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处世十三句话（解读南佬的国学智慧）

孔子的言论中，处处闪烁着诚、敬，信三个字，这正是做人做事的要点，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南怀瑾处世十三句话?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南怀瑾处世十三句话

做人办事川真心

孔子的言论中，处处闪烁着诚、敬，信三个字，这正是做人做事的要点。

“诚”即用真心，真心对待他人，真心对待自己。

真心对待他人，从心态上，真心实意希望他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心情快乐;从行为上，说真话，办真事。心态和行为两方面配合，对他人的心情和事情产生有益的影响，就真正体现了一个“诚”字。

现代社会，最缺少的就是这个“诚”字，化育巧语不绝于耳，三十大计满天飞，心灵注水比猪肉注水还要多。这对谁有好处呢?对谁都没有好处，结果只是社会动荡不安、个人烦恼不断。如果大家都凭诚意而不用手段做事，才会出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局面。

正如南怀瑾大师所说:“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真心对待自己，就是不自轻、不自贱、不自欺。把自己看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就是不自轻自贱。不在意自己是否是庸人、小人、坏人，只能是自暴自弃而已。

所谓不自欺，就是对自己诚实，不哄骗自己。打个比方，每个人心里都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等等。但是，有的人希望受人尊敬，却去做可能坐牢的事，这就是欺骗自己了;有的人希望有所作为，却从不付出努力，这也是欺骗自己。

“敬”，即敬自己，敬他人，敬自己所做的事。有人说:上等人敬人如敬己，因为他能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欣赏的东西;中等人敬人又敬己，因为他能以人为镜，通过对方认识自己;下等人轻人而敬已，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还有最下等人，轻人如轻己，既不爱惜自己也不爱惜别人。此言确乎有理。

为什么敬自己所做的事呢?你只有对这件事保持敬意，才会诚心诚意去做，然后才能做到最好。有的人对喜欢的、重要的事，认认真真去做;对不喜欢、不重要的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马马虎虎应付。这是对做事缺乏正确理解的缘故。有一位古代皇帝，每天晚上写字，让太子给他磨墨。有时磨得很晚，太子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就问:“您为什么让我给您磨墨?”皇帝说:“我不是让你磨墨，我是让墨磨你。”太子恍然大悟。有些事的确不重要也不好玩，但养成认真做事的习惯却非常重要。

“信”，就是对他人守信，对自己守信，对自己所做的事守信。

对他人守信不难理解，能否做到，决定了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基，决定了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当年周武王伐纣，进入朝歌后，听说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隐士，就亲自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商朝灭亡的原因。隐士说:“您如果想知道的话，请明天中午再来吧!”周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赶到隐士家，隐士却已经搬走了。周武王很奇怪，觉得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不应该有不讲信用的行为。这时，周公旦说:“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约定的事却不守信，说过的话却不兑现，这正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啊!”

不讲信用，哪怕像纣王一样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势都行不通，何况无权无势的人呢?

对自己守信也很难做到。比如对自己说明天一定努力学习。到了明天，有件好玩的事，就把学习放到一边了。对自己说。一定要努力赚钱，好好孝敬父母。可是赚钱不易，努力了几天就松懈，孝敬父母也是只好以后再说。当你屡屡失信于己时，你会变得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其负面影响将波及学习、工作、生活和交往的方方面面。

对自己所做的事守信，是什么意思呢?天下任何事，都需要相应的条件、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还要遵循办这件事的自然规律。当你决定办这件事时，即是承诺实现这件事需要的条件，付出相应的劳动，并按规律去做。不讲条件、不花力气、不依规律，等于是对这件事失信了，肯定做不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成功一定有方法，失败一定有原因。事情的结果不尽如人意，通常不是因为运气差，而是因为你对这件事“失信”了。你不误事，事就不会误你，只要你打消投机取巧的念头，按事情成功本来的要求去做，坏运气即告结束，好运气已经开始。

