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拯救不了的烂片（别让李雪健再流泪）

1990年，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在全国上映，引发了观影狂潮。

最开始很多单位组织员工去看影片，后来大家主动购票观影，影片的成本只有130万，最后的票房却过亿了，在那个时代堪称奇迹。

而李雪健也凭借本片拿到了金鸡奖和百花奖双影帝，他饰演的焦裕禄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21年后，李雪健再度拍摄了电影《杨善洲》。

杨善洲是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他放弃进省城的机会，带领当地百姓植树造林，是当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和焦裕禄一样，是新时代各自领域的英雄。

李雪健为了拍好本片来到杨善洲工作的地方体验生活，杨善洲怎么走路、怎么说话、甚至口袋里有几支钢笔他都了然于胸。

他想把用这部电影影响新时代的年轻人。

然而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杨善洲》在北京票房惨淡，有一家影院，8个放映室，只有一个放映室在中午吃饭时间安排了一场放映，里面只有2个观众，其中一个就是李雪健的爱人。

另一家影院，终于在晚上7点半安排了一场，结果只有3个观众，其中一个是李雪健的儿子。

从爱人和儿子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李雪健彻夜难眠，几乎要哭出来。

他不明白，同样题材的电影，同样的英雄人物，为何21年前被大家奉为经典，21年后却几乎无人问津呢？

更让他寒心的是，同时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3》票房却轻松突破了10亿，为何宣传美国先进科技的“广告片”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呢？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李雪健谈到了这一话题，他用这样的话表达自己的感受：

“恨我们无能，这就是刺激。”

说这话时李雪健双眼含泪，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孩子们受一些影响，他老觉得你这些东西是假的。”

其实李雪健的困惑是有时代背景的。

1990年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商业电影，每年的票房收入不足10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焦裕禄》这样的电影就解了大家心灵的渴。

可到了2011年中国的年度票房已经突破了110亿，好莱坞商业大片凭借炫目的画面成为市场的香饽饽，此消彼长，《杨善洲》这样的电影自然就受到了冷落。

今年已是2021年，去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票仓，好莱坞大部分电影在中国一句不敢再言稳，那么像《焦裕禄》、《杨善洲》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能否重新赢得观众的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因为最近就有一部“新版《焦裕禄》”悄悄登陆了各大影院，这就是由郭晓冬主演的《我的父亲焦裕禄》。

本片上映后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喜的是本片虽然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电影，但是却带给了观众最纯粹的感动，它的点映口碑高达9.6分，是今年评分最高的影片，很多观众被深深打动了。

本片的编剧高满堂还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畅谈自己创作剧本时的心路历程。

可另一方面，本片的票房却怎一个惨字了得。

影片上映9天，票房刚刚突破1200万，目前的排片量不到0.2%，皮哥看了一下，这部影片遭遇了和《杨善洲》相同的尴尬，只有少数电影院给它安排了一场排片，而且时间都集中在中午一点到下午4点。

然而让皮哥欣慰的是，我看的那一场虽然人不多，但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的，观影时大家都很专心，观影结束后，我能感到他们还沉浸在那种情绪之中，很多人的眼眶已经湿润。

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的父亲焦裕禄》绝对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在新时代下拍出了新的精神内涵，而且那种充沛的情感也未变味分毫。

新版焦裕禄最大的特点从片名就能看出来，“我的父亲焦裕禄”，本片是从女儿焦守云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切入到焦裕禄的故事的，每个故事之间都会有女儿的旁白，这使得影片既有纪录片呈现的那种冷静，又有亲情片的温情。

而焦守云本人也参与了创作，她给了编剧厚厚一沓资料和一本书，内容几乎都来自于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而剧组还去了博山焦裕禄纪念馆、焦裕禄当年在洛阳和兰考工作过程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获取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他在哈工大进修过，也曾担任过洛阳矿山机器厂的车间主任。

1962年他调到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带领村民除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在苦干475天后，积劳成疾，因肝癌去世，享年42岁。

即使换了新的视角，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经在中国传诵了几十年，还怎么拍出新意呢？

编剧高满堂说：“你给我100个情节，不如给我两个细节。”

影片就是靠很多细节打动观众的。

片中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车间主任，当时苏联专家撤退，他带着工人夜以继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

