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的特点（浅析一战爆发的原因）

对战争爆发原因的探讨总是令人着迷。但是这类讨论也存在很大的陷阱：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总是会千差万别。笔者始终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应该成为象牙塔里的游戏，而应成为决策者学习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库；历史不是高深莫测的哲学，而是实在清晰的明镜。

不同于二战，人们对一战起因的讨论虽然众说纷纭，却都带有宿命论的色彩：有的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不论如何都会打起来；有的认为这是人性的必然缺陷、当事人贪婪而愚蠢。但是，前者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忽视了历史背景的制约。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中，历史必然论者的危害更大些。一方面，一旦接受这种理论，那么战争的爆发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得人们为化解危机而进行的努力成为徒劳，甚至成为某些战争贩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鼓吹战争的借口。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对今后的发展毫无助益，历史决定论看似通晓古今，实际却是不负责任的唱高调，只能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一战宣传画（图片来自网络）

回到一战中来，现在最被人们接受的说法是一种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崛起的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这似乎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有人统计发现历史上发生的绝大多数类似矛盾最终都用战争的方式结束，但这些实例中不论是罗马和迦太基还是英国和拿破仑法国，亦或是俾斯麦的普鲁士和拿破仑三世的法国，胜利者总能从战争中获益。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有另一半故事，战争最终导致了希腊的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其他争端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也在于此，最终的获益者既不是崛起的德国，也不是守成的英国，而是中途加入的美国和中途退出的苏联，还有处于战争边缘的日本。因此，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对大国之间矛盾的分析应该跳出宿命论的束缚，寻找更具实践意义的原因。我在此提出我的观点：上述实例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事国大战略的成功与失败：一战前后的世界，除了美国，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合理的大战略。

这种大战略的缺失的最直观体现就是军事战略凌驾于国家战略之上。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出，德皇威廉二世罢免老宰相俾斯麦之后，德国国家战略最重大的转变就是放弃了德俄同盟（《再保险条约》是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基石），转而追求英德同盟。为刺激英国“接受”德国的“好意”，威廉二世政府先后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和暹罗问题上挑拨英法矛盾，而后在所谓“世界政策”的框架下采纳提尔皮茨元帅的主张，建设大海军威慑英国。但是，当英国和一部分德国官员建议二者达成海军协议来化解矛盾之际，提尔皮茨却以阻碍海军发展为由坚决反对。一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当威廉二世询问参谋长小毛奇，能否只对俄国动员的时候，小毛奇却说没有这样的计划，并且改变动员计划的话会使德军的组织分崩离析。难道为了军事的需要，宁愿置国家于危险之中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德国的军事发展早已脱离甚至凌驾于国家总体战略之上，成了“太上皇”。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都存在，只是德国最严重。

说到大战的根源，人们普遍将视角放在经济发展上，并且抛出那在中学就学到过的经典理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争夺市场和原材料，必然发生矛盾。这也成了历史决定论者的一个经典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就如同一个“靴子落地”的笑话：无法解释战争爆发为什么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以那种方式开始。我认为，一战的爆发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理由——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它的“表亲”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泛滥搅得欧洲各国内政混乱不堪早已是众人皆知，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俾斯麦这样的伟人之外还有谁能应付的过来，更别提对国家战略的把控。民族主义的泛滥也导致了原本正常的谈判和妥协无法被接受，丝毫的退让都会激起民众的愤怒。在此情况下，理性的外交政策自然无从谈起。

一战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然而种种原因却使这些教训被忽视。在此我也希望人们跳出固有的必然论的束缚，理性客观的回顾一战，更深层的挖掘这个历史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