挪动一下“私”字的位置

《圣经》上有一个故事:耶稣用七个饼，让几千个人吃饱了。难道是七个巨型饼吗?不是的，那只是七个普通的饼，仅够一人充饥。难道耶稣运用了神通，使七个饼食之不尽吗?没有!那么，耶稣如何用七个饼使几千个人吃饱呢?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耶稣带着弟子在山上讲道，听讲的信徒有几千个人。到了吃饭的时候，有的人有食物、有的人没有。耶稣将自己的七个饼分给大家吃。那些有食物的人受到感化，也将食物献出来，与大家分享，最后大家都吃饱了。所以，人们都传说:耶稣用七个饼，让几千个人吃饱了

“用七个饼，让几千人吃饱”，这是何等超凡的能力!这是何等大的功劳!可是那个有大能、成大功的人，并没有在物质方面付出太多，他只是无私而已，他用自己的爱心点燃了大家的爱心，结果获得了大爱之名。“是以圣人后其身面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的观点，确实有道理呀!

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谓得老子后而先外而存的神髓，他本人的经历也是由大公达至大私的范例。他推己及人、先人后己，深得部下拥戴，坐镇北部边陲十数年，令外敌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一心公事，不念私利，以至朝中上下无不钦敬，最后官居宰相。他这么无私，最后功名利禄样样不缺，不是成了大私吗?

由大私到大公，或由大公到大私，这都是道。但是，由大私起步，路就在脚下，是从下往上走，普通人容易看见，也容易实行;由大公起步，路在虚空中，是从无往有走，需要很高的悟性才看得清路径，只有少数智者能走得好。普通人的眼光，看得见脚下，看不清未来变化，自然不敢轻易上路。

在生活中，普通人太多，智者太少，能否走“大公无私”的道路，很难说。但对个人而言，采取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做法，无疑是通向杰出的捷径。一个人在办理公事时，如果能稍微克制一下私心，以人为先，就极可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搞大集体那会儿，每年春节前都要分一次猪肉和鱼都是生产队的自产物资。分肉可以论斤两，分鱼就不好办了，不能将一条鱼劈开来分，只能按大小搭配，用眼睛判断，估计每份差不多就行。这个分鱼的人就变得很关键，他要是偏私一点，大家肯定会七嘴八舌说闲话。在今天看来，一份鱼多一两少一两有什么关系?其实当时也没人觉得那是多大的事，人们真正关注的是公平问题。

一开始由生产队长分，他非常谨慎，反复挑选，还有几个人在旁边当参谋:这份好像多了，那份好像少了。这么商量来讨论去，两个小时还没分好。这时，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不耐烦了，越众而出，说:“你们搞得太过细了。干脆让我来分，分完了你们先挑，最后一堆算我的。”大家都无异议。这位青年三下五除二，很快将鱼分好了，然后请大家随意挑选，各人自取一堆，都无意见。后来，凡是需要公平的事，都由这位青年出面。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队长。再后来，他被乡政府聘用，并且屡获升迁，如今已是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之一了。

这个青年分鱼的方法，很可能让自己吃一点小亏，谁知他吃亏时，原来得了大便宜。

应该注意，老子提倡的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绝非只顾他人不顾自己，更不是只办公事不讲私利。连自己该得的那一份都不要，不是一个傻瓜吗?无论耶稣、范仲淹，还是那个分鱼的青年，他们都没有拒绝当得之利，他们只是挪动了一下“私”字的位置，将其放到“公”字后面而已!

忠诚胜于能力

《秦誓》相传是春秋时秦穆公派兵伐郑，在崤地被晋军击败后告诫群臣所作的誓词。但也有学者考证说，该文在“秦晋崤之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不管它是不是秦穆公的誓词，里面所讲的用人之道是耐人寻味的，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忠诚胜于能力。

正是因为忠诚，才会一心一意为大局着想，才会为“老板”得到才人贤士心生欢喜而不会嫉妒。但该文只讲了没有才能而有忠诚一种情况。假如既有才能又有忠诚，该如何当下属呢?哪些行为是不忠的表现呢?对这些问题，汉朝刘向的《说苑》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因原文较长又晦涩难懂，故按原文翻译并节录如下:

做臣子的规则是，服从命令，完成任务后及时汇报，凡事不要专权独断，不要靠曲意逢迎来获得宠信，不要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一定要对国家有贡献，一定要对君王有帮助。

做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按“六正”去做，就会享有盛誉;按“六邪”去做，就会得到恶名。名声好坏，是祸福之门，不可不慎。

什么是六正六邪?

