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悲惨在哪里 初唐四杰杨炯在他的家乡陕西的日子

杨炯，陕西华阴人，也即现在的华阴市人。初唐四杰“王杨卢骆”排名第二，他自认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时人也以为然。史书未载其生卒年，大多数学者认同其生于650年，卒于692年。其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但风格雄健，气势轩昂，颇有气魄，尤其是他的边塞诗，为人们所称道。

杨炯从出生到公元685年的秋冬被贬远充梓州（四川三台县）同法参军，在自己的家乡陕西大概是生活了36年。这36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举神童时期，待制弘文馆时期，前入仕时期，时间从他中举被授为校书郎到被贬为梓州参军离开长安止。可以说在家乡陕西的这三个时期的生活，几乎是他一生的缩影：从翩翩的少年神童到意气风发、希望建功立业的热血青年，再从郁郁寡欢的九品小官到很负盛名的一代杰出诗人，杨炯在陕西的生活浓缩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理想与抱负……这从遗留下来的有关他的鲜有的资料和仅有的他的八十五篇诗文中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整整十年，是他的幼年成长时期；由于资料罕有，只能略加推测。杨炯这一时期到底在他家乡华阴还是在长安，不得而知，按常理他应在家乡华阴。他生于何种家庭，史书也未作记载，他在《梓州官僚赞》中自称“吾少也贱”，可见是布衣家庭。但据《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载，他的祖上、伯父辈却官位显赫，所以应该说他的家庭不会是十分的困难。他十岁即举神童，可见他从小就饱读诗书，因为据《新唐书选举志》唐朝对神童的要求是：“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不要说通《孝经》、《论语》了，就说一经，也够一个孩童学的了，可见，他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很用功的；但他是不是整日对着书本苦读呢，这会不会像现在大家所担心的那样，过重的学业完全泯灭了孩子的天性和活力呢？这似乎不必担心，因为它毕竟天资聪明，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事，这从他的《卧读书架赋》中可见端倪：

高眠孰可，讵贻边子之嘲；甘寂则那，宁耻宰予之责，伊国工而赏巧，度山林以为格既有奉于诗书，固无违于枕席……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风清夜浅，每待之觉，日永春深，常偶偏偏之腹。股因兹而罢刺，膺由是而无伏。庶思覃于下帏，岂遽留而更读。其利何如？其乐只且。巾遂挂于帘幌，履谁曳于阶除……

白天躺在床上，把书编挂在书架上，兴致来了读一阵一一既不亏待诗书，也不冷落枕席；股不必受刺，膺不必伏案，巾不用扎在头上，履也不用拖向阶除。和当年边韶、宰予一样，不管别人如何嘲讽和指责，白天管自睡觉。不劳于手，不费于目，真是其乐无穷。

由此可见，他的幼年生活既使贫贱，但不致于困顿：读书固然繁重，但却能“随心所读”，快乐无穷；天真烂漫的童性并未被诗书所泯灭，而且，他以“举神童”为自己的幼年生活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这一时期，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他十一岁起到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他二十七岁止，共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正是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到一心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终而未能如愿的青年的成长转变时期，也是他步入社会，初涉仕途，思想经历了巨大反差而认识日趋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应是他长安生活的开始。.

弘文馆，建于唐武德四年，原名修文馆，主要负责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并参议朝廷制诗与礼仪。起初，杨炯十岁即举神童，并因此十一岁待制弘文馆，这让他心满意足。这时的他正是少年得意，风华正茂，虽说未一日看尽长安花，但那种意气风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加之他年纪尚小，入仕之心不甚迫切，何况还在“待制”，所以整日除了饱读藏书，接受名师指点外，大概就是吟诗会友，游山玩玩水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期。然而随着待制日长，他的“心事”逐渐繁重起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开始萌动起来，求功名之心日重一日，这也是当时的大势所然——唐初时期，国力强盛，版图辽阔，整个社会如初日东升，昂扬着一种向上的氛围，大家都以建功立业，获取功名为己任，待制中的杨炯怎甘心过这种优哉游哉的读书生活呢，于是他便发出了慷慨激昂之辞：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血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然而心中不平的杨炯只能继续不平下去，像年逾半百的骆宾王一样，高唱着“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去边庭建功立业对他来说说只能是幻想，因为在人才济济的当时，无人赏识这个少年才俊，于是一种怀才不遇的郁闷时时撞击着他的心扉。这在他的《清苔赋》和《幽兰赋》中都有写照。青苔具有谦让的美德，“幽兰”具有芳洁的品质，它们身处幽林深谷，不为人重视，这实际是作者的自况。在《青苔赋》中，作者还只是强调青苔的完美品德，而在《幽兰赋》中我们感到的是作者的愤愤不平，这也是他跻身于仕途之前的基本心态。

但是，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横绝的才气在长安城中四处流溢，一些有名的人物纷纷向他求文乞墨。杨炯现存的四十多篇诗序碑铭，墓志行状中，<<唐右军将军魏哲神道碑>>、《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均写于此。<<唐右军将军魏哲神道碑>>中的魏哲生前为右将军地位不浅，他的家属居然能找杨炯撰碑。足见他在当时的文场已经声名鹊起。实际上，杨炯只有此时才是快乐的。然而每每在短暂的快乐之后，是更大的痛苦。因为在他看来，入仕才是正途，所谓的文名只是虚名；然而，这一时段的他却花费了很大的时间在文名上，一方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郁闷的心得以解脱，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无奈。

