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家与宋庆龄鲜为人知的深厚交情（刘少奇一家与宋庆龄鲜为人知的深厚交情）

伟大的革命情谊：刘少奇与宋庆龄

[我多年前的书稿，一直没出版，现整理部分于此]

1/少奇致谢

1949年9、10月份，宋庆龄为参加开国大典莅临北京，在下榻中南海不久，就不顾旅途劳顿，专门抽空择定日子，去一一拜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及其家庭。每到一处，宋庆龄都受到了大家的衷心欢迎。

那一回宋庆龄去拜访刘少奇家。刘少奇、王光美夫妇与她悉寒问暖，相互关心；刘家的孩子们则对宋妈妈亲自看望欣喜万分。宋庆龄环顾刘家的简朴摆设，并打量他们的平常穿着，对共产党人的以身作则、生活节俭表示深深的敬意。

三人分宾主坐下来，客套一番后，刘少奇又马上站起，向宋庆龄致以感谢，非常诚挚与恳切。宋庆龄也随即起身，连忙摇头说“没什么”，并请刘少奇坐下来说。

早在30年代，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政权，对共产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图彻底剪除之而后快。各地遍步伪警与特务，对地下共产党活动大肆镇压与血腥残杀。

2/亲如一家

在长期的工作活动与日常交往中，刘少奇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而刘少奇一家人与宋庆龄的私人交情也很深。刘少奇与他的夫人王光美亲热地称她是“宋大姐”；而他们的孩子，则友好地叫她“宋妈妈”。

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写道：“庆龄同志与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谊很深，与我和孩子们也很亲密。”宋庆龄于1949年8月底到北京来参加开国大典，第一次同刘少奇见面了。这两位长年来为着同一个理想而奔走、互相仰慕但素未晤面的伟人从此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20年之久的共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互相尊敬、友好相处，也同普通人一样结为挚友。他们同甘共苦，推心置腹，患难见真情，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人间动人篇章。

王光美说：“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王光美还清楚记得他们夫妇1951年在上海拜谒宋庆龄时的情景。

1951年11月底，经中共中央安排，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和休养了一段时日，顺便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情况，而让老是绷紧的神经与疲惫的身体也可以得到一次放松。

刘少奇与王光美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走了8、9个省市。每当一处，他们总得找当地的同志谈话，到各处视察，也参观了不少革命旧址。在南京，他们参观了中山陵，并敬献花圈；在上海，他们又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

当时宋庆龄还住在上海，刘少奇夫妇便前往她的寓所看望她。此刻，他们早已是老朋友、老同事了。他们既是主动去拜访宋庆龄的，同时宋庆龄也是主动在邀请他们到她家作客。可谓声息相通，不谋而合。

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宋庆龄第一次招待了刘少奇夫妇。

对刘少奇夫妇的来访，宋庆龄非常高兴，并亲自为他们煮咖啡。问候了一番后，宋庆龄即开口向他们表示感谢。

刘少奇大惑不解。

宋庆龄说：“感谢你这位党中央书记、国家副主席，能亲自前去南京中山陵，向孙先生表示凭吊，还给他献了花圈。”

刘少奇更加大为惊讶：他们才是一、两天前去的，她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呢？王光美则开口问她。

宋庆龄笑了笑说：“是孙先生的老警卫员告诉我的。”

刘少奇夫妇未免佩服她的消息灵通、为人心细了。

于是，话题自然转到了孙中山身上。

刘少奇说：“我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的。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他的口气非常诚恳。

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孙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神情、语调都明显流露出对党的无限钦佩和信任。

宾主之间交谈融洽、友好。

随后，宋庆龄邀刘少奇夫妇同往附近的虹桥俱乐部散步。三个人走出门，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坐一坐，有说有笑，就像一家人一样。

王光美回忆道：“庆龄同志待人诚挚、体贴。她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她几次说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地告诉我，她煮的咖啡香极了。因那几年我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遗憾的自然不是学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学习的机会。……”

在上海，这两个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民主人士，像一家人那样聚首谈心，共商国务。一个叫对方“宋大姐”，另一个则叫对方“少奇同志”。多么友善的关系！

