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存在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追寻)

1 存在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起源与生俱来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亚里士多德说“一切哲学从惊异开始”哲学家不相信眼前所呈现的世界是真实的,所有展现在眼前的东西都是不停流变的,这样的东西无法称其为“存在”,他们认为掩藏在表象后面一定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只有不变的东西才能称之为“存在”,这便是“本体真存”也就是说,在变化的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个不变的本质但如何找到那个不变的“存在”呢?,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万物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存在感?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万物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存在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追寻)

万物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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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起源与生俱来。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亚里士多德说“一切哲学从惊异开始”。哲学家不相信眼前所呈现的世界是真实的,所有展现在眼前的东西都是不停流变的,这样的东西无法称其为“存在”,他们认为掩藏在表象后面一定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只有不变的东西才能称之为“存在”,这便是“本体真存”。也就是说,在变化的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个不变的本质。但如何找到那个不变的“存在”呢?

但这里的“存在”还是指万物的本源之“存在”,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之“存在”。最开始追问万物本源的人是泰勒斯,他提出水是万物之源,泰勒斯成为西方哲学的鼻祖。后来又陆续提出“水、火、土、气”四因说,这与中国先秦邹衍提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很相似。

“存在”作为“主义”成为一种哲学思潮,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过程。据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宣扬考证,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1855年)是始作俑者。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有关的哲学著作包括《恐惧的概念》、《哲学论文片段》、《结论性的非学术性跋文》、《现代》、《日记》、《旋转的方法》、《恐惧与战栗》、《致死的病》、《基督教的修炼》、《对基督教的抨击》。在这些著作中,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基调。

黑格尔哲学主张,一切都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连个人也是抽象的“绝对精神”的化身。黑格尔认为:“‘我’和思想是一个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应该是一个思维者。”克尔凯郭尔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他指出,黑格尔将一切归结成理性抹杀了万物的具体特性;而个人在理性面前也变成了毫无差别的抽象物。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人’是这样一个范畴……这个时代、一切历史以及整个人类,都必须通过它。”人的行为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理性、想象和感情的融合。明确主张:“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把个人当作别人的牺牲品加以放逐,而是描述每个人的平等的状况,并把它们统一起来;而统一的中介物就是存在。”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个人的存在是有限的;而个人必须不断地从不确定状态中做出自己的抉择。存在就是在时间中的努力,就是一种冒险(venture)。所以,个人的存在时时都被恐惧感所包围。恐惧感乃是鼓励个人进行自我奋斗、自我完成的内在动力。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已为现代存在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概念(如恐惧、超越等)和定下了基调——否定理性和人世间的一切。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完成了从客观唯心主义到主观的唯心主义,甚至唯我论的急转弯,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主义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为存在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概念,胡塞尔的现象论则为存在主义提供了创建这一新的哲学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1859年—1938年),20世纪奥地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胡塞尔的现象论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现象论的还原”。胡塞尔认为,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剔除掉一切外在的、虚假的成分,使事物呈现出它的固有的赤裸裸的本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否定一切现实的现象和关于这些现实事物的知识;因为据说这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掩盖事物的本性的。在否定了这一切以后,唯一可靠的是“我自身”。只有“我自身”的“纯粹意识”、“纯粹经验”才是最真实可靠的。这就是所谓“现象论的还原”的方法。二是世界乃是自我意向的结果。由事物还原到“自我”以后,一切事物的存在实际是“自我”发出的“意向”的产物。在胡塞尔看来,“自我”有一种先天的本性,即“意向”。一切观念都有意向性;一切观念都是指向物的,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因此,对“物”和对自身的“超越性”也就构成观念和意识的基本特征。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就是胡塞尔的学生。他们从胡塞尔那里继承了“还原法”和“意向论”,创建了存在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存在”哲学体系。

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存在”是超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存在”,既无物质的特性,也无意识的本质,“存在”是没有本质的。但是,“存在”归根到底,乃是“自我意识”的存在;因为一切存在,只要脱离它们的具体的存在条件和现实的存在方式,就变成为纯粹的自我意识的存在。

