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潜伏大量间谍（日本间谍潜伏大陆9年）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病逝。消息漂洋过海传到了东京，一位日本老人手握着报纸久久不语。随后，他打电话让儿女们买来鲜花，不顾尿毒症的折磨，强撑着病体走到花园，对着中国的方向举行了一个朴素的遥祭仪式。

老人叫河下谷清，抗战期间曾是一名日军间谍，日本投降后他奉命留在大陆潜伏。1958年，他买菜时身份意外暴露，被公安机关判处无期徒刑。那么，他跟许世友将军有何关系，为何对将军如此敬重呢？

老战友发现新情况

1957年8月初，许世友正在批阅文件，秘书敲门进来报告：“许司令，有一个叫徐永卿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是您的老部下，这次出差路过南京，请求见您一面。”

许世友凝神思忖：“老部下？徐永卿？他说是哪年跟过我的？”

“没说。”

“哦！我想起来了！”许世友的眼神闪出一道光，面色喜悦，“他是当年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班长，少林拳打得不错，我对这小子印象很深。他留下电话没有？赶快打个电话，晚上一起吃个饭。”

当晚，许世友在家中接待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两人喝着酒，回忆了抗战时的艰苦岁月。徐永卿告诉老首长，1945年春，他跟鬼子打了一场恶战，身负重伤，不得已才离开了警卫连。后来，他留在福州当了副厂长，这次到上海出差，返程时特意过来拜见老首长一面。

徐永卿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在上海出差期间，意外遇到一位老熟人，这人是他在济南进行地下工作时认识的“老友”，后来被地下党组织认定为日本特务，名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听了眉头一皱，问道：“还有这事？”

徐永卿说：“我当年在济南铁路局当钳工，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因为懂一些日语，所以组织安排我结交日本人，寻找机会搜集情报。河下谷清当时是铁路局的工程师，很喜欢跟中国人交朋友，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由于二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酒，时间长了，徐永卿对他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河下谷清虽是日本人，但出生在中国吉林，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人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

在济南铁路局中，人人都知道河下谷清是个“反战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曾秘密解救过不少抗日志士。徐永卿起初还有些怀疑，后来河下谷清察觉了他的地下党身份，不仅没有举报，反而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从这之后，他对这个日本人就深信不疑。

河下谷清的进步行为，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重视，指示徐永卿与他进一步接触。与此同时，河下谷清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竟然开始着手组建“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徐永卿就是他发展的第一个对象。这要是被日军发现，那是要掉脑袋的，可徐永卿不怕。

他心里想着，人家一个日本人都冒了风险，自己身为中国人岂能怂？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脱逃后被迫离开济南。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地下党的同志调查后发现：河下谷清根本不是什么“反战分子”，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在铁路局的特务，以“反战”为名收拢人心，收集抗日情报，多位抗日青年因其出卖遇害。

从那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过交集，原以为这个特务要么被镇压了，要么被遣送回了日本。没想到，他这次出差到上海，竟然遇到了这个“老朋友”。

当时，徐永卿正坐在公交车上看风景，突然看到一个人感觉很眼熟，他揉了揉眼睛，注视再三，确认自己没看错，就是河下谷清。可是，当他提前下车匆匆赶去时，对方已经不见了踪影。

意外相遇

许世友听完老战友的话，沉思片刻，认为这当中必有蹊跷。于是，他让徐永卿写一份材料，寄给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当时，柯庆施每天都会收到百十封信，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光看信都看不完，所以一般的信件到不了他的案头。

多亏了许世友心思缜密，考虑到了这一点，特意写了一张便条夹在信中，引起了上海市委信访部门的重视，当即将这封信单独列出，送到了柯庆施的办公室。柯庆施看完信当天就作出批示：交由市公安局调查，并报告调查结果。

市公安局的资深政保侦查员吴一竹，建国初期曾多次挖出潜伏的特务、还乡团分子，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市局领导点名要他负责调查这件案子。吴一竹接到命令后，前往福州找徐永卿做进一步了解，同时安排助手到监狱、看守所查阅资料，从在押犯人中探问河下谷清其人。