在《宋庆龄年谱》上面，人们可以频频地见到“收到刘少奇寄来的贺词”等字样；而在有关刘少奇的回忆录中、在王光美的《永恒的纪念》等文中，也不时地提到，每逢年节，宋庆龄总要给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寄贺年卡、明信片，有一些甚至是由她本人亲自制作的，非常精美、别致。

3/主席过问“大姐”迁居

刘少奇与宋庆龄两人之间的了解之切、友谊之深，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有确凿的证明：

“1963年，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四国。行前，我写信向庆龄同志请教应注意什么事。正巧她身体不适，却立即自拟一张单子，满满写了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我详细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过肩关节周围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叮嘱我，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心里还充满感激之情。”

关心是相互的。宋庆龄对刘少奇、王光美这样关照，刘少奇他们也同样知道敬爱宋大姐。

建国初期，宋庆龄有两个家：一在上海，一在北京。因公务缠身，她不得不经常穿梭于京、沪两地。一般而言，5月到10月，她住在上海；其他日子，她则住在北京。工作繁忙之际，有时一个月中她要往返于两地好几趟。

50年代，宋庆龄主要是住在上海；而到60年代以后，她便常住北京了。此时她年事已高，行动受阻；留在京城里，有利于她颐养晚景。

这当中还牵涉到一个非常动人的迁居故事。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竟亲自过问宋庆龄大姐的北迁京城，并为她安排了一个甚好的住所。1963年以后，宋庆龄便正式定居于此，直到逝世。当然，此事后来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直接插手关心了。这样的荣耀，放眼全国，几人能有？

宋庆龄原来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中，这儿地区偏僻，交通不太方便；再说，周围环境也不怎么安静。按国家政府的原定计划，是要另外给她修一幢住宅。但当时正值建国开初，宋庆龄一再强调：百废待举，国家困难很多，不应该为她个人的利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她多次谢绝了。就这样，此事就拖延了10几年。

1960年，政府安排她迁入了西河沿新居。它位于前海西街18号，后来成了郭沫若的故居。这座院子原是北京著名药店达仁堂老板的房产，解放初期曾一度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房子的条件，原来是相当不错的；但当宋庆龄搬进去时，四周墙壁由于刚粉刷过，还有些潮湿，引起了她的关节炎旧病复萌，疼痛起来非常难受。

党中央早有规定，在其时的3年困难阶段，无论哪一级干部和部门，都不许新盖住宅。但是，考虑到宋庆龄同志的特殊情况，中央破例决定给她另建一处住宅。

于是，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带着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宋庆龄本人的意见。但刘少奇还不放心，让王光美以私人交情给宋庆龄写了封亲笔信，托专人捎过去。信中说：中央是照顾宋庆龄同志的身体状况，所以请她务必接受。她的身体，不但是她自己的，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只有她的身体好了，才能继续为中国人民、为中国政权干更多的工作，有更大的贡献。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希望她不要推辞。并且，她要是还有什么需求，也请尽管向中央提出。

于是，一向严于律己、十分注意节约、大公无私的宋庆龄迅速回信，予以谢绝。

当王光美把这事转告刘少奇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仍然决定要给她修建一所新住房。此工作后来就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在后海北边已经荒芜的满清王朝摄政王府花园里，葺旧更新，为宋庆龄辟出了一片幽静安适的庭院来。这是1962年。

这就是北京市后海北沿46号，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1963年4月，宋庆龄正式从上海乔迁来京，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一年，宋庆龄整70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在这幢房屋中，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18个春秋。

4/“宋妈妈”的礼物

宋庆龄不但对刘少奇本人非常尊敬，与他有着很深的同志感情，而且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是很好的朋友，与他们的子女们也都有着十分密切、友好的关系。孩子们都亲热地叫她“宋妈妈”。宋庆龄也把他们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几十年如一日。

宋庆龄爱孩子是著名的。由于她自己没有亲生骨肉，便尤其对少年儿童充满慈祥与关心。她曾对朋友说：“解放后我来到北京，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亲自来看望我，要我接受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我不便推辞。事实上，我最热心的是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工作。”这不仅仅是她的谦虚，她还道出了自己真实的心声。

