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国内形势图（抗战前夕轰动全国的新生周刊事件）

1935年6月，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指责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对天皇“大不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以及多种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竟全部接受，下令封闭刊社，惩办杂志发行人、主编杜重远，几名新闻检查官也被革职，这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杜重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在上海，他结识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

1931年11月底，杜重远通过夏衍的联系，见到了周恩来。杜重远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筹备经过，以及该会救济东北难民、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情况。这次会面使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实际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国民党政府查禁。杜重远不畏强暴，决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为此，他寓居上海金神父路安和村8号(今瑞金二路198弄8号)，房间面积仅54平方米。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在沪迅速筹办《新生》周刊。

《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圆明园路，其发行人、主编为杜重远，实际由艾寒松负责编辑、徐伯昕负责发行。杜重远在《新生》周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

《新生》周刊系16开本，每期均以时事图片做封面。作为一份综合性政治时事刊物，它的立场极为鲜明，积极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谴责腐败，要求民主；编排形式十分活泼，开辟有“专论”、“时事问题讲话”、“国际问题讲话”、“国内通信”、“国外通信”、“人物传记”、“青年园地”、“街头讲话”、“读者信箱”等20多个栏目。在此发表文章的有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柳湜、李平心、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萧乾、周建人等。

　《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战斗性，如《生活》周刊有个“小言论”栏目，笔触犀利，被视作该刊的“灵魂”，由邹韬奋亲自撰写；而《新生》周刊也有个“老实话”栏目，切中肯綮，被视作该刊的“脊椎”，由杜重远亲自撰写，所推出的时评一脉相承，都为民众的疾苦鼓与呼，维护正义，抨击黑暗。而且，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如主持编辑工作的艾寒松就是邹韬奋于1929年从复旦大学聘来的高材生，为提高杂志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邹韬奋曾赞叹“《新生》确为《生活》后身”，并在《患难余生记》中进一步指出:“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正因如此，《新生》周刊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每期销量最高时达到了10万余册。

《新生》周刊的许多文章都强调国难意识，鼓动团结抗敌。杜重远撰写的“老实话”更是击中要害，如他在《辟邪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预定的国策。60年来有时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时拿出苦辣的毒药，或柔，或刚，或急，或缓，虽运用方法不同，而节节进攻，时时压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终不变。”有些朋友曾劝杜重远:“‘老实话’不要说得太老实罢！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要不然，刊物要遭当局扣禁查封……”杜重远却坚定地表示:“他们的忠告，记者却苦于无法领受，而且也不愿领受。因为办刊物而遭祸惹非，在现在的时候，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者却毫不畏惧。”所以，日本侵略者对杜重远和《新生》周刊火冒三丈，一直视之为眼中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些真实的叙述发表后，日本驻沪领事馆马上借此进行挑衅，掀起了一场风波。

5月5日，上海的日文报刊故意耸人听闻，以头条新闻发布消息，声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随即，日本浪人结伙在申城街头闹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捣碎。

　6月7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约见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了一份照会，内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声称《闲话皇帝》“妨碍邦交，侮辱元首”，必须为此“向日谢罪”，并“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同时，在上海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对此不敢拒绝，很快发布《敦睦友邦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慑于“友邦惊诧”，又训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撤换公安局长，查封《新生》周刊社。

紧接着，就是“严惩编者”。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沪，劝艾寒松转移，自己出面应对。法院传讯时，《闲话皇帝》作者因“地址不详”(实是杜重远有意保护)没到场；杜重远申明《新生》周刊是经正式登记的杂志，且每期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批，所以编者不应承担责任。于是，《新生》周刊社散发《告别读者诸君》传单，要大家“记住这一屈辱，坚信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而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

文/朱少伟　摘《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