“六正”是:第一，事情还处于萌芽状态，就能清楚地看到成败的先兆，得失的要点，在祸事还没有发生就预先采取措施，使君王超然地立于显要尊荣的地位，天下都称赞他的贤能。像这样的人，叫作圣臣。

第二、虚心诚意，向往善政，用礼义勉励君王，劝谕君王实施长治久安之策，助成君王的优点，补救君王的缺点。事业成功了，事情办好了，把成绩归于君王，不敢独享功劳。像这样的人，叫作贤臣。

第三，吃苦耐劳，早起晚睡，不懈息地推举贤才，经常用历史经验来劝勉君王，希望对国君有所补益，使国家安定繁荣。像这样的人，叫作忠臣。

第四、聪明练达，对事物洞察人微，能够预见事情成败，并有预防补救手段，因势利导，堵塞漏洞，断绝祸根，把祸转变为福，使君王转危为安。像这样的人、叫作智臣。

第五，谦逊有礼，遵纪守法，尽职尽责，胜任其事。辞让俸禄，推让赏赐，不接受赠送，衣服齐整，饮食节俭。像这样的人，叫作贞臣。

第六，国家政治混乱，君王办事不循正道，敢于冒犯君王的威严，当面批评君王的过失，即使有杀头的风险也在所不辞。如果自己死了，国家能得到安定，就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像这样的人，叫作直臣。

“六邪”是:第一，贪图官位俸禄，谋求一己私利，无心办理公事，有智慧不表现，有才能不运用，不肯尽自己的职责，浑浑素疆，随波逐流，左右观望像这样的人叫作具臣。

第二，无论君王说什么，他都说“好”;无论国君做什么，他都说“行”。暗地里打听君王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以博取君王的欢心。一味迎合君王的心意，只顾国君眼前高兴，不管君王后来的祸患。像这样的人叫作谀臣。

第三，内心奸诈，外表恭谨，巧言令色，妒贤嫉能。他想推荐谁，就只谈优点不谈缺点;他想打击谁，就只谈过失不谈功劳，使君王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号令不行。像这样的人叫作奸臣。

第四，智慧足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口才足以推销自己的谬论，捏造事实，添油加醋，都能说得顺理成章。对内离间骨肉亲情，对外扰乱同僚关系。像这样的人叫作谗臣

第五，专权擅势，把持国事，以抬身价。拉帮结党，既中饱私囊，又增加威势，善于假托君王的命令，来达到显扬自己的目的。像这样的人叫作贼臣。

第六，用邪道谄媚国君，使国君陷于不义，勾结党羽来蒙蔽国君，当面说的全是良言正理，背后的说法却大不一样，不分黑白，不问是非，顺我者昌，使奸人纷纷来攀附他，一起为非作歹，使君王的恶名哄传国内，邻国皆知。像这样的人叫作亡臣。

贤能的大臣，按“六正”去做，不用“六邪”的方法，所以，君王地位稳固，人民安居乐业，他们活着的时候受人民喜爱，死了受到人民的怀念。这就是做大臣的规则。

透过“义”字见大利

孟子主张先义后利，拿到今天，就是要先定下游戏规则，然后在一定规则之下追求利益。西方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反倾销法”，虽然是他们自己想出的理论，但跟孟子的理论是相通的，也是强调先义后利，避免弱肉强食的事搞得太过火，避免“不道德产品”扰乱市场。

孟子主张先孝后仁，拿到今天同样实用。你如果真有好心，先用到父母身上。父母是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人，你在他身上都不肯用，说明根本没安好心，只是趋利之徒而已。所以用“孝”字检验一个人的品德，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孟子主张先义后忠，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对朋友都不忠实、不友爱，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老板忠诚和友爱呢?既无忠诚和友爱，那就是因利相合。一旦背叛显得更有利时，他就可能毫不犹豫地背叛。

既然孟子的话都讲得有理，为什么说他就像在讲废话呢?跟无用之人讲有用的话，等于讲废话。南怀瑾大师在讲解这段文字，特意介绍了梁惠王的经历:

