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国学教育的重重困境）

文/李煜晖

【小编按】：国学教育不断加温，但李煜晖老师却辛辣地提出质疑：教育中的行政干扰、内容僵化、情感匮乏、功利化、应试化，都会让传统文化教育偏离自己的本色。在他的嬉笑怒骂中，我们看到了一名青年教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锐气与忧思。因此，我们刊发这篇长文，愿意与他一同反思国学教育在“热度”中的困境与尴尬。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得出结论，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理据。既然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结果只能谁说了算谁有理，谁官大谁有理，谁年高、德劭、望隆谁有理。跟上峰讲理，跟金主讲理，跟前辈讲理，跟名流讲理，首先要做好自取其辱的准备。而地位平等、年龄相若的人，那就是谁脸皮厚谁有理。

下面我就来举个例子，关于学校的。有一次去一所中学“指导”读书教育，满校园都是孔子像，因为学校要求全体师生在这个“阅读月”都要读《论语》，写心得，再评出“《论语》读书月”里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之类。我听了两节语文课，老师连字音都读不准，学生就将错就错摇头晃脑地念。至于儒家文化精神，简直连边都不沾。然而人家就这样理直气壮、大张旗鼓的搞运动，就敢于这样强制性地一刀切。我是一个很世故的人，总结发言当然不这样说，讲了几句歌颂的话，提了几点不痛不痒的建议。校长很满意，觉得我有“水平”，私下里得意地告诉我，这项活动是学校的“特色”，上级领导很满意，多次在报告里提出表扬。我就问，为什么选《论语》，而不是其他？校长就更得意，说是主管领导喜欢《论语》。我真想问一句，如果主管领导喜欢的是《金瓶梅》，你怎么办？但是我忍住了。我只是觉得近一百年来孔子比较倒霉，“五四”被打倒，“文革”被批臭，现在又被捧上天，按这个逻辑，搞不好哪天又遭殃。孔子心里苦，但孔子不说，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我们。

我再举个例子，关于考试的。有位老师考我，“拳打镇关西”的人是谁？我说鲁智深。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你错了，是鲁提辖（或者鲁达）。这是我们的中考题，好多学生都错了。这题目确实有道理，鲁达是打死镇关西之后才出家的。但是有道理不等于有意义。今日之鲁智深正是昔日之鲁提辖，昔日之鲁提辖亦是今日之鲁智深，鲁智深临死才说一句：今日方知我是我。你一个命题人又何必在这样的代号上跟初中生较劲呢？

照这样讲，苏轼生长子苏迈是在公元1065年，号东坡居士是1080年以后的事情，能说苏迈的爸爸是苏轼而不是苏东坡吗？许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因为各种没文化或者文化之外的因素，被生硬地植入了考试评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杜甫必须是沉郁顿挫的，李白一定是飘逸清新的，陆游只爱南宋不爱唐婉，鲁迅是匕首和投枪，《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揭露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必然结局，《项链》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私虚荣的价值观，学生心目中的英雄都是岳飞、文天祥、林则徐，还得对某“物”有“深入灵魂的热爱”，最好能长出“一双隐形的翅膀”，忽而“仰望星空”，忽而“脚踏实地”。

我还举个例子，关于家长的。有一次我去看电影《智取威虎山》，旁边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特别专注，看到杨子荣被坐山雕吊起来，居然啜泣了。散场的时候，妈妈大声地调侃他：“哎呦喂，你看你，看个电影还哭了。”小孩赶紧争辩：“我才没哭呢，我是困的。”

我当时突然想到《宋史》里一个故事。苏轼十岁的时候，他爸苏洵外出游学，母亲程氏教他读书。有一天读到《范滂传》，可能是范滂与母亲诀别，慷慨赴死的那一段感动了程氏，程氏就感慨叹息起来。小苏轼问妈妈：“我长大了也想做范滂那样的人，您能同意吗？”程氏说：“你能够把范滂作为榜样，难道我就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勉励自己的孩子为气节忠义而牺牲吗？”这个故事我也是七八岁时读到的，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当老师又遇到过一次，在文言文考试题里。我还记得考题是：“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句话中“顾”字是什么意思？

