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是怎样一个故事（关雎藏了多少秘密）

一出戏，一百个人能看出一百个样子。诗亦如戏，不同时期的人会读出不同的韵味。正是“伊洛山川今如古，人事几番兴废”，诗情诗意如故，只是解读之人的心境变了。《关雎》便在一次次的历史变迁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换。

《关雎》的多重身份

“爱情诗”是《关雎》最早的身份。其实，这首诗在开篇时，就已经明明白白地交待了主题——爱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是配偶的意思，也就是说，小伙子在找配偶。那么，什么样的女子才是他心仪的目标呢？当然是体态舒缓、样貌娇好的“窈窕淑女”啦！而当他终于找到意中人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自然是“寤寐求之”，醒时梦里都是姑娘的倩影。当姑娘没有应允他的求爱时，他“辗转反侧”，看得出他对姑娘是真爱。但凡经历过初恋的人，大都不会忘记那种小鹿乱撞、忐忑难安的滋味。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那么，后来故事怎样了呢？小伙子还是按捺不住思念，鼓起勇气向姑娘的父母提了亲。姑娘的父母应允了。于是，小伙子“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地来迎亲，欢天喜地地将姑娘娶回了家。

尽管现实中的恋爱大多苦中带涩，甚至无疾而终，但诗人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结局，成全了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夙愿。或许，你会觉得故事过于童话了，但虚幻恰恰是梦与现实的临界点。因为现实中有太多的残酷，才需要童话的美好来慰籍心灵。所以，《关雎》成了爱情的典范，这个身份一直维持到汉代中叶。也许是看腻了圆满，另一种思潮悄悄兴起。此后，《关雎》便命运多舛，直至清代，保守的清代文人才还归它最初的身份。那么，在浩浩荡荡的一千多年间，《关雎》又经历了什么呢？

讽刺诗是《关雎》的另一重身份。只要讲《诗经》就无法略过它，只要讲爱情就会不由自主地吟诵它，即便讲儒学、讲“诗词曲赋”也会提到它……自从它荣登《诗经》文首后，就再也无法平静地躺在宣纸上了。尤其汉朝中叶到明朝中叶这段时期，各类文化思潮方兴未艾，对于《关雎》主题寓意的学术研究也从未停止过。而“刺康说”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它仿佛揭开了《关雎》的另一张面孔，成功地为它套上了“讽刺诗”这个第二大身份。

“刺康说”的主角，并非诗中的“君子”和“淑女”，而是隐藏的大BOSS周康王。这似乎与我们熟知的“成康之治”中那位勤政爱民的“周康王”形象有所出入。遗憾的是，这的确是同一个人。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即使圣人也难免偶有放纵，何况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但作为一国之君不行！国君松一尺，朝臣们便会松一丈。忠臣能够见微知著，洞察秋毫以观苍穹。《关雎》的主人公康王后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

话说有一天，一向勤政的周康王突然没有早朝。大王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比起二十八年不上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万历皇帝不上朝，朝臣虽有置喙，却并没有掀起大风波。那是因为明朝中叶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万历皇帝拥有一个安稳的大后方。但周康王没有这样的“安稳”。当时，远有妹喜、妲己亡国之祸，近有“武庚之乱”，周王朝刚刚获得一丝喘息之机，还容不得天子这般“挥霍”。

于是，康王后挺身而出——为大王选妃。但她要找的并非一般嫔妃，而是能与她志同道合的姐妹。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康王后的“寤寐求之”和“辗转反侧”。因为这样的女子一定是有德有才、有品有貌的，必须要“流之、采之、芼之”，层层筛选、仔细甄别方能找到。

“刺康说”最早是由汉代王族文人刘向提出的：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选自 刘向《列女传》）

后来，汉代很多著作也都记录了这件事：

《汉书·杜钦传》载：“佩玉晏鸣，《关雎》叹之。”

《后汉书·皇后纪》：“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

《后汉书·杨赐传》： “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

《后汉书·明帝纪》：“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

就连史官司马迁也对这一说法大加赞同：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有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引证，加之《毛诗》、《韩诗》、《诗经原始》对于《关雎》描写“后妃之德”的阐释，几乎坐实了“刺康说”之论。然而,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并未结束。

