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乌克兰大饥荒原因（前苏联的土地所有制改革）

著名统治者的长长谱系至少可以往回追溯至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他曾试图通过分配土地塑造人民和社会的形态，迄今为止，就规模而言最有成效的统治者是弗拉基米尔·列宁。他的集体化所有制的政策最终涉及苏联的大约300万平方英里耕地、林地和干草原，并成为类似系统的基础，影响了中国、越南、古巴和东欧等地区。

尽管马克思对米尔持谨慎的赞同态度，但列宁迅速地摈弃了保留农民的小块地皮的任何想法。他学习美国大草原的机械化经验，在1899年的作品《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中主张建设能够以工业规模进行施肥和机械化运作的大型农场，实行公有制，通过生产让穷人和没有土地的农民分享产品。本来或许可以被允许耕种小块土地的中农保留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列宁对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影响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他断言：“从小规模的生产中会产生资本主义，并以自然的强大力量和巨大的比例每时每刻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因此国家必须没收最富裕的农民即富农的土地，他们付工资雇人在自己的农场上劳动；贵族的庄园当然属于资本主义的地产，也必须没收。

持续饥馑的威胁迫使列宁安抚粮食生产者。苏维埃政府逆转方向，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放任私有财产，除了强制以固定价格出售规定数量的谷物之外，允许市场价继续存在。在确立共产主义的地位的战争——按照列宁的描述就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中，直至1929年，共产党约瑟夫·斯大林才号召消灭富农，处决或者流放他们，对全部农场强制实施集体化。

在接下来的3年中，50多万农场主全家被划为富农，或是被杀或是被逐出农场，但是抗拒牲畜和田地集体化的行动扰乱了整个苏联最富饶的耕地，导致谷物和土豆的收成减少到了1914年时的水平。通过国际代理机构进口了1000多万吨粮食，可是饥荒程度极其严重，美国救济机构报告了幸存者中间有许多吃人肉的事例。1930年代早期，死于饥荒和疾病的人多达700万人。

然而到了1936年，九成土地都由集体或者集体农庄（kolkhozi）耕作，面积平均大约6000英亩，工人的报酬来自国家或者农场的收成。那个时代的典型海报描绘体格强壮的金发少年或少女驾驶拖拉机穿过延伸至地平线的麦田，展示了苏联的新面貌。饱经风霜的农民人工耕作袖珍的小块土地，那种农村生活的传统印象已经被抛进了垃圾堆。

苏联的占有和耕作土地的新方法是从未试行过的。其存在的唯一依据是列宁的信念，即集体所有制必定培养出集体主义精神，代替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经过大约40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集体化确实可以起作用，但前提是无视人类要为其产物付出什么代价。

农业机械化和灌溉使集体农庄的谷物产量超过了1920年代的水平，虽然肉类和牛奶的供给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增长得非常慢，但由于运输状况的改善，与集体时代之前相比，苏联人可以从食物中获得更多卡路里。1950年代，随着苏联从纳粹入侵造成的破坏中恢复，有活力的农业部长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chev）启动了开发处女地的计划，用集体方式耕作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阿尔泰（Altai）高原和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干草原上的9000万英亩土地，农场的面积增加到了大约1.5万英亩。到了1960年代早期，苏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开始出口谷物，出口量在每年300万吨以上。

政府从集体农庄低价收购，粮食的出售价格又稳步上涨，其间的差额就是利润，这样政府就可以投资发展工业和技术。1923年时有5/6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农事的高效率促使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工厂，那些工厂围绕着苏联的混凝土构筑的新城镇，1970年时有2/3的人口在城镇居住。结果从1928年的最低点到1970年，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比除了日本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更迅速，个人收入几乎增加了4倍，从每年的1200美元增至5900美元。1957年人造卫星的发射象征着苏联的成功，其基础是集体农耕，而且这一进程没有依靠外国的投资或者外界的援助。

（节选摘自《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