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起火（京郊民宿虎年大）

当这些从城市转身的年轻群体入场民宿产业，一方面是在为乡村聚集最有价值、最富潜力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为城市提供了“双向流动”的空间。

文︱张佰明

石光长城民宿过大年

2022虎年春节期间，因疫情限制出京和冬奥赛事热潮带动，京郊精品民宿迎来了自2015年落地北京以来的最好成绩。根据北京市假日办的统计，假日7天乡村民宿接待总人数9.43万人次，同比增长52.91%。

其中，作为冬奥会举办地的延庆区表现最为抢眼：169家民宿352个院子共接待游客1.9万人次，实现收入812.5万元，人均消费427元，游客量、总收入和人均消费均远超疫前水平，假日中间五天平均入住率超80%。

参照往年数据情况并与相关区旅游管理部门核实后推算，春节期间北京精品民宿的收入约3500万元。考虑到各地出行普遍受到疫情限制的情况，无论从消费人数还是消费金额，在城市级别上北京毫无疑问是民宿消费最火爆的单一市场。

北京如何成为北方民宿发展具有旗舰意义的区域？后冬奥时代，走过七年快速发展历程的京郊民宿，如何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室内五星级，室外五千年”

精品民宿可以说是普通农家乐的升级。民宿主结合本地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态资源、生活方式等条件，利用乡村住宅为游客提供精致化、体验型、有特色、高品质的食宿服务。

大多数人认为精品民宿的发源地是浙江莫干山。殊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同样由外国人打造的民宿在北京郊区遥相呼应。

2005年，美国人萨洋携华人妻子唐宁出于个人喜好，利用当地建材，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将废弃的琉璃瓦厂和小学校园改造成别墅，周末邀请市内的朋友到家里做客。大家对抬眼能看古老长城、出门能与村民聊天的生活状态非常羡慕，愿意出钱租住多余的客房。于是，夫妇俩改造了更多房屋，后逐渐对外开放预订。当然，高昂的住宿价格和只能使用英语进行电话预订的高门槛，满足的是高端、小众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根据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的考察，这处被外界称为“瓦厂”的地方，应该算是中国精品民宿最早诞生的品牌。

萨洋夫妇随后帮朋友改造了周边多处房屋，这里成为京郊民宿早期的聚集地，并向其他郊区进行模式输出。这个位于“长城国际文化村”核心区域的地方，被业内人士视为北京民宿的“黄埔”。人们发现，依托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一座经过高品质装修、有独特主人文化的民宅，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周边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北京北部郊区绝大多数都处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长城脚下的农耕文明和生活方式经过民宿的活化，变成了游客能够接触到的有效载体。

无论是早期的“瓦厂”，还是十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的京郊民宿，共同点在于满足了城市人群对短期度假高品质住宿产品的需求，同时提供其他配套服务——如品美食、看美景、拍美图，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体验民宿主人生活，在足够宽敞和私密的空间里，与好友和趣味相投的其他游客开展社交活动。

这些元素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精品酒店、乡村度假村、客栈和农家乐中，精品民宿则集纳了各种元素于一体。“室内五星级，室外五千年”，基本上道出了民宿的核心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问卷调查”）显示，民宿主认为游客选择民宿的原因，前三位是“院落装修设计有特色”“民宿主人亲自参与接待”“周边自然环境好、旅游资源丰富”。

乡村社区人口稀少、天辽地阔、富含负氧离子且生活便捷，对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短期生活目的地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人们在孕育、滋养华夏文明的广阔乡村重新触摸乡愁。

京郊栗子民宿

从城市转身

问卷调查显示，北京郊区民宿主在经营民宿前的身份，18%为“北京市内工作的返乡人员”，23%为“出生在北京城区的市民”，13%为“北京市内工作的外来从业人员”，三者相加，占受调查人群的54%。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民宿经营者，是从北京市区来到“后花园”。这部分人群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资源，具有开放胸怀和广阔视野，对于来自市区客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期待有一定认知。他们懂得并尊重民宿需要软开发、湿开发、慢开发的道理。

位于延庆区千家店镇的百里乡居民宿，其经营者王晓丽便是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在京郊建民宿，于她而言既是事业，也是一种育儿方式——她读小学的女儿每逢周末会到这里参加实践活动。

这个民宿项目由整体搬迁的村子改造而成，保留村落传统风貌，同时开发了农事体验、矿物研磨体验、山地骑行、自然教育、非遗手工制作、文学营、乡村影院、星空观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1988年生的张海龙，2018年从北京市内的互联网通讯行业离职返乡从事民宿行业，他在平谷区创立了北京乡博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四年间吸引了二十多个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30个民宿项目几乎覆盖了全区所有乡镇。