梁惠王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文侯是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儿子魏武侯也很能干，曾和赵、韩联手，灭掉了晋国的智伯，三分其地。在当时，王、侯的爵位都是周天子分封的，代代相传，僭越不得。梁惠王的父、祖都是侯爵，他这个王位是谁封的呢?是他自己封的。他觉得称王比较有面子，就自封为王。起初叫做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改称梁惠王。从这件事，可以想到这是个不讲规矩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先利后义的那种人。

梁惠王也想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做出一番事业。他重用名将孙膑，发展武力，曾先后打败韩、赵、宋等国。但他打的几个仗都没什么道理，不像他的父亲、祖父那样师出有名。

梁惠王重武轻文，曾有一次，他去探视病重的大臣公叔痤。公叔痤乘机向他推荐门客公孙鞅，即商鞅，并说:“此人是一个奇才，希望您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事后，他对身边的近臣说:“公叔痤大概病糊涂了吧，他居然叫我把国家大事交给那个从卫国来的小子公孙鞅。”他非但不肯重用商鞅，甚至没有召见过一次。从这件事，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多么自负又听不进他人意见的人。

后表商转投奔到秦国，受到重用后，实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还说动了秦事分，由兵打魏国，使魏国被迫割让河西之地求和，逼得梁惠王不得不迁都大梁以解进泰国的锋芒

孟予见梁惠王，正是梁惠王事业最失败、心情最苦问的时候。他倒也想重金相视人才，重报围成，但他骄做自负的老脾气还是没变。所以他见到孟子的第一内话此是，“电，不选平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善国乎?”意思是: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有神么业为我的国家带来利益的好主意鸣?

人家不选手里而来，他进一句客气的称呼都没有，“叟”这个字所透露的心理，跟现代某业者板“有钱还怕请不到人”的心理一模一样。哪怕公司举步维难，都快倒间了，还是觉得老板就是老板，应该由人才来求他，而不是他去求人才。这样能得到什么人才呢?

好在孟子修养高，一心只想推行“王道”，对自身遭遇并不放在心上。所以他还是跟梁惠王讲了“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段道理可惜再好的道理，讲给一个梁惠王这样的人听，就如一句俗语:“鸭子背上泼一勺水。”所以说他讲的是废话。

孟子所讲的先义后利理念，多为后世所误解。孟子认为义和利都是重要的,就像忠和孝都重要一样，只是有主有从，有先有后。后世的腐儒却理解为只重义而不重利，并进而引发了公与私的争论。如南怀瑾大师所言:“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两者分不开来。所以谈义利之辨时，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觉。因为后世受此影响，每谈义利之辨，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遂进一步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但孟子的义与利，谈的并不是公与私的问题，而是“大利”和“小利”的问题，如果只讲利不讲义，即使得了利，也会失去，这只是小利甚至无利。如果先义后利，就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大利。纵观世界级大企业家，哪个不是先义后利而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往往把“义”字想象得很神秘，孟子的解释是:义者，宜也，也就是办事合乎道理，合乎方法。好比办一家公司，首先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要确定每个人的职权，总之要先把内部的管理搞好，然后才谈到市场上去竞争求利。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抓住机会到市场上捞一把，因为内部竞争力不行，以后就难以为继。

另外，还要合理分配利益，使员工、客户、合作者等各方面都得到合理利益。俗话说:“分赃不匀，打死人!”如果利益分配不合理，内外部就纷争不断，大家只顾争利，就没有心情去求利了。所以，“华人首富”李嘉诚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他又说;“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台湾企业家林东岩也说;“只有双方满意才是一笔成功的生意。如果只有我赚，别人亏，那就是不平等交易，就是笔不成功的生意。”所有这些讲的都是先义后利。

再者、求利时除了考虑小圈子的利益外，也要考虑社会效益。受到社会欢迎的事往往能够成功，受到社会反对的事最终都会失败。诚如拿破仑，希尔所言:“任何不是建立在真理和正义之上的事，既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赚钱。”

以上观之，孟子义利之辩，着眼点还是一个利字。可以认为，他讲的并不是一个品德问题，而是一个智慧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能透过义字看到大利，缺少的也许不是品德，而是智慧。

做出金字招牌

子夏的“信而后劳其民”和“信而后谏”分别谈的是对下属和对上司两个方面，但其要点相同:首先要取信于人。

在没有取信于下属之前，为什么不能指挥他们呢?因为指挥不动。比如很多领导在会上发言，很好的制度，很好的政策，讲得有理有据，下面的人却说:“瞧!又在欺骗咱们老百姓。”下面的人有了这样的心态，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政策也难以推行，或者执行不彻底，不就劳而无功了吗?