在近代哲学史上,笛卡尔和康德关于“纯粹的自我意识”的分析,对存在主义的发展影响很大。勒内·笛卡尔(1596年—1650年)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哲学命题(Je pense, donc je suis),直译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即“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因为当我怀疑其他时,我无法同时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其中的哲学思维是这样的: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因为我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这是笛卡尔广为人知的著名论断。关于这个命题的提出,笛卡尔解释说,这既不是一个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的结果,而是一个“直观”的命题。笛卡尔的哲学从怀疑一切出发,最后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都是可疑的,唯有“我思”才是可靠的,因为“我思”所以“我在”。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是“我在”的本质,也是万物的本质。笛卡尔的这个结论显然是推崇理性的。笛卡尔哲学核心是二元论。二元论是一种认为多样性世界有两个不分先后、彼此独立、平行存在和发展的本原的哲学学说。哲学史上典型的二元论者是笛卡尔。他主张,即世界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只有广延而不能思维的“物质实体”,另一个是只能思维而不具广延的“精神实体”,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各自独立存在和发展,谁也不影响和决定谁。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1804年)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调和了勒内·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法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与笛卡尔相对应,康德提出“本体—现象”二元论,“本体”指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又称“物自体”);“现象”指“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的感觉表象。康德认为,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在康德那里,时间和空间叫做先验的感性形式——时间是先验的内感形式,空间是先验的外感形式。时间和空间都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它们像一个框框那样,把感官在后天的认识活动中所接触到的对象纳入它本身的系列中。在康德看来,没有经验的原材料,时间和空间是存在于意识中的空架子;而没有时间和空间,经验材料就是凌乱的和毫无秩序的。这就是说,外界的感性对象有待于人的先天内感形式(时间)和先天的外感形式(空间)去整理、去把握。同空间相比,时间,作为先验的内感形式,更接近纯粹的自我意识。先验的内感形式就是所谓“内省”。但康德要求“内省”按时间的框框进行。通过内省,纯粹的自我意识才有可能作为主体去统一感性和悟性的认识。

一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获得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继承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主张追求上帝,认为哲学应从“存在者”——“人”出发,关心其在危机中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哲学则相反,是无神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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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主要著作包括:《存在与时间》、《什么是形而上学》等。

《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哲学代表作,1927年发表,他也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享誉世界。这本书被视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经典,奠定了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和方向,迄今研究海德格尔的英文出版物已有上千种之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

《存在与时间》系专门研究存在问题的哲学著作。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本书中,存在作为一个哲学理念,被重新阐释并赋予了新的内涵。海德格尔走上“存在”道路,正是从他中学时阅读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亚里士多德“存在者”的多重含义》开始的。

在著名的讨论“存在”概念的意义的《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存在”概念的四种意义,即:就偶性而言的存在,就本身而言的存在,作为真的存在,作为潜能和现实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的基本含义理解为范畴的类比统一性,并且将范畴中最基本的一个,称为ousia,实体。实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成为最基本的存在者。在这里,亚里斯多德在整部《形而上学》中通过对存在的多种意义进行区分并且阐明其中的核心存在者,最终向我们揭示的不过就是那个“存在”本身。但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嵌入实体,之后便陷入存在和存在者不分的境况。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怎样一回事”,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但西方两千多年的全部形而上学,存在从来不曾“就其本身”得到思考。海德格尔发现希腊词语表示存在的词“ON”具有双重性:既指存在的东西,又可指存在者存在着,即存在者的存在。但“存在者”和“存在”本身有差别。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我们现在却茫然失措了”。意即:柏拉图当时指出人人都熟悉的“存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直到 2000 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对“存在”的追问,他就是要来重新提出并解决这个“在”的意义的问题。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包含的意义是:已经具有的性质。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在”,才有“在者”;绝不可能根本不“在”,就有了“在者”。解决“在”的问题,必须追溯到一种“在者”,这种“在者”在究竟成什么样子还不明确时,它的“在”已经明确了。“在者”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我”是这种“在者”,只有“我”是在成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它的“在”已经恬然澄明了。因此,“我”就是“在”,“在”就是“我”。“我”的“在”就是世界。

