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后代今何在(朱镜宙与南怀瑾的同门情)

作者:朱有发

南怀瑾后代今何在(朱镜宙与南怀瑾的同门情)(1)

1970年,朱镜宙的回忆录《梦痕记》(上下两册)在宝岛台湾由“乐清朱氏咏莪堂印行”正式出版。他在《自序》开场白文述,“这部《梦痕记》的写作因缘,有两位朋友推动最力:一位是亡友张淮南中委,一位是南怀瑾先生。”由此足见,南怀瑾在朱镜宙心目中有着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仅俩人有过密切交往,而且彼此推崇敬重。有趣的是,张淮南(即张冲)是他俩相识的中间人。

同门师弟

朱镜宙,字铎民,晚号雁荡老人,乐清县东人,1889年出生于千年历史文化名村虹桥镇瑶岙村,系吾邑先哲朱希晦、朱谏后裔,以文入仕。南怀瑾,谱名常泰,别号玉溪,乐清县西人,1918年在硬拳盛行的黄华镇南宅村(今属柳市镇)出生,习武起家。朱镜宙年长南怀瑾二十九岁,南怀瑾出生的那一年,朱镜宙正在广州投身护法运动,被聘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参加世界和平共进会,力推祖国统一。

朱镜宙和南怀瑾都是浙南名师朱鹏的学生。朱鹏(1874—1933),字味温,又作味渊,晚号复戡,别号“诗馋”,黄华镇岐头村人,师从“东瓯三先生”之一的陈黻宸与晚清大儒俞樾弟子黄鼎瑞,清末曾任乐清劝学所所长,民国时期历任温州军政分府咨议、乐清教育科长,《浙事新闻报》主笔。“怀瑾与我,曾侍邑宿儒朱味渊先生之门,更为先后同学。”在《梦痕记》里,朱镜宙如是表述了他和南怀瑾这份特殊关系。

据张朋强《朱镜宙先生编年纪事》介绍,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即1906年,18岁的朱镜宙由瑶岙村铸英两等小学校考入乐清师范讲习所甲班,师从曹志旦、朱鹏等乡贤,学制一年。“每星期作文一次,所出试题很合我的胃口,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千言。几乎每句都得到密圈,而且给我试卷的评语是‘文气蓬勃,议论风生’八个大字,分数都在八十以上。于是我的心花像沐春雨般怒放了,笔花也开得比平日更灿烂了。这都是朱先生循循善诱所结的果实。”“我是以备取而入所肄业的,但却以第一名毕业。”朱镜宙晚年回忆将人生成就归功于恩师朱鹏。

对于老师朱鹏的教育启蒙之恩,南怀瑾也深怀感激,他说自己“性喜多门,好学旁骛,数十年间,文武师友,泛泛者数当百计。但于诗学而得启迪其蒙者,首当推重朱师味温。”据南怀瑾《重印<复翁诗集>赘言》记载,他在其父亲安排下随从朱鹏门下游学不到两个月,“时余年十二,方毕业于高等小学,适值海匪洗劫我家,生计顿挫,因之辍学自修。翌年暑假,家严告以味师应王宅姨丈之聘,允任表兄世鹤等暑期家教,可往从之,余闻之雀跃,欣列名儒乡先生之门墙,是为庆幸也。”

值得一提的是,师弟俩人对老师朱鹏都有过报恩行动。1929年乐清水旱风虫四灾交作,遭遇米荒,朱镜宙与师弟林佛性、郑哲民馈银济食老师;1933年朱鹏去世后,远在四川任职的朱镜宙汇款四千元购置墓田十亩,以供祭祀;获悉老师幼子朱璋失业,朱镜宙与林佛性帮助介绍工作,使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图书馆担任管理员;1947年得知老师遗著《复翁吟草》未刊,又与林佛性、叶迈共同赞助,印诗集成册。成名后的南怀瑾同样深铭恩师培养,1986年、1989年分别用其创办的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香港经世学库发展有限公司出版朱鹏的《复翁吟草选集》《复翁诗集》,永记名师教泽之恩。

初识四川

朱镜宙与南怀瑾虽为同门师弟,但是他俩最初认识是在四川。这在朱镜宙《梦痕记》里有过记述,“我年弱冠,即奔走四方,嗣后偶一回家,匆匆又复别去。直至抗战时期,始得与二君在四川相见。”二君,即张淮南、南怀瑾。据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以有利于长期作战将政府从南京西迁重庆(时为四川省辖市)办公。有过北伐战争撑管军需后勤以及银行行长、财政厅长等阅历颇深的朱镜宙,临危受命,赶赴重庆,接任财政部川康区(旧指四川、西康两省)税务局局长,在大后方为抗战筹资征税。