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实际上就输在未曾取信就先指挥这一点上。他一上台，就撤换了一大批才能不佳或品行有缺陷的军官，代之以德才兼备的新人。从理论上来说，这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大家对他并不信服，心里肯定会想:“老子当兵打仗那会儿，你还在吃奶，懂什么呀?”大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他的做法就全无用处。

在没有取信于上司之前，为什么不能劝谏他呢?因为他根本不会听从。指出他的错误，他看不到你的好心，还以为你在嘲笑他傻而自显高明呢?那他对你就不是感激，而是讨厌甚至仇视。

“信而后谏”的原则不仅对上司适用，对亲人、朋友也同样适用。大致上，对方不愿意倾听你的意见时，说明他还不太相信你能拿出什么高见，那就不如闭上嘴巴，这样起码不会得到怨恨。

所以说，不管是对上司还是对下属，首先要取信于人，人家认可了你，他就认可了你的观点和行为。如何取信于人呢?有三个要点:

第一，树立一个符合大众期望的目标。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我们说话做 事，必然包含某个动机，所以我们一动口、一动手，人家就会有一个疑问:这小 子想干什么?如果我们所行之事对他有益，他就会赞成;如果会危害到他的利 益、名声或影响他的心情，他就会反对甚至制造障碍。为了获得帮助和减少障 碍，我们就应该多说与人有益的话，多做与人有益的事。

如果我们想干大事，还必须亮出一个符合大家期望的目标，并设法使他们相 信这是真的。这是重要的成功之道。《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只要大家认同你的目标，他们就愿意 陪你出生人死，什么也不害怕。

目标有的高尚、有的务实，关键要让大家看到好处。周恩来先生少年时的 目标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人家一听，谁不竖拇指:好!咱们中国人民被 外国佬欺负一百多年了，早就该崛起了，所以大家都乐意支持他、帮助他、追随 他。台湾企业家蔡万霖的目标是“我做大老板，员工做小老板”，员工一听就高 兴:只要我能做小老板，你做大老板我没意见。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决定进 军房地产业时，把干部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自己的远大目标:“我们过去在珠宝 界已经打出了一片天地;而现在，我们将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他表示，将 要建成一个全港最引人瞩目的建筑群:新世界中心。大家都兴奋起来，愿意追随 他创大业。随着“新世界中心”的落成，郑裕彤一举成为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大享 之一。

让人屈从不如让人乐从。每一个下属都只会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而不会为 上司的目标而奋斗。除非你的目标能让下属看到好处，他们才会真诚追随。

第二，有一项他人无法比拟的特殊才能。几乎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是某个方 面的专家，他也许是技术专家，也许是管理专家，也许是经营专家..在这里， “专家”一词的意思是，在你所处的群体中，大家普遍认可你某方面的才能。这 跟是否握有国家某个机构授予的职称没关系。

成为专家跟人生成就有什么关系呢?假如你确有专长，人品又好，别人在 这方面遇到疑难问题，自然会来向你请教，并乐意按你的意见办。当很多人习惯 于听从你的意见时，你的威信便在人群中凸显出来。这种威信又会影响到你对其 他方面的发言权。尽管你在其他方面的见识并不一定比别人高明。这样，你在人 群中的地位便确立了。这种地位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你的其他机会，比如说优先升 迁，被推举为“老板”等。如果你是领导者，下属对你的想法就是:这个人了不 起，不是一般的人，跟着他准没错。当大家对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你说的话就 很少有人怀疑了。