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能力(批判)。他们不作为与外部世界有关的自我而存在,也不作为与世界上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本体而存在。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海德格尔哲学的根基在于现象学。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开辟的道路,就不会有海德格尔的哲学。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贡献在于《存在与时间》中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早年海德格尔借助原始基督教的生命经验而明确地理解到,生命之为生命本身就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在洞察到ousia在希腊人那里的时间意义以后,海德格尔体会到,自古以来对存在的理解就紧密地与时间相关;既然所追问的存在应在时间中被理解,而该问题的追问者(生命、此在)本身也是时间性的,那么追问者与问之所问就在时间概念上达到某种统一了。海德格尔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从“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转变为“时间概念”、“时间与存在”等,将此在的时间性与存在的时态性看作是一体的两面。1925年后,海德格尔着眼于存在领会的概念来阐释存在意义,为意义问题的探索提供了充分的视域。在这种探索中,意义问题与时间问题之间有了本质性关联。

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从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出发,通过追索“存在的展开状态”,以通达被遗忘、被遮蔽着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人们把“时间性”的存在者(自然进程与历史事件)和“非时间性”的存在者(空间关系和数学关系)划分开来。在“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任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作为某一领域的标准一定与这一领域其它事物有着特别的不同。时间因此也成了海德格尔追问所向。

海德格尔认为,关于时间问题的一般看法和研究(他称之为流俗的时间领悟),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缺失,那就是忽视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他之前对时间概念的讨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角度还是哲学角度,大致说来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在人们的生存及世界之外,有一种自在的、现成的时间之流。这种假设与人们平常对时间的理解一致,把时间假设在人们的生存及世界之外把时间假设成现成存在。亦即在从本质上探讨时间是否存在以及时间以何种方式存在之前,一般性研究先假定时间存在,并假定它以无始无终、均匀流逝的方式存在。

海德格尔哲学以“存在与时间”为题,不是对两者相关研究的任意组合,作者的最初目标就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此在领悟着的存在是一种时间性存在,而时间正是存在之领悟的境域。因此,海德格尔试图找到一个切入口,以进入对存在于时间两方面的追问。这个切入口就是“此在”。

海德格尔在采用“时间”的观念分析“此在”的时候,正是遵循康德的“本体—现象”的分析步骤。但是,海德格尔不满意康德的二元论,不满意康德用“时间”作为整理经验材料的框框。海德格尔把康德的二元论改造成彻底的唯我论,把“时间”变成“此在”的一种存在形式,剥夺了康德对“时间”所要求的在内容方面的经验性。在这改造的过程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起了重要影响。笛卡尔的哲学从怀疑一切出发,最后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都是可疑的,唯有“我思”才是可靠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是“我在”的本质,也是万物的本质。笛卡尔的这个结论显然是推崇理性的。海德格尔采用了笛卡尔的“我在”,剔除了其理性的本质,并批判笛卡尔将思想与存在、思想与世界的分割的二元论,变成“我在”故“我思”。“我在”先于其本质——“我思”。海德格尔在颠倒笛卡尔的原则的基础上,应用从康德那里沿袭而来的“时间”概念,论证了“我在”是我本身和世界的基础。

海德格尔认为,认识“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此在”着手,而认识“此在”又须从“时间”问题入手。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此在”的表现形态,都是“此在”的时间性形态。也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在时间中存在。海德格尔采用了笛卡尔的“我在”,剔除了其理性的本质,并批判笛卡尔将思想与存在、思想与世界的分割的二元论,变成“我在”故“我思”。“我在”先于其本质——“我思”。海德格尔在颠倒笛卡尔的原则的基础上,应用从康德那里沿袭而来的“时间”概念,论证了“我在”是我本身和世界的基础。

《存在与时间》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把时间看成此在存在的境域,对“此在” 、“世界”以及“在之中”的阐释都是依据“时间性”来进行的。“在之中”不是一物现成地在另一物之中,不是空间上的在。存在不是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它是此在在世界中的历史性、时间性的展开活动。因此,世界不是一种现成的空间或场所,而是此在本身的展开状态,它是此在通过现身、领会、言谈等生存机制组建、构成或开展出来的。

此在这个存在者与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这样3层优先的特点:第一,此在以各种方式与其它存在者有着关联;第二,是有所领会、有所表达地存在着;第三,此在还能够设法领悟到其它存在者的存在。如此,追问存在问题就先当从此在开始,从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开始。

