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自己的人生怎样负责（命若琴）

司马迁的一生穿梭于脆弱与亢奋之间，凝聚着无奈与淡定，摇曳着不屈与不朽，回荡着屈辱与荣耀。司马迁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用“命若琴弦”四个字来描绘司马迁的一生最为贴切不过。“命若琴弦”的“命”既指“生命”， 又指“命运”， 更指“使命”。 司马迁生命在残缺中完美，命运在舒展中坎坷，使命在跌宕中圆满。司马迁的生命和命运像琴弦一样易折易断，但肩负使命的司马迁用不屈在易折易断的琴弦上弹奏出完美的乐章。

一、司马迁的生命在残缺中完美

司马迁的生命起于公元前145年，确切的证据是司马迁自己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的生命终于哪一年，目前史学家没有定论，其中较权威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卒于公元前87年，一种是大约活到60岁。司马迁的生命与其他人的生命并没有不同，有生有死。但是，司马迁的生命曾经脆弱得不堪一击，曾经残缺不全，曾经充满耻辱色彩。

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李陵兵败投降。廷议时，大臣们充分施展了“痛打落水狗”的招数，对李陵投降一事极尽咒骂之能事。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从史官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替李陵辩护的迹象！思想开放、性格张扬、处世进取的司马迁缺乏成熟政治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谋深算，没有学会“痛打落水狗”的心黑和识时务，让自己的生命在瞬间命悬一线。

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惟独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清算前债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

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司马迁下体残缺，生命随之残缺。然而，在举世浑浊、乌云压顶之际，司马迁敢于秉承史官“秉笔直书”的性格，敢于在朝堂上发表不同于权臣、甚至于皇帝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有一名句：“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我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司马迁的生命在强权面前像琴弦一样被扭曲被限制，但其金子般的性格却使残缺的生命变得完美。司马迁用思想和行动告诉我们，怎样在“果壳”中开拓出生命的“无限空间”。

二、命运在舒展中坎坷

司马迁一生可分为前后两段，即接受宫刑前和接受宫刑后。

接受宫刑前，司马迁的生活是幸福和美满的，命运是舒展惬意的。出生于史官之家，父亲司马谈有志于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实现这样一个宏愿。“子承父业”成为一种宿命。

司马迁十岁以前学习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自由全面地接触到“诸子百家”学说。从20岁开始，司马迁两次游历全国各大邑。实地考证，让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文史资料，让他的生命多了一层人文气息，让他更切身地感受到悲剧英雄的无奈、感伤，以及悲剧的美。此时的司马迁意气风发，思想张扬、开放，“史官命”和“文学命”在此烙下鲜明印记。司马迁如同一把锃亮的古琴，既光彩夺目、古色古香，又琴声饱满、昂扬、激越，气贯长虹。

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开始做官，做一个“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随即娶妻柳倩娘，柳倩娘美丽聪颖，博学多才，尤其擅长画画。夫妻二人感情浓密，琴瑟和谐。38岁开始，司马迁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直至李陵事发。接受宫刑前，司马迁的生活可谓“春风得意”，出身书香门第，仕途顺畅，娇妻美眷，美不胜收，命运之神眷顾得很哪！

受宫刑后，司马迁的命运变得多舛。司马迁的身份由太史令沦为阶下囚，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乌江下马，拔剑向颈；李广羞对刀笔，横刀自刎……司马迁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也是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然而，身体的残缺更加激励了司马迁不认命的闯劲。司马迁在生命之弦将断之际，从前人那里寻找到生的希望。他的《报任安书》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精神支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一诗中写道：“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命运之门曾经为司马迁敞开，也曾经随着司马迁的接受宫刑而几乎关闭。命运的安排让司马迁成为一代史学大师，命运也给了司马迁极大的伤害。司马迁在无奈中淡定，在脆弱中亢奋，司马迁也用自己的坚韧和不屈掌控自己的命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命运，让生命之琴发出振聋发聩的不朽乐声。

三、使命在跌宕中圆满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司马迁生而背负一种使命，即完成父亲司马谈的宏愿——修史。

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引下，司马迁先是进行了两次漫游，为完成修史做准备。司马迁游历全国各大邑，采访遗闻佚事，更是为他那把锃亮的身命古琴漆上一层耐侵蚀的保护色。寻迹山东曲阜，在孔子墓前，他与儒生一起揽衣挽袖学古礼，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漫游汨罗江畔，在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痛哭流涕；游历淮阴故地，在韩信受胯下辱之所，他感悟“小不忍则乱大谋”，嗟叹不已……司马迁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山河，视野变得开阔，眼界变得宽广，开始具备史学家应有的大胸怀和完成使命应有的条件。

担任太史令后，司马迁博览古今，对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年间的历史事件进行整理。司马迁秉承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历史秉笔直书，对武帝朝的事件如实记录。据陈寿的《三国志·王肃传》记载：“（魏）明帝问王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以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当朝历史秉笔直书，写了汉武帝和他父亲所做的错事、坏事，让汉武帝一直耿耿于怀。汉武帝对司马迁的严处，因为有了李陵事件而顺理成章，而其实根子的原因是司马迁的书“非贬孝武”。 汉武帝让廷庭尉府切掉司马迁的下体，让司马迁“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也差点因此切掉尚在襁褓中的《史记》。由于对父亲的承诺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使命感支撑着，司马迁背负着使命，用不屈在易折易断的琴弦上弹奏出完美的乐章，最终完成了《史记》。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并不是要公开。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成年之后，被封为平通侯，他把外祖父司马迁的巨著《史记》献了出来，《史记》因此重见天日。

范文澜先生说：“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在历史学领域里赢得公正的判决，在跌宕中实现圆满。

帕斯卡尔说：“人应该走出迷失的泥淖。”司马迁在困窘中寻找突围，在迷茫中追寻使命。司马迁用自己的不屈，让生命在张扬中回归本真，让命运在浮华中实现平实，让使命在悲壮中得到升华。司马迁用自己的坚持、不悔，弹奏出史学上最动人心魄的乐章——《史记》，让世人明白了生命原来可以这么高贵，命运原来可以由自己掌控，活着原来还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