通过徐永卿，吴一竹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那天下着小雨，徐永卿前往水产学院办事，乘坐公交途径三角地菜场时，无意间在人群中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起初，他也没在意，如果不是公交车停了一下，后面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可公交车偏偏就在那个时候刹车了，徐永卿便盯着那张脸看，一边看，脑海中一边搜索。就在公交重新起步的那一刻，他突然一个激灵：这人不是日本特务河下谷清吗？此人罪行累累，怎么还活着？没有被遣回日本，还生活在中国百姓之中，这是怎么回事？

徐永卿震惊之余，不自禁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要看个仔细，可车子已经往前行驶，那人也转过了身子。在前往下一站的途中，他竭力将刚才看到的那张脸和记忆中的河下谷清进行对比，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于是，他提前下了车，一路小跑来到菜市场门口。可是，他里里外外转了几圈，都没有发现河下谷清的影子，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吴一竹问：“还记得他当时的衣着、容貌以及其他特征吗？”

“他穿着一件白色汗衫，没有衣领，还有一条灰色长裤……脚上穿着什么鞋？额，这个倒没留心，来不及看。哦对了，他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好像装着茭白和一把豆角。”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吴一竹初步认定：河下谷清就隐藏在上海，而且居住地距离菜市场不会太远。于是，他从上海严密的户籍制度着手，进行初步筛选。此后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蹲守在派出所，居委会的干部们也积极奔走，四处寻找可疑人物。

原以为这番辛苦定能获得回报，谁知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竟然毫无进展，大家都说三角地菜场一带，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

浙江籍舞女

案件进展缓慢，柯书记难免有些着急，让秘书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调查情况。公安局长黄赤波也正在为这事头疼，于是亲自找来吴一竹了解案件进度。吴一竹在汇报时提出了一个疑惑：这么久都找不到人，会不会当初看错了？

黄局长当即予以反驳：“就算看错了，那你们也得把看错的人找出来！你们找到没有？没找到，就说明里面还有文章！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几个人手，尽快把这事调查清楚。”

很快，局里增派了4名侦查员，组建了一支8人调查组，吴一竹任组长。人手多了，压力也更大了。吴一竹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大家围坐一起从中午讨论到晚上，最后决定放弃之前围绕菜市场排查的方案，改为从在押犯人那里寻找突破口。

调查小组兵分四路，分别前往监狱、劳改农场、看守所，寻找当年在济南活动过的犯人。没想到，这一方案很快就有了收获，奔赴安徽白茅岭农场的助手打来电话，说找到了河下谷清的线索。

白茅岭农场虽然位于安徽境内，但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管理，这里当时关押着上万劳改犯，其中不少人是汉奸、叛徒、反革命分子。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个叫朴汝春的朝鲜族人，抗战期间沦为汉奸，先是充当关东军的密探，后来去了济南，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

此人跟河下谷清关系很熟，有一次，他冒充朝鲜抗日青年，引诱中国人参加河下谷清组织的“反战”活动，导致12名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被捕，其中许多人遭日军杀害。河下谷清为了感谢朴汝春的帮忙，特意在家中设宴款待，就是在这次吃饭时，河下谷清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隐私：他在上海娶了一个浙江籍舞女为妻。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吴一竹心里琢磨着：河下谷清在上海躲了这么久，肯定是因为有这个舞女出身的中国老婆作掩护。所以，只要找到这个舞女，那么河下谷清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

新中国建立后，上海取消了舞女这一职业，以前的舞女早已转行，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女子，显然不容易。不过，这难不倒吴一竹，他找来建国初期的“特种行业登记资料”，上面有每个舞女的姓名、籍贯、社会关系、待过的舞厅等详细资料，从中筛选浙江籍的舞女。

这一步下来，目标范围大大缩小，但数量也不少，足足有723人之多。下一步如何走呢？挨个找太耗时，侦查员们另辟蹊径，他们将舞女按照待过的舞厅分类，发现这些人曾经在39家舞厅待过，只要找到这39家舞厅老板，从他们那里调查舞女的配偶情况就简单多了。

这一招果然凑效，根据舞厅老板提供的资料，侦查员进一步筛选，发现有三名女子的配偶疑似河下谷清，她们的姓名分别是：时春萍、王巧玲和贾贤珠。侦查员兵分三路进行调查，结果很遗憾，她们都不是要找的人，调查工作再次归零。