与亚里士多德以“实体”为核心存在者探讨存在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以“此在”为核心存在者探讨存在。海德格尔通过“遗忘性”地将“存在”概念导向那个最晦暗、最抽象的普遍性,暗中为他的生存论现象学的对“存在”概念的研究开辟道路,从“此在”这个存在者入手理解存在的意义,由此走出了存在和存在者相区分的路线。

海德格尔认为,一般的生命哲学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生命”本身还未曾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得到明察之前己开始以此作为前提;还未及追问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问题已将人当成某种在世界之中的不言自明的现成存在。海德格尔的追问是试图回到问题的开始。他用“此在”(Dasein),代替对人的传统表述中使用的“意识”、“主体”、“我”之类的字眼,以此来标明:从完全的角度人以其与存在的关系所展现的特征。关于存在的研究要从某些特殊存在者入手,使得通过对它的研究能达到对存在意义的普遍的了解。

“此在”是《存在与时间》的核心理念。世界不是一种现成的空间或场所,而是“此在”本身的展开状态,它是“此在”通过现身、领会、言谈等生存机制组建、构成或开展出来的。

首先,此在的“本质”在于“去存在”,而不是现成存在;此在这个存在者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此在的存在有“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两种样式。鉴于此在的这两种性质,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基本机制的需求引向“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判断(也称作“在世界之中”或“在世”)。其次,必须把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作为整体来看。世界不是所有存在者的总和。世界“随”正在迸入的存在者一道“发生”而形成。此“发生”即此在的生存。而在世之“此”,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给出了的现成存在“我”,而是敞开状态,它是此在这种存在者在其最本己的存在中所去成为的那个存在。它是这样一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它本身就是疏明”,是与密林相对的光影交织的林中空地,“是为一切在场和不在场者公开着的场地”。其三,此在有3种源始展开方式:现身,领会,话语。所谓“现身”,指的是人们的心境,是有情感参与过程的源始展开方式;“领会”,则指此在的存在是一种有所理解的存在;话语”这种展开方式,是此在借以表达它所领会的东西的方式。通过话语,被此在理解的存在显现出来。

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理论,虽然有前后期的差别,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强调了人与时间的内在联系。时间不再是外在于具体的生存着的人现成自在地存在着的,不再是从传统之概念“主体”的认知结构出发所去寻求的某种客体。它首先和必然地与存在相关。“此在根本上由以出发去未经明言地领会和解释存在这样的东西就是时间”,人们先就从时间方面来领会和解释存在了。

由此在这种能对其存在有所领会有所理解的特殊的存在者之存在绽露为时间性,而时间性不存在,作为将来、曾在、当前之诸绽出的统一,时间性到其时机而展现为时间,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能以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领会的地平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就展现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握时间的可能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领悟着的存在是一种时间性存在,而时间正是存在之领悟的境域。“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根植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根植于这种时间现象。”海德格尔哲学以“存在与时间”为题,正可以看出时间在其现象学生存论存在论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二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又分为两个流派,以西蒙娜·魏尔、加布尔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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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20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心理学》、《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等。

1943年《存在与虚无》一书出版,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本书的前三部分是要解决现象学本体论的基本观点问题:萨特确定了存在的范畴,确定了自为的存在的结构与特性及其存在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后面两部分主要探讨自为的存在与其他的自为的存在、与自在即与处境的具体关系,从而论证了人的自由,并且最终以现象学的“存在精神分析”的方法描述了自由的伦理意义,这也是“现象学本体论”的落脚点。

萨特哲学思想主要由三大论题组成:

一是“存在先于本质”。“人除了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萨特以此作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他认为,“存在”在先,“本质”在后。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

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荒谬的,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穷人如此,富人也如此;

三是“自由选择”。此乃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外物的限定。萨特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如何生存可以做出“自由选择”。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彻底无神论的,他坚决反对外在的上帝对人的决定性。人理应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负责,而不能推卸,这就是“绝对自由”的代价——“绝对责任”。但“绝对自由”并不会给人带来安乐,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无依靠感、惶恐感和责任感,这就是人生的“苦恼”。

《存在与虚无》作为萨特的哲学代表之作,其基本理念是,人即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他永远处在变化中,而且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的。正是由于它具有时间性,“自为的存在”就不像“自在的存在”那样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而是一种总是显示为“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面貌的存在,人是什么只是指他过去是什么,将来并未存在,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虚无。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人赋予对象以意义,但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