第三，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耶稣在《马可福音》里有一句话:“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诚信不是某些人眼里的鸡肋，而应该是做人处事最起码的品质，对于领导者或下属都是不可或缺的伦理。遗憾的是诚信已经成为眼下匮乏的稀缺资源，它已经成为许多人用来伪装掩护的幌子:口口声声以诚信为本，实际上骗你没商量

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别人对你缺乏信任，是因为你说话不讲信用。“狼来了”的故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孩童在山上牧羊，闲着没事干，就拿骗人当游戏，一次次说“狼来了”，人们受过几次骗，就不再相信他了。狼真的来了，他就只能后悔莫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一再失信于人，别人就不会再相信你了。

我们要想取信于下属或上司，就要严守信用，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正如南怀瑾大师说:“孔子说做人、处世、对朋友，‘信’是很重要的，无‘信’是绝对不可以。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使部下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那么，守信要到何种程度呢?最好学学周成王，做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一次，周成王和小弟弟叔虞在一起做游戏时，将一片梧桐叶子剪成玉圭的形状，递给叔虞说:“我把这个赏给你。”

叔虞很高兴，喜滋滋地将这件事告诉周公。周公就去问周成王:“您给了叔虞封赏吗?‘

周成王说:“我只是跟叔虞开个玩笑。”

周公正色道:“我听说‘天子无戏言’，天子说出的话，史书会记录，艺人会传唱，官吏会议论，怎么能开玩笑呢?’

于是，周成王封叔虞为晋王。

也许有人会说:一句玩笑话也当真，太古板了吧?其实不然，信用是靠细微小事积累而成的，要想获得别人的绝对信任，必须绝对守信，即使一句玩笑也不例外。如果不打算兑现，就不要随便开玩笑，以免失信于人。

别把真诚当作假仁义的面纱

有一种人我们都很讨厌，孔子也非常厌恶。这种人通常表面和善大度，对待他人永远只会表现他阳光的一面，而将他的阴暗、冷漠与自私等蒙上一层面纱。他们气量狭小却又故作宽宏。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想而友其人，左后明耻之、丘亦耻之。”这里孔子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所的话、脸上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更直白:嘴上一套，背地里是另一套。这样的人就叫“两面三刀”。接着孔于说这样的小人左丘明耻之，我也耻之。

南怀碰先生解释说“既想而友其人”就是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来、暗暗放在心里、还去和所想恨的人故意周旋，像这样的人，用心太奸险了。左丘明不屑于这样，我也不屑于这样。

这种人用心之险、之毒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凡夫俗子们通常都是把心情写在自己的脸上，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用在工于心计上，这样活着的人未免太辛苦了。但是总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比如被南怀瑾先生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奸雄”的郑庄公，南老说曹操效法的似乎也是郑庄公。

郑庄公的母亲姜民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共叔段。姜氏对共叔段特别偏爱，几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世子，武公都没有同意。

武公死后，长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姜氏见扶植共叔段的计划失败，转而请求庄公将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不好推辞，只好答应了。

郑国大夫知道后，立即面见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它的周围超过三百丈的，就会对国家有害。按照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现在将京邑封给共叔段，不合法度。这样下去恐怕您将不能控制他。”

庄公答道:“母亲喜欢这样，我怎么能让她不高兴呢?”

大夫又说:“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想办法处置，不要让祸根滋长蔓延，蔓延了就很难解决，就像蔓草不能除得干净一样。

庄公沉吟了一会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着吧!

其实，郑庄公心里早已有了对付共叔段的方略。他知道自己现在力量还不够强大，共叔段又有母后的支持，要除掉共叔段还比较困难，不如先让他尽力表演，等到其罪恶昭著后，再进行讨伐，一举除之。

共叔段到了京邑后，将城进一步扩大，还逐渐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据为己有。公子吕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对庄公说:“国家不能使人民有两个君主统治的情况出现，您要怎么办?请早下决心。要把国家传给共叔段，那么就让我奉他为君，如果不传给他，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二心。”

庄公回答说;“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除他，他将要遭受祸端的。”

此后，共叔段又将他的地盘向东北扩展到与卫国接壤。此时，子封又来见庄公，说;“应该除掉共叔段了，再让他扩大土地，就要得到民心了。”