当然，宋庆龄与刘少奇子女们之间的交情，那更是非比一般。

据王光美回忆：50年代初期，刘少奇就曾不止一次对她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他还特地强调了：“她非常爱孩子。”

从此以后，刘少奇夫妇俩经常让自己孩子给宋庆龄写信，并把他们的图画、手工等作业寄给她看。宋庆龄到北京来以后，她便邀请王光美带孩子们到自己寓所玩耍。等孩子们到了以后，她非常的快活，总是把孩子们拉到自己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她还让孩子们叫她“宋妈妈”，显得像一家人一样。

这时候，孩子们也无拘无束起来，在宋妈妈面前表演各种滑稽的文艺节目，请她看自己的作业、成绩单，互相比高低。他们甚至学舌，模仿大人们谈话中的英文单词，笨笨的发音，逗得宋庆龄忍俊不禁，高兴地笑出声来。满屋里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而每当圣诞节、新年前夕，刘家的孩子们就自动地给宋妈妈制作起贺年片、图画来，并附上文句略嫌幼稚、但非常天真的信件。宋庆龄万分喜悦，给他们回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

较大一点的孩子则经常向宋妈妈汇报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看。宋庆龄一一给他们复信，态度认真，充满感情，鼓励他们上进，还给每一个赠送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她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毫无例外地签上了“宋妈妈”3个字。

宋庆龄在1961年12月8日给王光美的信中还提到孩子们：“……涛涛、平平等小朋友经常记挂着我，又把他们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告诉我，在他们的来信中知道他们都是五好学生，使我感到很高兴。他们有这样优异的成织（绩），是与你的教导分不开的。你有这样好的孩子，使我为你高兴！”

而在另一封给孩子们的信中，宋庆龄写道：“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

给刘少奇、王光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们二女儿平平16岁时，在放假期间去了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义务劳动，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有许多感受。回家以后，她把这些感受用书信形式写下来寄给宋妈妈，认真向她报告。

宋庆龄在接信后的第二天，就马上给平平回了一封信去，长达2000多字。在信中，她赞扬平平做得很对，青年学生就是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生活实践中去，多看看外面的大自然，多从事一些户外劳动，这对自己的成长非常有利。信的最后，仍然是工工整整地签着“宋妈妈”。

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写道：在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40余年的老保姆李燕娥后来曾告诉她，1981年5月，宋庆龄在去世前的几天，还于重病之中念叨着平平。宋妈妈想念她的平平了，希望能再见上她一面。

每年当中，宋庆龄与刘少奇一家人之间都要互相赠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宋庆龄从国外出访归来时，总把一些纪念品转送刘少奇夫妇与孩子们留存。

有一次，刘少奇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宋庆龄，他们对宋大姐、宋妈妈给自己送了那么多东西表示谢意。刘少奇风趣地她说：“你老是送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

宋庆龄爱昵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着回答了他一句：“孩子们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大家都爽朗地笑起来。

王光美回忆道：“我们相聚相处，常常谈笑风生，甚至颇有戏剧性。为了克服口音带来的困难，少奇同志就让庆龄同志说英语，我翻译过来，少奇同志也偶尔用简短俄语来表达。谈话中，上海话、湖南话、普通话相间，又加上点儿英语、俄语，很有趣味。……”而宋庆龄英文、俄文、法文、德文……都懂，在交谈当中也便一点障碍都没有。

当然，还有孩子们在旁边学舌，就更有趣了。

王光美说：“回忆起来，庆龄同志给我们的关怀与鼓励，远比我们给她的要多得多。”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个人：只知奉献，不知索取；充满爱心，善良和气。

宋庆龄给予刘少奇子女们长期的关心和扶持，令他们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感激不尽。她虽然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甚至连普通亲戚都不是，可他们一直叫她“宋妈妈”。跟宋妈妈在一起，他们有着无穷的乐趣，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留下了大量甜蜜的回忆，当然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宋妈妈的鼓励和引导，有了很大收获和提高。

而宋妈妈送给他们的那些小礼物、亲笔信，他们也始终视为珍宝，非常爱惜。宋妈妈对他们的教诲和期待，时时鞭策着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健康地走下去，茁壮成才……

5/患难见真情（略）

6/抱病悼故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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