随着杨炯的文名日甚一日,而他入仕的道路却遥遥无期，这种深刻的矛盾使他对当时官场中某些春风得意的势利之途，产生了极度的反感。《唐才子传》有这样一则记载：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讽刺朝士为"麒麟楦"，犹如今之"拉大旗做虎皮"，是很挖苦人的说法。这从反面可见，此时的杨炯如仕心之切。但他这样做，却颇得罪了一些人，使得他的仕途之门关的更严了，想靠达官显贵的引荐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在上元三年（676）参加制举，被补授了个校书郎。经过十六年的等待，他总算入了仕途。

这一时期从他被补为校书郎起到他被贬离开长安止，整整十年时间。这十年，是他在陕西生活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他经历了宦海沉浮，品尝了官场的甘苦；也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

〈〈新唐书百官志〉〉载“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典籍，勘正文章。”心怀经国之志的他年近三十，才获得这样一个九品小官，心里怎能振奋和欣喜呢？在《浑天赋序》中他是这样说的：

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寻返初服，卧疾丘园。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以拙之效也。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辩之。

不难看出，他对自己将近二十年的等待的结果——一徙官——是极不满的，但又能怨谁呢?只能慨叹一声“斯亦拙之效也”。而且好像他入仕不久就去官了，“寻返初服”就是不久就穿上了原来任职前的衣服，原因可能是“卧病”。似乎命运在和他作对，使得他身心疲惫，一颗火热的心逐渐冷了下来，祸福是不由人的，而在于“天命”，足见他是何等的消沉。这与他年少时“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昂扬壮志来已大相径庭了。

于是，此时的他更多地转向了诗酒交往，他参加了许多游宴场合，企图用这种生活来麻醉自己疲惫的心灵，同时他也往往被推捉笔作序。杨炯也借机当仁不让，高才毕露，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心志感慨。《晦日药园试序》云：凡我良友，同声相应，必冥宠辱，推富贵于皇天。事一穷通，任运随于大命。若使适性知足，则玉帛子女为伐性之源，达变通机，则尊官厚禄非保全之地。

本序写于伐凤二年（677）年正月，即杨炯出仕的第二年，文中描述的是一派乐天知命寡欲知足的的神态。什么富贵荣宠，尊官厚禄都视为身外之物。虽然这是一股文人自命清高的常调，但也能看出杨炯当时的真实思想，此时的他与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同的是他更“醉心于游玩赏乐” 。《登秘书省阁诗序》中，他与同僚“列芳馔，命雕觞，拒腕抵掌，戏谈戏笑，间之以博弈，申之以角歌，陶陶然乐在其中矣。”秘书省阁即秘书省的藏书楼，是校书郎办公的地方，当诗人和他的同僚登阁作赋时，虽“陶陶然乐在其中。”可文章却几次引用历史上多位文人才子都曾在藏书阁司职的故事，借以宽慰自己。但他内心深处，何曾甘愿自己这样一生。

这一时期，登门求赋者络绎不绝，一些碑铭行状大多出于他手，其中三篇还是为他的三个逝去的亲属所作。《从第去盈墓志铭》《从第去溢墓志铭》和〈〈从甥梁琦墓志铭〉〉。在杨炯坎坷遭遇的郁郁寡欢时，他的三个亲友的相继去世，其凄苦酸楚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此时，他还写了一篇颇引人注目的政论文—〈〈公卿以下冕服议〉〉，被〈〈旧唐书〉〉全文征引。文中，杨炯对太常博士苏知己提出的公卿以下冕服另行设计的逐条批驳，并被采纳。从此文可看出杨炯他仍未忘记政治。且对朝廷的一举一动都很关心。一有机会，就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引起朝廷的重视，也显现了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这在他后出仕任盈川令为政比较残酷也可以看出。

也就是在这时，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王勃集序》的写作。在这部重头作品中，他以富瞻宏力的词藻，炽烈与高昂的感情，对王勃超人的才华，一生的行踪作了丰富的描述，以及其对当时的文坛做出的巨大贡献也作了详尽的记载和全面的评述。使得这部书成为后人研究王勃生平思想以及初唐文坛状况非常重要的资料。实际上，杨炯是借写王勃来写自己和他们初唐四杰，也是抒写自己的“文学主张”，这对以后唐诗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炯在校书郎位置大约呆了五六年后，于永隆二年（681）二月，在他32岁时，在中书侍郎薛元超的推荐下，一跃被升为太子（即李显，后为中宗）詹事司职司并充任崇文馆学士，詹事司职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崇文馆原名崇贤馆，隶属于东宫，主要负责校订书籍，为皇太子提供顾问。于是杨炯颇感兴奋，所以在崇文馆任职的两三年间，是他心情颇为顺畅和振奋的时期，正如他描述：“顾循庸非，滥沐恩荣……四座吴轩，请讴歌于帝力”。

这一时期，他和朝中的达官显贵多有交往，经常一同游宴。这从他的诗题中就可以看出。如《和石侍御山庄》、《和崔司空伤姬》等。此时的杨炯也为跻身于上流社会而高兴。而且在那种场合里，他还常常被作诗应和|、捉刀作序，他也以此引以为荣。文字中常常流露出得意之兆，这与他的四杰之友已经相去甚远。

然而，没有多久，封建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由于它的族兄杨神让起兵讨伐武则天失败而受到牵连，在公元685年的秋冬的他被贬出詹事府，远充梓州同法参军，离开了生活了36年的自己的家乡陕西，可以说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也结束了，但他的诗名和文名也成就了。

（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卖文为生书剑飘零。人情冷暖笔常含情，雕虫小技社会人生。毛边书原创，欢迎关注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