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复国后对待西汉藩王(汉光武帝刘秀授倭奴王金印之谜)

东汉与倭奴国:汉光武帝刘秀授倭奴王金印之谜

光武复国后对待西汉藩王(汉光武帝刘秀授倭奴王金印之谜)(1)

关于汉光武帝授倭奴王金印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后汉书·倭传》明确记载,这一年,光武帝接见倭国使者,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后汉书》之前问世的《三国志》未载此事,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是最早系统记载日本列岛情况的史书,加上也没有旁的记载可资佐证,此事的可信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质疑。

然而,公元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却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

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

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倭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公元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倭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光武帝所赐日本倭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

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个方面看,有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

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公元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

这个发现证明,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自从金印发现后,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为何一枚金印会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如此的重视?它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

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倭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之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倭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王朝对于倭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其三,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

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这与上次倭奴国遣使相距刚好五十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

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不仅是古代日本作为中国藩属国的最好见证,也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见证。

最后,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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