庄公说:“他多行不义，人民不会拥护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也一定会崩溃的。”

共叔段见庄公屡屡退让，以为庄公怕他，更加有恃无恐。他集合民众，修缮城墙，收集粮草，修整装备武器，准备好了步兵和战车并与母亲姜民约定日期作为内应，企图偷袭郑国都城，篡位夺权。

庄公对共叔段的一举一动早已看在眼里，并有防备。当他得知典叔段与姜氏约定的行动日期后，就命大将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提前进攻京邑，历数典叔段的叛君罪行,京邑的人民也起来响应,反攻共叔段,共叔段弃城而逃,后来畏罪自杀。他的母亲姜氏也因无颜见庄公而离开宫廷。

这一段故事来自于左丘明的《左传》，学过这篇文章的人应该还能记得文章的标题《郑伯克段于鄢》。注意标题中的一个字:“克”，这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就是说从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出来左丘明的态度，他是不赞成郑庄公这个人的。因为“克”字是对敌人才用的字眼，这样类似的情况在《左传》中还有很多。

如果按照孔子的思想他是讲究兄弟友爱的，也就是说弟弟再有过错你也不能放纵他继续错，更不能杀了他，而是应该给他讲道理，要他做好自己的本分，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但是郑庄公不仅没有规劝，反而用了假装糊涂与欲擒故纵的计谋，他表面上装作很有肚量，对他的弟弟和母亲也是一忍再忍，可背地里早已经做好了杀弟逼母的准备。从这一点上来讲他也不愧是历史上第一个“奸雄”。也许有人会认为皇室从来就没有夫妻情，也没有父母子女情，又谈什么兄弟情呢?他们生来就是为权力和地位斗争的，谁输了谁就是阶下因，也许比这个还惨烈。

不过，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还是要本着仁爱的精神，爱他人才会被他人所爱。想一想，郑庄公的内心肯定不会快乐。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失去了胞弟，也失去了母亲。这样的人就算是能呼风唤雨又如何?毕竟他再也呼唤不来与他流着一样血液的亲人。活着，还是简单一点好。对他人好，对自己也好，这就是幸福人生的开始。

君子守义，小人贪利

南怀瑾先生认为“君子”一词在儒家的理论里几乎是完美人格的象征，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情只会看它是否符合道义，儒家思想非常讲究仁义道德。如果一件事是坏的，是违背道德的，那么就算你告诉君子，这件事他会得到多少好处，他也不会去干的。小人就不一样了，“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就是说小人在做一件事时，他只会考虑利害关系，凡是能从中得利的他就去做。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买卖没人干。”还有一句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小人喻于利的现实。

所以，君子常常取义，而小人往往得利。君子做事情时考虑仁义道德，最低层次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最爱说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小人绝对不会这样，他们唯利是图，哪里还有仁义道德的位置?我们常说读史能明志，看古人的为人处世就能明白君子小人古而有之，原本就不足为怪。

晋国大夫文子曾遇到过投奔谁的难题

文子流亡在外，经过一个县城。随从说:“此县有一个贵夫，是你过去的朋友，何不在他的舍下休息片刻，顺便等待后面的车辆呢?”文子说:“我曾喜欢音乐，此人给我送来鸣琴;我爱好佩玉，此人给我送来玉环。他这样迎合我的爱好，无非是为了得到我对他的好感。我恐怕他也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于是他没有停留，匆匆离去。结果，那个人果然扣留了文子后面的两车人马，把他们献给了国君。

人们常说的世态炎凉、人走茶凉，就是针对这样的势利小人而言。当你得势的时候，所谓有奶便是娘，小人会对你百般巴结;可是人的一生总会有不如意,等到无酒也无肉时，他们就会树倒猢狲散。经历苦难，我们才能得知谁才是我们的真朋友。那些在我们顺境之时也许从未来“表示”的人，也许正是孔子眼中的君子，而当我们失意时可能就是这些我们平时料想不到的人来安慰和鼓励我们。这样的人刚正不阿，是真君子，也是“君子取义”所说的大丈夫。平时有酒肉招待的“朋友”，一旦看你失意而生怕你找他借钱的人，就是“喻于利”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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