汉唐时期，“刺康说”一度盛行，与“爱情诗”各有论著。其中《旧唐书·经藉志》中涉及《诗经》研究的论著多达30部、共计313卷。可想而知，唐人对《诗经》的偏爱。然而，到了宋代，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升级了：《宋史·艺文志》中涉及《诗经》研究的论著多至88部，共计1284卷，是《旧唐书》的三倍之多。足见，宋人对《诗经》的酷爱更胜于唐人，但又并不苟同于唐人的研究心得。

唐代对于《关雎》的研究论述，多承袭汉代。如同，唐诗多借鉴汉乐府和律诗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到了宋代，哲学达到了另一个巅峰，特别是理学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新的儒学流派。于是，《关雎》在两个身份博弈了近千年之后，迎来了第三个身份——颂德诗。

宋代儒家与汉唐儒家有所不同，对《诗经》的研究也另辟蹊径：从性理的角度将《国风》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悉数列为了“淫诗”，比如《邶风·静女》、《郑风·将仲子》、《卫风·氓》均榜上有名。所幸的是，理学宗师朱熹对《关雎》的阐释还是较为客观的，基本上沿袭了汉唐儒家学者的阐释方向，即“宫中之人咏大姒、文王”之作。

可见，在朱熹的眼中，《关雎》是一首十足的颂德诗。“大姒（tài sì）”是有莘氏之女，周文王正妻，周武王之母，后世称之为“文母”；“文王”自然是指周文王。这一说法的依据是文王乃开国之君，而《关雎》作为“众诗之首”，歌颂文王和大姒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个阐释也间接肯定了《毛诗》关于“后妃之德”的阐释。

尽管朱熹的阐释有理有据，但人们还是倾向于“爱情诗”和“讽刺诗”这两种说法，似乎总要带一点悬疑的味道，才符合《关雎》的身份，毕竟这首诗的作者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谜团。

是谁写了《关雎》

要了解一部作品，除了文字本身以外，还需要了解作者。什么人写什么文章，作者生平阅历往往会浸透于字里行间。《关雎》之所以有多重身份，与其作者的神秘不无关系。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呼声最高的有两种说法，一是无名氏所作，二是周康王王后所作。

无名氏所作的说法，源于周代的“采诗”制度。这是一项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制度。西周初年，为了巩固周政权的统治、了解民生民情，由朝廷派遣一些孤寡老人深入民间采集诗歌，顺便做一做人口普查工作；然后由朝廷的乐官统一汇集编撰，成为全国刊行的“风物志”。这是《春秋公羊传》中何休注疏中记载的，难怪《硕鼠》、《君子于役》这些诗作反映的尽是底层人民的生活。

关于“采诗”的过程，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如同上述所说的“民间采诗”，除了《春秋公羊传注疏》外，《汉书·艺文志》在正文中明确写出了“行人采诗”四个字，而《国语·周语》中则载有“公卿列士献诗”的说法。根据书中所说，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采诗”的过程：首先，由“行人”也就是采诗官到田间地头、街衢酒肆采集诗歌，或由公卿或诸侯进献诗歌，然后由宫中乐官对这些民歌统一进行编撰。

采诗制度暴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由民间采集的诗歌经采诗官、宫中乐官的多次编撰，已经不知道原作者了。而《诗经》中并非标明《关雎》的原作者，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这首诗的作者应为无名氏，或是民间高手。

支持周康王王后所作的说法，主要是依据“刺康说”而来。君王不早朝既是国事，亦是家事。由王后出面劝谏远比外臣更具说服力。当然，诗本身还提供了两个有力证据：

其一是“琴瑟友之”。古有“南琴北瑟”之仪，也就是说，琴为尊，而瑟为卑，正好符合“后为尊、妃为卑”的身份；加之，周朝时一般官宦家的女儿会抚琴弹瑟的并不多，何况是普通百姓人家，所以此诗作者应出身于权贵之家。

其二是“钟鼓乐之”。周代是礼仪繁兴之时，礼乐不止是娱乐形式，更是文化制度，而钟和鼓是王者之乐，国家重器，莫说普通人家，即使公卿之家也是不可擅用的。可见能够以钟鼓之乐迎亲的，必然不是泛泛之辈。