我想到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明命题人丢了西瓜捡芝麻，也不是为了说明榜样的力量多么巨大。我只是在反思一个问题：在今天的家庭生活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志气这些与崇高有关的思想感情被消解了。苏轼母子在对范滂故事的共鸣中内化了各自的价值追求，苏轼之所以为“傥傥大节”的苏东坡，与这种不断内化的崇高不无关系。如果程氏当时对苏轼讲：“做什么范滂，你有病啊？我辛辛苦苦养大你，是为让你找死的吗？‘顾’是副词，‘反而’的意思，赶紧做题去！”我就无法预见苏轼会变成什么样。

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一点，就是那个看电影的小男孩获得了一种经验：被英雄故事感动哭泣是一件应该被嘲笑的事情。然后很可能因为不再感动哭泣，而不再崇拜英雄。如果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比如高考要求写“假如和我心目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他会发现心目中并没有这些玩意儿，于是扯个淡就交卷。

我们现在教的高中生都是90后。90后的父母，年轻时大多经过几天苦日子，还没从政治的阵痛中苏醒就被现代化进程挤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中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功利、激进、焦虑不安。功利让他们特别在意成绩，因为当年他们很多人就是靠成绩出人头地的；激进让他们渴望一步到位，什么教育方法立竿见影就采用什么，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焦虑让他们患得患失，别人的孩子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出一点小问题就如坐针毡。所以许多小孩从童年起就被家长教残，一切替代包办，报各种各样兴趣班，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好。孩子的生命里，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小朋友，巴掌大的一个圈子，心智成熟的速度比蜗牛都慢，好不容易崇高一下，还招来一阵调侃。什么家教、规矩、梦想、信仰、人生价值、终极意义，统统靠边站。他们求名师、上名校，只是为了将来能延续这种生活——吃喝不愁，活着就好。

我又要举例子了，关于课堂教学的。还是苏轼，他说（也有人说是宋代学者赵与时，待考）：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悌。《出师表》是初中语文重点篇目，《陈情表》和《祭十二郎文》是高中语文重点篇目，我自己教过多少遍，也听人讲过许多次，唯独没见过一个“下泪”的。

照这个逻辑，我们培养的人岂不都是不忠不孝不悌的了？带着好奇，我一边念《出师表》一边问学生：你为什么不下泪呢？学生说，老师你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个“殂”是生僻字，考试要考的；“先帝不以臣卑鄙”，“卑鄙”是古今异义，考试要考的；“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叫状语后置句，考试要考的；“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异同”是偏义复合词，考试要考的；此皆“良实”，“良实”这叫形容词作名词，考试要考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要当成名言警句写在议论文里……我们一边读一边画，你让我怎么下泪？ 我觉得很有道理，默默走开了。

“下泪”这种事，是需要有感情基础的，即便是演员，恐怕也要经过玄想和酝酿吧。而当下读书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作者的感情体验再深沉，打动不了老师和学生，因为老师和学生的心里被另一种意识填满了，那就是“有用”。有用之尤，就是考试。

学生也好，家长也罢，甚至是同行之间，我被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某个方面（文言文、古诗词、作文之类）成绩不好或者我的学生成绩不好，读什么书有用？近二十年来，教辅书越卖越好，正是迎合受众这种心理。北京市即将把《论语》《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十二本书纳入高考，这十二本书立刻身价倍增，获得了近乎“十二钗正册”一样的地位。

其实，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培养出一批考试机器，而在于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专注“有用之用”的青年，看见马路上老人跌倒会不会扶？笨一点的会想，我不认识他，他对我也没用，扶他会造成上课迟到，由他去吧。这样的想法多了，社会上的冷漠和隔膜就多了。聪明一点的会想，他对我没意义，但是我可以使他变得有意义，扶起来，请他写个感谢信，评“三好”、“优干”时我有加分的材料。这样的人多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多了。

