性，使我的作文写得更生动。

记得我写的一篇养鸽子的作文中将鸽子抖搂蓬松羽毛的样子形容成“像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因此被语文课林老师选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讲评。

家里经常的娱乐消遣活动就是打扑克、下棋、打克郎棋。有时周六或节日晚上跟父母亲去解放路的交际处看电影，有战争片、戏曲片也有香港片。

那时太小，对看过片子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记得有些片子中的恐怖情节看了害怕，晚上睡觉做梦也被吓醒过。

节日里我家有时会到干部俱乐部参加联欢活动，看节目、看电影、猜灯谜，大人们跳舞。后来办起了天津电视台，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记录》牌电视机。

电视台刚刚起步，电视节目每天晚上只播出两三个小时。电视影像不稳，经常上下乱跑，左右扭曲，节目经常播到半截就停了，于是荧屏上出现：“故障，请稍候！”一等就是几分钟或更长时间。

还有一年暑假期间，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去北京，和二姨、三姨的孩子一起游览了北海、动物园、颐和园等地，中午还在颐和园石舫处吃了用荷叶包着的食物。

1964年9月开学，我又一次跟着两个哥哥走进了学校大门——天津一中，挥手与我的小学生活告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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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谷耀1950年生于河北保定，1958年全家从保定迁来天津，先后在马场道、贵州路、睦南道（前后两处）居住近五十年。曾就读于成都道小学、体育馆小学和天津一中。1968年赴河北围场坝上插队，1986年回津，20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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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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