萨特将克尔凯郭尔的“畏”概念视为一种时间性的“虚无”,视为从生存中涌出来的自为的自由。但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畏”这种基本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它来自非同寻常的意志和决断。海德格尔之所以单单挑出“畏”,恰恰是因为只有它才能从存在论上显示出虚无的力量,显示出对日常生存的整个世界的超越和一跃。海德格尔的“畏”的情绪更多地显示出意志的力量。而萨特径直将其等同于人的存在论的自由。

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人的主体际共在,容易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自己任别人摆布,还有一个极端是自己任意摆布别人。其实这反映了人与人间相处很难的人生苦恼——自己要么把别人当客体,要么自己变为别人的客体。萨特认为,他人是地狱。这种与他人共在时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不光是你死我活的决斗,更是意识和情感上的困扰,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若即若离,悲欢离合。这种矛盾的生存方式被萨特称为“为他之在”。

在萨特的本体论中,他区分了两种存在——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自在存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存在,它是混沌的,静止的,不可描述的,无任何因果性、规定性的未知实体。按照存在主义观点,所谓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规定性、个体性、结构性,都是人在与世界接触时主动存在的产物,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映,属于“自为存在”的性质,但这些都不属于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这与康德关于物自体的观点很相似。

萨特认为,“自在存在”转化为“自为存在”,即把“自在存在”否定、虚无化。打个比方,一幅地图作为“自在存在”本身包含有无限内容,无限逻辑,浑沌一片,未经辨认。而人的意识的作用就在于按自己的意愿否定、分辨、分离,把无限充实并静止不动的“自在存在”部分虚空掉,使之成为有差别、相互分离,因而相互联系,可以运动的各种事物,即“自为存在”。不过,那些被意识显现出来的事实,并不是原本就在“自在存在”中的,意识对“自在存在”的虚无作用更不是简单的事实筛选。虚无是主体对“自在存在”下意识地主动塑造,使之具有清晰轮廓,故“自为存在”也反映了人自身的存在。“自为存在”并不是实体,而是人的存在的意识内容。“人正是使虚无来到世上的存在。”同样,只有对“自在”主动地改造实践,人才能认识世界,最终认识自身。人把外部世界“自在存在”虚无化为“自为存在”的过程,也是人对自身既定存在状态的改造过程——人同时也在把既定的“自在”的自我虚无化,看到自己所欠缺的部分,通过对生活的改造和实践,来不断实现自己新的可能性,即“自为”的变动的自我。人对自我的“虚无”,与对世界的“虚无”,前者为后者的动机,后者为前者的依据。所以,“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我的世界。没有世界,就没有自我性,就没有人;没有自我性,就没有人,就没有世界。”

海德格尔与萨特同为存在主义大师,二人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存在于虚无》都是研究存在问题的专门著作,那么,他们的存在哲学理念又有何区别呢?