是年,年仅二十岁的南怀瑾从杭州就读的浙江省国术馆毕业,应聘到浙江省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担任技术教官。“七七事变”发生,闻讯国民政府西迁,血气方刚的南怀瑾怀着为国家奉献出自己一份力量的心愿,毅然决定辞职,从杭州迳赴四川成都,参贤访道,筹边屯垦。后进入四川宜宾《金岷日报》,任编辑。不久,又先后转入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政治教官,就读成都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

南怀瑾在四川初期处境非常艰难。1939年,他担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当时,我实际上是光杆一人,无亲无戚,下面是一班乌合之众。但是,四川军阀怀疑我是中央派来的。当时,国民党在四川有两个富于神秘性的活动,是很厉害的,一个是康泽的别动队,一个是军委会蒋委员长的参谋团。当地军阀怀疑我不是别动队,就是参谋团的人,而中央对我又搞不清楚。”南怀瑾在回忆他和张淮南交往的《因缘际会三代情》文中记载了他当时身处孤危的复杂环境。

于是在旁人指点下,南怀瑾写了一封书信寄给时任军委顾问处处长的乐清同乡张淮南,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为此,在张淮南回信邀请后,南怀瑾多次来到张淮南重庆家里。“对我的大小凉山垦殖公司,张冲没有给我什么直接的支持或资助,他只是给我出过一些主意。”据南怀瑾回忆介绍,当时张淮南告诉他,有人利用林森主席出面,正在筹建一个西南建设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准备由朱铎民担任,“他是朱味渊先生的学生,与我有同门之谊。张冲叫我同他联手。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好,因为西南建设公司有孔祥熙参与,有点不便。”

南怀瑾所讲的“西南建设公司”,实则就是朱镜宙在《梦痕记》回忆的“华西建设公司”。它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创办,陈果夫为董事长,总经理为萧铮。因公司下属“溶铁厂老是蚀本,后来蚀得愈大”,当时还在税务局任职的朱镜宙,不好推托陈立夫的极力邀请,在任期结束后来到华西建设公司帮助整顿财务。据朱镜宙回忆与张淮南交往文字记载,“当我任职华西公司时,与淮南仅一墙之阻,且有门可通,因得朝夕相见。淮南于我,备极爱护,每谈往事,即言:‘你的生平,我都知道,希望你来日能写些下来,让我们细读。’”可以看出,张淮南与朱镜宙两人交情甚厚。由此可推定,张淮南是介绍朱镜宙与南怀瑾相识的那个中间人。

那么南怀瑾回忆说张淮南告诉他“总经理的职务准备由朱铎民担任”“西南建设公司有孔祥熙参与”,估计是年代久远南怀瑾回忆有偏差。另外也可能是,朱镜宙当时忙于抗战筹资,推辞“总经理职务”,而推荐了温州同乡、民国扶植自耕农运动的发动人萧铮。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朱镜宙卸任税务局长的时间是1940年底,由此又可推测,朱镜宙与南怀瑾初识时间应该是1939年至1940年的某一天,地点在四川重庆。

志同道合

朱镜宙与南怀瑾一生交往情形如何,目前发现的史料记载很少。但是从俩个人的人生轨迹,依然可以找到他们的维系点,也就是有共同的志向和信仰,尤其在四川期间,最先引领他俩的因缘都是佛教文化,朱镜宙系辞官学禅,南怀瑾为弃武学禅。

朱镜宙来四川任职,正是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为多征一份税收即对抗战多一分力量,他在任职三年两度深入川康腹地,巡视榷务,整理税收。为避免人为干扰影响,那时他常常食宿寺院,为此结识了许多深山高僧,近代四大高僧太虚大师便是其中一位,并影响了他的后半生。据记载,1940年的一个冬天,朱镜宙因神经衰弱“急来抱佛脚”来到重庆长安寺,太虚大师借给一部《金刚经》,让他多读读佛书。朱镜宙读经后深有感悟,伏案流涕,多年失眠症竟不治自愈,“每晚睡三、四小时,即觉精神饱满。”自此,年过半百的朱镜宙笃信佛教,研读经论,并将寓所起名“维摩室”。

