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让孝武照顾三伯（白鹿原中最不起眼的）

千年的秩序加速崩解，原上的能人们手足无措的看着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

《白鹿原》，这部由作家陈忠实创作，讲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村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后，就一举斩获了矛盾文学奖。在12年和17年先后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后，《白鹿原》所受的关注几何倍增长，而大约也是在《白鹿原》电影上映前后，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绵延千年的基于土地、农业建立起来的观念，在《白鹿原》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开始崩解，而现如今，市场经济的大潮则从底层彻底重塑着整个农业文明。而迷茫这种情绪跨域时空，笼罩在那时原上的人们和如今楼宇下的人们。

《白鹿原》围绕着白家与鹿家这两个家族展开。

以族长白嘉轩为首的白家和以“乡约”鹿子霖为都是白鹿原上的大户，而在封建王朝时代，由于技术较为落后，“皇权不下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乡、村这样的基层组织中，族长往往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而族长白嘉轩也相当符合一个儒学思想下的族长形象，严肃、公正，但也死板；而鹿子霖的道德底线显然不如白嘉轩，他圆滑，世故，贪小便宜，但也说不上罪大恶极。

但讽刺的是，对于道德要求极高的白家长子孝文在道德上却出现了巨大的滑坡，而次子孝武普通到容易被人遗忘，女儿白灵是个追求自由的独立女性，但她追求独立的方式却总是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反观鹿家，兆鹏、兆海两兄弟皆是有勇有谋的有志青年，连白嘉轩都不得不感慨鹿家满门忠义。而这种有趣的反转来自二者之间选择的教育方式不同，我们今天以结果反推原因，当然可以指责白嘉轩迂腐，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教育方式，但是，如果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白家的方式或许是最为稳妥的方式，而鹿家的成功，更像是一种撞大运，在特殊时代的背景下成为了一只飞上天空的猪。

在白家与鹿家第二代这6个子女（包括黑娃）中，最最让人容易忽略的，毫无疑问，是白家次子白孝武。白孝武的生活方式让他普通到虽然戏份不算少，但是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让观众们选择成为原上的一个人物，我敢打赌，大部分观众宁愿成为黑娃，也不愿意成为孝武。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孝武这样的人，才恰恰是一个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白家的教育方式是中国古代士绅阶级所惯用的一种方式：既一个儿子一心读书，考取功名，一个儿子在家务农，守住家业，如有其他子女，再根据情况决定，但这读书与守业的两个儿子是必须的，是基本盘。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看似作用不大的“守业者”，他是家庭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清末名臣曾国藩的家族中，就有一个“四弟”曾国潢专门管理家族事物，曾国藩在家信中时长表扬曾国潢，甚至用上了“吾家全靠四弟”这样的说法。

而鹿家的教育则显得没有什么章法，似乎也并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当时流行上新式学堂就叫两个孩子都去上，至于以后怎么办，暂时先不去考虑。

不要小看白家的教育方式，如果用以投资作为比喻，读书的孝文是高风险高回报投资，务农的孝武则是低风险稳定回报的投资，二者相互配合，兼顾风险收益，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较好的投资策略。而反观鹿家，一股脑将两个儿子都砸在了前途未卜的风险投资上，一旦赌输，结果恐怕会很惨。

而白家的失败与鹿家的成功都源自一个原因：时代变了。持续千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原本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约定熟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在松动，而在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各种思想交锋中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把自己两个儿子都送到新式学堂学习的鹿家意外的站上了这千年才刮一次的风口，取得了成倍的收益和巨大的成功，但显然，这样的成功不可复制。

几千年来，中国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土地作为纽带，清末和明国时代，尽管有大量思想涌入，这些思想甚至动摇了千年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但是中国的最大产业依旧是农业，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是农民，这也是新思想只能在兆鹏兆海白灵等人之间传播，而对于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还延续着千百年来一直不变的农耕思维，新思想给他们带来的恐怕只剩下困惑，一如今天时代大潮面前不知所措的我们。

百年后的今天，第二、第三产业快速崛起，农业不再一家独大，城市人口占据总人口的6成并且还将持续增加，农业社会的基本盘已经改变。

但是，在社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物质丰富程度大幅增高的今天，但我们却似乎承担了更大的压力，《白鹿原》的火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人们怀念那个田园牧歌的时代。这的确是个有趣的悖论。

优秀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在于后人总能在它的身上找到共鸣，踏上时代快车的兆鹏、兆海、白灵，与时代失之交臂的孝武，在新旧事物的剧烈碰撞中茫然无措的孝文，以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必须拼劲全力才能生存的黑娃。这些角色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砸中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产生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如上文所说，虽然从结果上看，鹿家的孩子更加成功，但鹿家的家庭策略其实不怎么高明，把一切都压在一个方向，虽然压对了收益翻倍，但一旦押错了就是血本无归。相比之下，白家的策略则更加周全，让一个孩子读书去创造新价值，另一个经营家业，守住基本盘，这种守业创业并行，保守与激进并举的方式非但适用于古代，同样适用于现代，但可惜，城市化是最好的避孕药，没有了兄弟姐妹的当代子女们已经不可能像当年原上的人们从容的运用这一条家庭策略了。当我们像孝文、白灵一样去读书，去追求不确定性的时候，身后已经没有一个帮我们守住基本盘的“孝武”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受到到空前压力的原因，我们不能再如此从容的实行古人们的家庭策略了，在家庭未来这场赌局中，我们孤身一人，确又必须既要压“大”，又要压“小”，由此而产生的压力与矛盾可想而知。

近年来，“斜杠青年”逐渐成为收到追捧，青年人们深刻的感受到旧规则下的规律开始靠不住，一家百年的企业几个失误就会轰然倒下，一个不起眼的技术发明就能直接干掉一种职业，人们在这种环境下强迫自己不断“斜杠”，就是为了不在环境改变时太过手足无措。而“斜杠”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古人的家庭策略，人们在拥抱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方的回避着不确定性，

时间兜兜转转已过百年，原上人们的迷茫与森森楼宇下我们的迷茫相互交叠，旧的观念正在瓦解，老的经验开始不再灵验，世界跌跌撞撞，趔趄向前。

仅仅在2019年，各地首富破产者就有10个以上，他们失败的原因大都是在年景好时扩张过快，而等到年景差时就会无力维系资金链，最终满盘皆输。潮流与风口像白鹿原上的麦子不断荣枯，尴尬的是，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那个守在麦田里的孝武。

逐浪者，随浪起伏，看尽繁华，起落死生全由汪洋大海。

造塔者，日进一步，岁岁累积，终得登高望尽满天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