海德格尔是针对“存在者”提出“存在”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名义上是“存在论”,实际上却是“存在者论”。但是,存在者之所以是存在者,首先要以“存在”为前提,为根基。既如此,传统哲学显然是无根的本体论。他所要建立的本体论却是有凭有据、有根的“基本本体论”。这表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在区别“存在”和“存在者”的不同含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萨特所说的“存在”却是针对着“本质”提出来的。他所确立的存在主义是与“本质主义”,“工匠主义”的对立中形成的。工匠主义,比如铁匠,正是在头脑中先有了对斧子的本质性认识,或者说在把握了斧子的本质以后才打造出斧子的,这在思想实质上和本质主义完全一致,或者说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海德格尔认为要澄明揭示“在”意义,必需通过“存在者”。“此在”的德语原文为dasein,近似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定在”、“限有”,意指一种特定的,具有某种规定性的,有一定限制的“特殊的存在者”,“特定的有”。“此在”不是独自存在,而是存在于周围的人和物之中,与周围的人与物接触,打交道就是此在“在”的方式。人不仅根据这些方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存在者,而且还会从这种存在的过程中领会到,理解到他人,他物是如何存在着,是怎样的一些存在者,从而得以澄明“在的意义”。正是人“此在”的这些特点才使得它在众多的存在者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了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出发点。反过来说,以此为据海德格尔海氏赋予“此在”的功能,意义,即是只有通过它才能提出、追问、探索、表述存在的意义问题。萨特把存在区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前者是指不能意识,不能领会、理解、体验到自己存在意义的那种“存在者”,即物或“自然的存在”,相当于海德格尔“此在”之外的“存在者”。而“自为的存在”则是能意识到,领会到自己存在意义的存在者,而这样的“存在者”又只能是“人”,这和海德格尔的“此在”实质完全一致。但是萨特赋予“自为存在”的功能、意义却和海德格尔有别。“自为的存在”总是受制于自我的目的、未来,从未来出发而规定现在,它和自在的存在受制于过去,从过去、现在出发而确定未来的存在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是“在世”,而在世的基本结构是“烦”。有“此在”就有“烦”,有烦就有时间。此在、在世、烦,时间完全是同步的,“烦”从始至终贯穿于“此在”的整个在世之中。和海德格尔相比,萨特认为只有当“自为的存在”考虑到由于自我选择而应承担的责任时才感到这是“真正的苦役”,并由此而产生出烦恼、焦虑。这表明,如果说海氏把“烦”看作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的话,那么萨特则只是把“烦”作为“自为的存在”在世的一个构成环节。

海德格尔认为,“自由”是只有当此在于畏的情绪中,特别是当此在真正理解、领悟了“死”对生的意义时才可能有的一种保持自我,独立自主的本真状态。如果说海德格尔只是把“自由”看作是他的基本本体论的一个有机环节,一个构成要素的话,那么萨特则是把“自由”看作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

在萨特看来,人作为“自为的存在”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囚徒”,“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萨特并不是为强调自由而强调自由,他的目的是为了落实由自由选择而带来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康德曾经指出: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而自由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责任。萨特接受了这个思想并把它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当自我一旦作了某种选择之后,不仅是在塑造着自我,而且也是在塑造着他人,因此不仅应替自己负责,而且也要替他人负责。在萨特看来,选择本身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但对由选择而引起的后果负责却是令人焦虑的根源。这表明萨特心目中的烦恼不同于海德格尔讲的做人本身的烦恼,而是入世承担责任的烦恼。在萨特那里“自为的存在”(即人)、“自由”、“选择”、“责任”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在不顾任何条件的极端的自由观中明显包含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积极合理的成份。

4

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由原初意义上的本体论,到导向对人自身追问的存在论,无异是一种异化。这个异化经由克尔凯郭尔、康德、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存在已被导入另一个方向,由追问外在——现象世界,转向追问内在——自我世界。但哲学发展演变的异化并非仅此。

事实上,就整个哲学而言,本体论追问也一直在异化过程中——被导入不同的方向。这无关正确与否。因为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思维物化的表现形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的发展取向与时代精神取向密切相关,每个时代的精神取向不同,也决定了哲学一一作为精神探索的最高形式的不同。哲学看似玄学,但它从未离开大地,从未离开世俗,从未离开人生。——我对有些哲学研究者动辄发出“哲学已死”的慨叹颇不以为然,觉得特别可笑。只要人类在,人类精神尚存,哲学就不会死去。死去的不过是那些本该死去的而已。永恒的东西永远不会死去。老子死去了吗?苏格拉底死去了吗?康德死去了吗?叔本华死去了吗?

但存在作为形而上学本源问题的追问,在被导入个体内在领域,特别是最终蔚成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大观之后,是否就被穷尽了呢?当然不是,这犹如一条大河的河水,在外力作用下偏离原有河道,冲出一条支流。但大河仍在,支流只是支流。支流也不一定一条,还可能多条。当然,作为支流,不会、也不可能同时在某一处河床荡开,那要由河流与河道以及气候条件决定。因此,存在问题的研究,溢出存在主义,出现海德格尔一一萨特,只是一种导向,一种体系,一种思维方式而已,既非存在哲学的全部,也非存在问题的终结。