不过，尽管周康王王后所作之说有凿凿铁证，但仍存诸多疑点：

其一，《诗经》中各篇章均未标明作者，可见采诗过程几经周折，作者早已无据可考；

其二，王后做诗讽刺天子并不可行，一来王后有直谏之权，大可不必作诗讽刺，二来如此行径会落下“王、后失和”的骂名，有损王室名誉，这显然是不智之举；

其三，“作诗”的“作”字实为演奏弹唱之意，而并非创作之意，也许康王后命人演奏过这首诗，抑或“利用”过这首诗，但却无法证明是出自其笔下。

所以，细品之下，康王后所作之说，显然有些站不住脚。

谁许它“众诗之首”的地位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众所周知，《诗经》是孔子所编撰，而《关雎》作为其中的一篇，自然是孔子收录进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整部《诗经》的编撰顺序。这里要说明的是，《关雎》并非创作时间最早的作品，那么，它为什么能够超越其它作品成为文首呢？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关雎》是怎样吸引孔子的，二是孔子将其放在文首的用意。

一首诗最先吸引读者的必然是文字。干净、透彻的文字，能够直击心灵。《关雎》就有这样的魅力：

漂亮的姑娘啊，宛如荇菜一般，青葱的根茎上顶着鲜黄色的小花，像极了二八年华、初落凡尘的仙子。小伙子爱慕姑娘，宁可“寤寐求之”、“辗转反侧”，也不越雷池半步。这样的爱“发乎情、止乎礼”，是君子之爱。而当姑娘的父母应允了婚事，小伙子又诚心诚意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是对爱情的忠贞。这样的爱，既真实，又美好。尽管美好得让人不敢相信，但在孔子眼中，这样的爱情不但发生过，而且每个人都应当拥有。

其实，孔子在编撰《诗经》时，首先是一位读者，而后才是编者。所以，清新的文字、忠贞的态度、美好的寓意，是《关雎》给孔子的第一印象，也是它给每一位读者的第一印象。

为什么孔子没有视其为“讽刺诗”、“颂德诗”呢？“刺康说”是汉代才兴起的说法，“颂德诗”则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的研究成果；而孔子在编撰诗经时，学术界对于《诗经》的评价仅仅是纯朴的爱情诗。

“喜欢”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孔子将《关雎》列为“众诗之首”，因为《诗经》中每一首诗都是他亲自挑选编撰的，所以每一首都是他“喜欢”的。那么，孔子这样谋篇布局的用意何在呢？

首先，他用《关雎》为《诗经》定了一个基调。也就是说，在他心目中，《关雎》足以代表整部《诗经》了。

从诗的艺术造诣来说，它担得起“头牌花魁”这个名号，可以代表“赋、比、兴”这三大《诗经》特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这是赋；“寤寐求之”寓意君子对淑女的思念，这是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兴。这是《诗经》常见的手术手法，《关雎》悉数展现了出来。

再说诗的主题，《关雎》中的情爱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是世间最纯净的情感。小伙子爱上姑娘后，并没有采用过激的追求手段，而是克制内心的情感，以致茶饭不想、日夜思念。等到良媒下聘后，小伙子正大光明地迎娶意中人。这样纯净的爱情，足以涤荡读者的心灵。

所以，且不论《关雎》是否真能代表《诗经》的基调，至少它传达了孔子编撰这部书的初心。

其次，他要给所有儒门弟子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观。教育的本质，不止是“授之以渔”，更要培养思想。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孔子要做的是为后世学子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观，树立一个道德的典范。

《关雎》所描写的是孔子时代的爱情，在他眼中，它不仅是一首诗，更是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大道，是爱情该有的样子，也是道德该有的样子。他要为后世弟子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观，让他们看到世间真正的美好，知道如何做一位君子，如何克制情感，不逾越礼法的鸿沟。

最后，他要立一块道德招牌，教育后世，尤其是女子。礼法是教育男子的，对于情感丰富的女子，还是情感说得通。

《关雎》在告诫男子如何克制情感、遵守礼法的同时，也告诉女子“什么样的女人是男人喜欢的”。那一定是如荇菜一般单纯、干净的女子。孔子给《关雎》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多么含蓄内敛的情感。爱情固然是令人向往的，但真正的美好是缘于“发乎情、止乎礼”的克制。有克制，才有珍惜。倘若一位男子用尽无赖的伎俩来追求你，那么婚后也别指望他对你相敬如宾。

《关雎》这首经历三千年曲折的小诗，八十字的篇幅引得多少才子佳人心生迷乱。它既是童话，又无比真实地“活”在每个人灵魂深处。对它的探索，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的渴望从未停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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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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