南怀瑾在成都,“于休假闲暇时常往来青城山,在寺里小住,有缘结识了袁焕仙老先生,晤谈之下,遂为忘年交。”袁焕仙,四川法政学堂毕业,历任过四川越隽县知事、二十军监督及军法处长,因感于军阀割据,世局混乱,国家多难,于是弃政从佛,精研释典。1943年,袁焕仙闭关期满,下山在成都成立“维摩精舍”,南怀瑾追随左右,遂拜门墙,成为其开山首座弟子,潜心修道参禅,每有会心之处,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教官之职。那一年南怀瑾26岁。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以易辞之‘神道设教’而施之以佛道治平”来抗对日本侵华,邀请虚云老和尚在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南怀瑾在《序说虚老年谱致净慧长老》文中,除详述法会日程及经过外,他说,“我随袁师焕仙先生,代表成都四川佛教会邀请虚老莅蓉城而未果,但得亲与虚老对话而参学皈依。”可见,南怀瑾皈依佛门与近代高僧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对他的影响是有因果关系的。

不巧不成书,朱镜宙在其《梦痕记》里也回忆记载了这场法会,“那是民国三十一年的十二月,国民政府林(森)主席,与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特派屈映光、张子廉二居士,专车往请南华寺虚云老和尚莅渝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我从自流井前往随喜。”自流井距离重庆二百余公里。更有意思的是,1947年,朱镜宙从温州老家追赴广东韶关南华寺,剃度皈依佛门,穿圆领衣,正是在虚云老和尚座下并随侍其左右两年,虚老给他取法名宽镜、法号佛显。

互相推祟

“怀瑾于来台后,过从益密。”在《梦痕记》中,朱镜宙回忆他与南怀瑾情谊加深是在台湾。1949年6月,朱镜宙从广东迁居台湾,初寓台北观音山凌云寺,兼任中国佛教会理事,潜心研究佛法,弘扬中国佛教文化。

南怀瑾来台湾时间相比朱镜宙虽然早到4个月,但是他早年生活十分不易。1949年2月南怀瑾到台后,先在《全民日报》任社论委员,后迫于生计,开办船运公司,购买三条机帆船从事货运,次年“船只被官方征用,三船火灾沉舟山”,血本无归。1951年被迫在基隆佛教讲堂讲佛法,1955年转为煮字疗饥,出版著作《禅海蠡测》,却很少有人购买,生活尤为困惑,“直到1960年,胡适读了《楞严大义今释》,表示赞许,南怀瑾因此逐渐被人知晓。”

朱镜宙在回忆录《梦痕记》强调推动他写作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南怀瑾先生”,目的是有意培植南怀瑾。朱镜宙在民国军政界任职长达二十余年,是章太炎爱婿,才学出众,当时其大量文章见刊于佛教知名杂志《海潮音》《觉有情》,《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论地藏经是佛对在家弟子的遗教》《八大人觉经述记》以及《维摩室剩语》4部佛学著作被《中华大典》收录出版,并且参与创办了台中佛教菩提医院、发起修订了《中华大藏经》,在佛教界声望极高,被称为“对台湾佛教贡献至巨”。同时拥有丰厚的人脉资源,台湾“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就是他任职甘肃省财政厅长时的秘书。

至于南怀瑾的《楞严大义今释》是否为朱镜宙推荐给胡适,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胡适与朱镜宙留存的4封往来书信来看,他俩交谊甚笃,其中最早的是1924年,另一封1953年2月1日朱镜宙在回复胡适“禅宗的新看法”时,除大论佛法见解外,向他推荐佛学著作言,“四阿含(《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极富文学价值,梁任公(即梁启超)先生,推崇备至。《大般若》六百卷,义理丰富,此二书不可不读。如有余力,则《法华》《华严》《大涅槃》等经,亦当浏览一过,自可得佛法之全部轮廓。”

南怀瑾对朱镜宙也是相当敬重。“至于经费的筹集,……第四部经,南怀瑾居士以其合股经营影片之余利1000余元,全数捐助,亦得继续问世。”据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创办台湾印经处的朱镜宙”一文介绍,朱镜宙来台后因有感于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文化出版事业受到压抑,连带着佛教经典也极端缺乏,创办了台湾印经处,得到南怀瑾的出资相助。朱镜宙的大孙女朱珏如回忆说“那个时期南怀瑾先生经常来看望爷爷”。

此后,南怀瑾在弘法中多次提及,“我有位老同学朱镜宙先生……”“我的一位老同学朱镜宙先生……”。更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月9日朱镜宙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乐清市人大常委会时任主任赵乐强向来自海峡两岸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及地方文史爱好者庄严介绍说,“南怀瑾先生在世时就很推崇朱镜宙先生,几次向我们提议要搞朱镜宙先生的研究,并且说民国以降,乐清出的人物很多,朱镜宙先生是主要的代表人物,搞这个研究空间很大,很有意义。”

(作者系浙江省乐清市侨联党组书记)

供稿:乐清市融媒体中心

责编:海源

审核:陈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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