期间焦裕禄一直睡车间的一条长板凳，他为啥不睡床上，因为他怕睡得时间长耽误了进度。

而那条长凳的宽度只能侧躺，人一翻身就滚到地上醒来，醒来就接着干活儿。

就是靠着这股拼劲儿，焦裕禄带着大家完成了不可能的奇迹。

后来地委书记找到焦裕禄，要调他去兰考县，那是全国知名的贫困县，1962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地委书记说：“兰考县36万人，有20万人在外逃荒。”

而焦裕禄只淡淡说了两个字：“我去。”

焦裕禄在兰考县当书记，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他曾经说：“什么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什么事都得往前拱，拱到第一个！”

在兰考县期间，他不仅身先士卒奋战在一线，还提拔了陈继光这样的背负特殊标签的大学生。

影片中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呼：“没有人敢用陈继光，我用，我焦裕禄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焦裕禄却毫无怨言，将一生奉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即使身患肝癌，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1964年病逝的时候，42岁的他对组织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你们把沙丘治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兰考县已经从荒沙变成了绿洲，而焦裕禄的铜像一直矗立在他奋斗过的那块光荣之地上。

后来他不幸染了肝癌，自知时日不多，就回乡看老母亲，可老娘对他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你要是个好人，天上那颗星就是亮的。”

而在焦裕禄患病期间，两个细节直接让人破防。

焦裕禄有一张藤椅，肝癌严重的时候，他用一个硬东西的一头顶在藤椅上，一头顶着肝部来止痛，时间长了，那个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在肝癌晚期的时候，医生要给他打止疼针被他拒绝了，他说兰考那么穷，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

他和医生要来一支烟，观众都以为他是用吸烟来缓解疼痛，其实他是拿烟头烫自己，用这种疼痛来转移肝癌的痛苦。

看到这些细节，皮哥已经失语，我难过的点在于，这不是艺术的创作，而是真实发生过的。

临终前，焦裕禄对组织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把自己埋在兰考的沙堆上，他要在九泉之下看着兰考人民把三害治理好。

而他叮嘱自己的儿女：“们长大了要做一个好人，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兰考县已经从沙地变成了绿洲，焦裕禄的铜像就矗立在那里成为兰考人民的精神象征，而他当年亲手栽种的泡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人民亲切的称之为“焦桐”。

影片中焦裕禄的扮演者是演员郭晓冬，他和焦裕禄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山东人，都是农村出身，而且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开拍前，郭晓冬特意拜访了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从她口述中了解了焦裕禄生前的点点滴滴。

郭晓冬为了从外形上更接近焦裕禄，他用一个月节食减肥，180个头的他从81公斤瘦到了64公斤，简直是瘦脱相了。

郭晓冬说：“这个不值得我去炫耀，但我只是想说，我的功课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演员，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对得起焦裕禄这个名字。”

在读剧本时，有些情节他是无法理解的，比如焦裕禄在患癌时拒绝打止疼针，他说：“都疼成这样了，你为啥不打一针呢，我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

为了走近焦裕禄，他做了5个月的功课，阅读了大量焦裕禄的文章，还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调查走访，了解到当年兰考县就是穷到一针止疼针都需要计较。

在开拍后，郭晓冬从来都是素颜上阵，就是为了呈现真实感，即使化妆也是让自己看起来更脏一点，在片场他让自己被太阳暴晒，不让自己喝水，甚至不让自己吃饱，就是因为焦裕禄当年就是这个状态。

而在拍摄焦裕禄病重的戏份时，郭晓冬强迫自己几天不睡觉，就是为了找到那种命若悬丝的状态。

这种坚持最终让他成功塑造了焦裕禄这个人物，焦裕禄形象后继有人，郭晓冬已接好李雪健的班。

最后皮哥想说，焦裕禄的精神永不过时，在这个略显浮躁的时代反而更加弥足珍贵，遗憾的是10年过去了，我们的电影市场已经从100亿发展到了600亿，但却依然没有给这样的电影足够的票房空间。

记得当年《百鸟朝凤》的制片人用下跪来为影片争取排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别再让李雪健流泪，新版焦裕禄不该被时代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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