当这些从城市转身的年轻群体入场民宿产业，一方面是在为乡村聚集有价值、富潜力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为城市提供了“双向流动”的空间。民宿让城市与乡村不再两两相望，而是有了真正的交汇和延展，这是以往的产业形态都不具备的独特魅力。

打造共生社区

城市的现代化不能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民宿主进入乡村并扎下根来，从市民需要出发并结合在地资源对民宿空间和周边环境进行适应性改造，能促进产业发展，丰富文化形态，吸引人才回流，优化生态环境，重构组织形态，从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民宿在经营过程中，对于共生社区建设发挥着独特作用。共生社区建设，是指民宿在经营过程中能处理好与村民、村集体的关系，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庄环境改观，为新型城镇化探索新路。

这一理念一经延庆区政府部门提出，便得到民宿主的积极响应，很快便为北京市其他区所接受。发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作用，通过共建、共享实现京郊社区多元主体的和谐、共赢，让京郊呈现出健康有活力的风貌。

延庆区康庄镇火烧营村有一百多户人家，绝大多数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荷府民宿入驻该村后，创始人袁野帮村委会设计并修建了乡情村史陈列室，义务为村内荷塘升级改造设计方案。为解决员工吃饭问题，企业接手运营村内的老年食堂，以每顿饭2元的超低价格为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荷府同时运营共享农庄，不但解决了附近一些村民就业，而且持续帮村民售卖农产品。每年冬天，民宿企业会聘请专业浇冰师造冰场，本村村民都可以免费使用。

位于密云区溪翁庄镇的金叵罗村，有一家老友季花园民宿。民宿主梁晴有着多年在北京城区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依托村内千亩有机农场提供的优质食材，这家民宿很快得到游客认可，直接或间接推动飞鸟与鸣虫农场、田妈妈亲子小院、西口研食社、自然教育学校、蓝海乡村会客厅等入驻，大大丰富了该村的业态。

位于八达岭长城北侧的石峡村为明代石峡关城所在地，石光长城民宿将城门遗址匾额“迎旭”保存在接待站的显眼位置，并出资和村委会共同建造长城博物馆，将当地的长城故事、非遗手工艺、农具、方言等陈列其中，游客还可以在这里跟当地的手工艺巧娘学做手工艺作品。在重要节日，如腊八、小年、除夕、元宵节等，民宿企业会与村委会合作，恢复举办传统民俗活动。比如，腊月初八早晨，穿上节日服装的村民戴上行头，兴致勃勃地开展跑小驴、旱船等民俗表演，待腊八粥煮好后，全村一起共同享用，一派热闹祥和景象。

破解人才瓶颈

从2015年北京郊区陆续推出民宿至今，已有七年时间。2019年12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出台《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简化民宿审批手续，在全国民宿领域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民宿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京郊精品民宿品牌数量已超过1000家，按比例推算，由北京市区进入乡村的民宿主及核心团队成员的数量至少有500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可以纳入“新乡贤”范畴，对于构建共同富裕的基层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问卷调查显示，北京乡村民宿建设高峰期为2017-2018年，绝大多数尚属于品牌培育期，开始进入民宿质量提升、民宿规模扩大的周期。这些民宿主大部分是从城市返乡入乡，对他们而言，确保投资安全、风险可控是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重要因素。

每个精品民宿都可以视作小体量的文创空间，单凭民宿主一己之力很难打造出满足游客需要的所有内容。比如，许多市民入住民宿后有体验手工等民俗活动的时间和需求，但民宿常常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延庆区采用的办法是，由区内的妫水女手工艺发展促进协会负责对区内手工艺人进行登记造册，并成立巧娘工作室，将手工艺制作名录下发到各民宿，有需求的游客可以通过协会联系手工艺师上门服务，由文旅局提供一定补贴。

灵活的机制解决了民宿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普遍提升了游客好感度。

实际上，民宿经营需要的外围人才还有很多，如民宿主题及活动策划、内容提供、品牌营销、新媒体传播等，单凭民宿主个人解决要花很大成本。如果政府部门能够介入，通过建立供需平台，发挥智力众筹的优势，就能提供破题思路。

比如，延庆区文旅局曾与北京师范大学探讨建立服务于民宿内容需求的平台，将该校天文社能够提供星空观测的学生组织起来，为游客提供夜间观星的服务。政府部门如能为参与相关实践的学生提供认定材料，这样的机制就能顺利运转起来。

北京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数量庞大的文化创意人才，他们既是潜在消费群体，也可能成为内容和主题打造的合伙人，还可能是解决某一问题的众包客。人才机制和组织制度的破局，是未来京郊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