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无疑为我们认识存在问题——尤其是认识人本身的存在——又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世界有多复杂,人自身就有多复杂。世界并无所谓的绝对真理,更无什么真理穷尽之时。因此切莫对这种由奇特而缜密的思维形式和文字部件建造的哲学大厦过于迷信,以为它们就是矗立在存在问题终极之路的标志。那样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作为思维动物,人自诞生或出现以来,由对外在与内在世界惊奇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阐释——终归只是自说自话而已。全部哲学——作为以文字构筑的人类精神家园最神秘的部分——只是人类精神的高级物化物而已——尽管这种物化思维多么瑰丽宏伟令人肃然起敬。哲学,就其本质而言,说到底,只是人类对现象世界和本身的一种猜测、推理、臆造,与现象世界和人本身并无必然关联。对此,海德格尔非常清楚,他不无自嘲地说,“哲学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想和图谋都不能做到”。

这句大实话不仅是就以往所有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发的感慨,也是对他自己的存在哲学结局的预估。哲学的使命,就是对所有惊奇的不断追问。为此,从古到今的哲学家们,皓首穷经,孜孜矻矻,耗尽一生时光乐此不疲,最终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每一种答案也往往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似乎问题的本质和秘密,已经被彻底揭示,世界再也没有认知和揭示的必要了——但实际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世界不因为哲学家对自己的阐释正确与否,高兴或嗔怪——你们说你们的,我是什么,还是什么,我该怎样,还会怎样,并不因此增加一分、也不因此减少一分。

与现象世界一样,人作为一种现象,本身也是现象世界一种。正如人类不知现象世界为何物,可以任由惊异于猜测阐释一样,自身世界也任由人惊异猜测与阐释。人对自身世界的认识,正如对现象世界的认识都是自说自话,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都是永恒之谜。存在主义者既不知现象之存在到底为何物,也不知自身之存在到底为何物,只是以存在之“名”,命名存在之“实”,至于存在者究竟为何?存在何来又将何去,存在之存在又怎样存在终归茫然。

也因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尽管从此在的角度阐释存在与存在者,提出 “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的论断。但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揭示了终极真理。存在者依旧存在,存在者是什么还是什么,而且与他的“存在”一点关系没有。抑或存在者到底是什么存在?又怎样存在?——也许都还完全未知。所以,他才不无“失落”地自我调侃一番——“哲学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和他的思想。

作为大哲学家的索伦•克尔凯郭尔,似乎也有海德格尔相似的感慨。他说:哲学家是一群善良好心的家伙,他们愿意帮助他人进入“理论”,但除了他们的“荒谬而又呆板的严肃性和重视理论的态度”,还有些关于他们的疯狂事迹。他们同情那些过去的人们,认为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完善,并且不可能有公正的客观性的理论体系里。但当你询问他们关于新的体系时,他们总是用相同的借口搪塞你新的体系就快完成了,或者至少是正在构建中。”——这与海德格尔的感慨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尽管海德格尔哲学一向以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著称,也包括萨特哲学的非理性激进色彩,——但我们还是要向所有从事哲学研究并卓有建树的思维大哲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哲学是人类精神之母。人是精神动物而非物质动物。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不仅代表着人类精神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而且是衡量人作为精神动物精神高度的标尺。

海德格尔说得好——文字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哲学家以文字为精神生命,活在自己营造的理念和体系里。众多的理念和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给人类提供了共同的精神家园,供人们徜徉其间或欣赏享受,或瞻仰凭吊,或学习创造。

但正如哲学家本人是两栖动物一一在精神世界与现象世界共生一样,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现象世界也并存一体。现象世界任由哲学家定性,评说,阐释,命名。人类作为现象生存在现象世界中,终不知现象世界为何物,自身亦不知自身为何物。追问现象世界,追问自身世界,面对存在之谜,困惑骚动不已。只要存在存在,这种骚动困惑就将永无穷期。

时空隧道也是精神隧道,从远古到今天。其间如同现象世界,星月当空,江河行地,鸟语花香,万物葱茏。彪炳于天空之上那些璀璨耀眼的恒星,它们各有各的名字,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

人类是易变的动物,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只要人类存在,精神动物不死,作为精神家园的哲学,就将演绎下去,演绎出无尽的理念,体系,永无穷期。人类的精神家园不断演化,与历史与时间同步。

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追寻“存在”本身。这种追寻将永无止境。

原创:李耽 总编:王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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