案件没有丝毫进展，调查组被解散，吴一竹感到无地自容，实在没法向领导交代。谁知，就在他着急上火的时候，三封举报信让河下谷清显露了真身。

三封举报信

第一封举报信来自上海铁路局，寄信人名叫樊纯方，他在铁路系统干了三十多年。上海沦陷期间，他因为技术出色，曾跟着日本工程师多次到外地铁路局提供技术帮助，其中有几次就到了济南，前后在济南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河下谷清。

抗战胜利后，樊纯方遇到一个济南铁路局的工人师傅，闲聊中得知河下谷清是日本人的密探，当时只是感慨日本人藏得够深，但也没当回事。本来，这事他都快忘记了，哪知他在虬江路的电器旧货市场闲逛时，无意间看到了河下谷清，在市场里开了一家电器维修铺子。

他假装没认出来，以选购旧电器为由上前搭讪，一番交谈下来又觉得不像，主要是口音不对。当年的河下谷清，汉语虽然说得不错，但是带着明显的日本口音，而眼前这个店老板却叫尤志远，自称是上海本地人，说得也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樊纯方以为自己认错了，也就没多想。

事有凑巧，樊纯方的儿子正好在派出所工作，听说公安局正在找一个曾经在日伪济南铁路局工作的日本人，他顿时想起了在旧货市场的偶遇，于是写了封举报信，向公安局反映此事。吴一竹看完举报信，片刻不敢耽搁，立即前往那家电器维修铺，暗中仔细观察了一番，心中大喜，此人定是河下谷清。

吴一竹刚返回局里准备制定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封举报信就来了。寄信人叫洪志勇，抗战期间在日本人开办的袜厂做工，河下谷清曾到他们工厂收购织袜机，说是到济南开办工厂。洪志勇跟他没什么交集，但印象很深，因为他亲眼看到河下谷清腰间佩着手枪，一副军人做派，根本不像生意人。

无独有偶，洪志勇也是逛旧货市场时，意外认出了河下谷清，他当时并不知道警方正在搜查，只是认为此人很可疑，所以给公安局写了举报信。

接着，第三封举报信又来了，是一位黄姓印刷工人写的。他平时爱捣鼓电器，经常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货，意外发现了这个“尤老板”。抗战期间，他在日本人的印刷工厂做工，这个“尤老板”曾请他们工厂印刷了一批“北海币”，这些纸钞只能在抗日根据地流通，显然是要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系统。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尤老板”改头换面开了店铺之后，认为有必要向公安局举报。

一连三封举报信，目标都指向同一个人，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调查小组再次组建，对这个“尤志远”展开秘密调查。很快，这个潜伏特务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

河下谷清其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河下谷清作为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员。在部队期间，由于表现过于“优秀”，他被上级选送到北平接受特殊训练，学习中国历史、文学、共产党史、国民党史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技能。

1940年夏，河下谷清进入济南特高科，直接归属河野悦次郎少将的指挥。为了破坏抗日根据地，他主动献上一出“苦肉计”，让司令部发布公告将他开除，以普通职员的身份进入日伪济南铁路局，同时伪装成商人四处活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从1940年夏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除了组建“中日反战青年联盟”，搜集根据地情报，诱杀革命志士之外，还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少将陈毓堂。后来，陈毓堂公开投降日军，在济南当了汉奸。

河下谷清开设的“亚蒙袜厂”，其实是一座大型监狱，里面的工人都是抓来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日军从中挑选容易“感化”的人员进行“教育”。其中，变节人员作为间谍使用，执行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不愿为日本人卖命的则被秘密处死。

1943年之后，胜利的天平渐渐向中国倾斜，日军高层开始考虑战败后的应变策略。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在中国埋下一批“钉子”，以便日后“东山再起”。河下谷清经验丰富，还有中国老婆作掩护，是执行潜伏任务的最好人选之一。

同年8月中旬，河下谷清回到日本，接受为期一年的特工训练。1944年，他再次踏入中国的土地，在他妻子的帮助下，以“尤志远”的身份取得了中国国籍。日本投降后，他接受指令前往上海潜伏。当时，日本人对形势估计的过于乐观，以为三年后还能卷土重来，所以命令他“潜伏三年，等候反攻。”