当全社会都只为自己的“获利对象”做事，或者尽可能把更多的人和事变成自己的“获利对象”的时候，天空中就会有雾霾，河流中就会有脏水，餐桌上就会有毒牛奶，官场上就会有腐败。等你老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财产，还想让这样教育出来的子女们放下赚大钱的工作和吃喝玩乐的旅行，常回家看看，陪你聊聊天，你觉得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回来吗？这时画外音会响起一句话：活该！

《红楼梦》里有一个场面让我感动，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在冯紫英家喝酒，和薛蟠、蒋玉菡诸人行令。热闹之中，贾宝玉唱了一曲《红豆词》：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我感动不是因为情节，甚至也不是因为这曲子多动人。要知道这只是公子哥儿世俗生活中一次普通的聚饮罢了，贾宝玉竟然唱出这样伤感而又超拔的曲子。我想这正是贾宝玉区别于其他富贵公子之处，因为他精神上的“风流”。这种风流是冯友兰所谓的有玄心、有妙赏、有洞见、有深情。这种风流中传达出的略带感伤的超脱气质，是中国文化中最让人着迷的部分。庄周梦蝶，老子出关，如广陵散，于今绝矣。当社会只剩下蝇营狗苟和工具理性，当我们躬行着内心深处反对的一切却又不断自我麻痹，当精神生活在世俗人生中逐渐枯萎，人还能体验到深度的幸福吗？

教育问题自古及今都不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传统文化教育，首先是教育问题，然后才是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教育问题不解决，传统文化也就弘扬不好。所以我还要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教育的核心要素——教师。单从专业素养上说，教师本身应不应该热爱读书？应不应该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实际上我们做的怎么样呢？我还没有专门的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但从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接触过的老师来看，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比如成年人每分钟阅读200字，每天读书30分钟，每天能读6000字，一年219万字，是为A方案。每天读书1小时，一年438万字是为B方案。每天读书90分钟，一年657万字，是为C方案。一名教师工龄假定35年，A方案应读0.76亿字，B方案1.5亿字，C方案2.2亿字。新闻报道，胡耀邦同志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读书的要求是2亿字。教师再忙，会有国家领导同志忙吗？但别说C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来说，能达到A方案的又能占多大比例呢？

具体到传统文化教育，这个概念太宽泛了，我们就聚焦在思想文化这方面，比如先秦诸子的著作。钱穆先生说有四本书中国人必须读的：《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文科教师能流畅地把其中任意一本朗读出来的又有几人？如果专业素养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靠谁向下一代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教师不读书或者不爱读书，归根结底又是谁造成的？仅仅是因为教师自己不求上进吗？是什么让教师不能凭良心教书，凭兴趣钻研？是什么让中小学教师活得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是谁在教育出问题之后，专挑教师这个供应链终端、食物链底端的“软柿子”捏？

我举这么多例子，并不是为了得罪人，事实上，我特别害怕得罪人，我胆小如鼠。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是在一个系统中由多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教育行政部门包括考试评价机构、家长、学校、教师、社会其他行业或人群，以及我们古老的历史和复杂纠结的文化，共同为孩子编织了赖以孵化、休憩、习练、振翅的巢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作者介绍】：李煜晖，高级教师，西城区先进教育工作者，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与领导方向博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学副主任，文科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文科实验班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国家重点课题“普通高中文科实验班课程改革”课题组长。

【主持人语】：

在举国欢唱国学回归、传统复兴之际，有一种冷静的声音会让我们更加清醒。

煜晖老师一语中的：“在今天的家庭生活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志气这些与崇高有关的思想感情被消解了。”还有这句问得好：“当社会只剩下蝇营狗苟和工具理性，当我们躬行着内心深处反对的一切却又不断自我麻痹，当精神生活在世俗人生中逐渐枯萎，人还能体验到深度的幸福吗？”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我想，只要有像煜晖老师这样的人在，有所有在一线耕耘的老师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栏目主持】：何杰老师，北京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市级骨干教师。

【特别鸣谢】：望洲书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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