然而，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形势的发展却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不但他们重返中国无望，连国民党的统治都要被推翻了。河下谷清心里一琢磨，以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搞歪门邪道是混不长的，遂决定开一家电器修理铺，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就这样，一直干到了1958年。

罪犯成为亿万富翁

河下谷清认为自己隐藏得够深，长期潜伏绝不是问题，哪想到被出差的徐永卿给碰上了。此时，他还做着重整旗鼓的梦，因为就在不久前，他跟日本国内的情报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国一家国营工厂也找到了他，希望他去北方工作，担任工厂的工程师。不过，这一切都只能是幻想了。1958年8月6日上午，河下谷清满心欢喜的踏上列车，前往北方某国营工厂任职时，在安亭火车站被上海警方抓获。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他始终拒绝交代罪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审讯人员那里得知，自己被抓是源于许世友批示的那封信函。作为一名情报人员，他当然知道大名鼎鼎的许世友，还曾经搜集过许世友的情报，却没料到自己会栽进他手里，心中不免感慨万分。不久后，河下谷清表示认罪，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身陷囹圄之中，河下谷清觉得这辈子算完了，一想到自己是无期徒刑就万念俱灰。他的狱友是个缅甸人，见他如此消沉，就劝他皈依佛门。河下谷清在狱中实在无所事事，也就试着接触佛教，哪想到竟然一头钻了进去。他一边学一边悟，最后悟到了被捕判刑是“因果报应”，逐渐气顺心平，精神竟然好了起来。

1977年8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认定河下谷清服刑期间遵守监规。服从管教，有认罪悔改表现，宣布减去余下刑期，提前释放。同年11月12日，他带着中国妻儿离开上海，返回日本定居。

9年的牢狱生活，河下谷清彻底改头换面，从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转化为一名热爱和平、笃信佛教的良民。他抵达日本后，记者原以为会从他嘴里得到一些“重磅爆料”，谁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我也爱中国。这句话，是日本记者万万没想到的。

不过，河下谷清回国后的遭遇，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一家人回到日本后，由于经济拮据，河下谷清想把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卖掉。就在这时，喜事从天而降，而且是两件大喜事。

日本一家律师事务所从媒体上得知，河下谷清尚在人间，于是派人找到他，说他伯父几年前去世时留下120万美元的遗产，他是唯一继承人。由于一直没找到他的下落，这笔钱就一直封存着，既然现在回来了，钱是时候交还给他了。惊险的是，如果他们再晚回来三个月，这笔遗产就要被日本政府没收了。

遗产的手续还没办完，他的中国妻子在东京街头闲逛，看到有卖的。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玩意，她觉得新奇就想试一试，随手买了一注，结果中了1000万日元。

这两笔钱可谓是天文数字，河下谷清高兴过后冷静下来一想，认为是许世友将军给他带来的好运。如果没有许世友将军的那封信，他就不会落网，自己也许仍在中国潜伏着，开着一家电器铺，伯父留给他的遗产自然会被没收，中头奖更是不可能了。所以，他认为是许世友救了他，他要感谢许世友。

为此，他曾经萌生过一个想法：给许世友将军写信。不过，这个想法遭到了子女们的反对。因为当时许世友正在南疆指挥对越反击战，每天忙于军机大事，就算写信过去肯定也看不到，又何必去分将军的心神呢？倘若以后有机会去中国旅游，当面拜见许将军岂不更好。河下谷清想想也对，便放下了这个念头。

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处于最辉煌的阶段，河下谷清投资房地产、家电产业、买股票，买什么赚什么，不到五年，资产就翻了好几番，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不幸的是，钱还没来得及花，他就患上了尿毒症。河下谷清自知时日不多，便想着去一趟中国，回到他的再生之地看一看。如果有缘，能拜见许世友将军一次，那就更好了。

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许世友将军病逝了。河下谷清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不禁潸然泪下。为了表达对许将军的敬意，也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召集全家在医院的花园中举行了一个邀祭仪式。

1986年4月，河下谷清在东京病逝，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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