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检是什么样子的（同光文治的内弱外强及其后果）

摘要：同光之际，清廷一度收回了督抚们掌控的大部分军政权力，却始终缺乏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同光朝廷对于重建庙堂儒学和经学消极迷茫，而理学廷臣恪守程、朱教条，无所作为，与地方理学家因时变通、经世致用的取向反差鲜明。晚清内弱外强的文治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和扭转，学术文化主导权的地方化遂不可逆转，从而加剧了清朝的崩溃之势。

清朝同光年间，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经济和文化进入重建轨道，一些人称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多年来，学界对这次短暂“中兴”的败因有所探讨，有的指陈清廷腐败、保守，有的归咎儒学本身。笔者认为，儒学虽有保守性，但仍有其内在活力和调适性。质言之，晚清“中兴”的主要败因潜藏于制度和权力结构之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裁撤湘军，朝廷收回了督抚的大部分军政权力。直到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廷的权威再次跌落下去。学界对晚清央地的军事、财政和行政关系多所论述,但对晚清的文治状况鲜有注意。“同光中兴”时，清廷一如既往地加强军事、财政和行政的中央集权制，这些方面与地方主义的博弈中占据主导。但晚清文治举措的提出和施行，大体均发源于地方官绅。清廷对于文治举措毫无主导性可言，影响所及，清廷的治国理论左支右绌，文化权力的下移始终未得到扭转，从而加速了“中兴”局面的瓦解，清朝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一、内外参差的儒学教化

中国古代文治的重心是在儒学引导下，通过科举考试、研读儒经和刊刻典籍等举措对四民进行人伦教化，塑造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然而，在太平天国冲击下，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惨遭战乱戕害，大量学宫、庙宇、书院被毁，许多士人被迫逃亡，甚至像曾国藩的经学朋友邵懿辰那样死于战争。因之，重建儒学教化成为“中兴”的文治主题，但它是由地方官绅主导、实行的。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经自留遗书以备死。一日，想起皖中多经师学者，“遭乱颠沛，存忘殆不可知，遂遣人四出存问。存者遗书约相见戎幕，亡者恤其细弱，索其遗文。如桐城方宗诚存之、戴均衡存庄，歙俞正燮理初，黟程鸿诏伯敷诸家，皆借以得脱于险。”由此可见曾氏在危难之际的殷殷惦念。理学家方宗诚亦记云：“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雅博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同治三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恢复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同时，湖北、贵州、广东等省都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科举，标志着儒学的制度保障机制得以重建。

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地方官绅已流露出对科举会试的不满。道光进士冯桂芬于同治初年入李鸿章幕，主持修复了吴县等处学宫。他提出乡试后一月，“即于省闱借地会试，定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乡试法。中式者始令进京殿试，是亦恤士之一道也”。他或许是为士子节省费用考虑，而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进而主张：会试“然既归省，则非会试矣。不如径废会试，不愈邪?”这种“目无朝廷”的主张隐含着朝廷与地方文教作用的消长。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会奏朝廷，请劝捐修复江宁、常州两府学宫。曾国藩指出：修复学宫，讲明孟子兴礼兴学之旨，“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廪廪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他们恢复儒学教化的愿望不仅践履于自身施政，而且影响各省大吏。

修建书院是“同光中兴”的地方要政之一。湘军克复安庆后，曾国藩捐廉修葺了安庆敬敷书院，招集士人入读。左宗棠声言：“今督两江，与有兴教劝学之责，愿承学之士，以程、朱为准的，由其途辙而日跻焉。升堂入室，庶不迷于所向矣夫。”举人涂宗瀛道光末年在京从吴廷栋、倭仁问学，后入曾国藩幕府，同治年间任江宁知府，其间将寺庙田产划归钟山、尊经、惜阴、凤池四书院，聘请学者名儒授徒。至“光绪中，梁鼎芬、缪荃孙长钟山，黄体芳、张謇长文正”。光绪二十九、三十年，“各书院遂尽改为学堂焉”。又如苏州的绝大多数书院、祠宇都毁于咸丰十年的战火，却在同治中期以后重建。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复建紫阳书院，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次年又购新址，重建正谊书院，“参用湖南岳麓、城南等书院之式”。兼通中西学的冯桂芬“殚力经世之学，亦以肄业生为两院院长，士林尤为推重”。类似情形在江浙地区不胜列举。

咸同之际，湖南成为兴学重教的中心地区，湘军将领于此也不遗余力：胡林翼于咸丰十年建箴言书院；罗泽南修复石鼓书院，置湾洲义学；彭玉麟将积蓄充作书院开办经费；李元度建爽溪书院。同光年间，复书院、建义学的风气遍及南方，波及北方诸省。陕西贺瑞麟主讲学古书院、鲁斋书院多年，曾为兴建义学撰序云：“教养，在上者之责也，而在下亦与有力焉……此举也，较崇信异端、布施佛寺者，其功之大小得失为何如哉?识者当自知之。”他还上书学政吴大澂，指出“古者大儒所至，无不以兴学校为急务”。而关中士子于关学之祖张载“率不能举其名字，况知其学乎?若以之提倡，则承学之士庶识途辙之正，于以会归程、朱而不惑于他歧，尤麟之私愿也”。战火之后，重建儒学教化大体是从朝廷到地方官绅的共识。

清廷虽然涉及文治问题，却既无统揽全局的思想蓝图，又无切实举措。道光年间，太常寺卿唐鉴是京师理学的中心人物，“专以义理之学相勖”,曾国藩“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唐鉴作《国朝学案小识》,以“守道救时”为己任，贯通内圣和外王。其所守之道基于宋学，尊程、朱而排陆、王。唐鉴以理学享誉士林，有“德望为京城第一”之誉，曾国藩、窦垿、吴廷栋、何桂珍、倭仁等人从之讲道问业。道光二十六年，唐鉴致仕归里，与罗泽南在省城一见如故。时处草野的左宗棠则谓“镜翁所学之正之邃，吾楚二百年来所仅有者”。京师理学人物遂与在野理学家罗泽南、方东树、路德、贺瑞麟、朱琦等人学术上遥相呼应。

然而，咸丰帝长期不信任理学人物。吴廷栋曾在咸丰二年觐见，自称读程、朱之书，咸丰则问“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又询问曾国藩、倭仁的学行。吴氏认为，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迂拘”是不善学程、朱之故。曾国藩是咸丰帝欣赏的明代杨大洪一流节义之士，倭仁“是笃守程、朱之学者”,“其守道近似迂而能知大体”。吴廷栋的对答有为同道辩解之嫌，同时注意到曾、倭二人的学行差异。曾国藩创办湘勇以后数年，并未得到清廷真正的信任。他最初保举吴嘉宾、李鸿章等人为地方官的奏疏均遭部议驳回。到咸丰十年四月，咸丰帝同意明代理学家曹端从祀孔庙，谕令从祀“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嗣后除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者，准奏请从祀文庙外，其余忠义激烈者入祀昭忠祠，言行端方者入祀乡贤祠”。实则朝廷对理学家从祀文庙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在咸同变局中，理学经世派成为清朝的中流砥柱，理学的实用价值迅速彰显。

应顺天府尹蒋琦龄的疏请，清廷于同治元年三月发谕：重申崇儒重道，各省科举“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可见，清廷依重程、朱理学的倾向有所增强。同治二年十二月，清廷责成地方官吏教化民众。除优选学官之外，“着各省学臣督饬教官，实力宣讲圣谕，考其勤惰”。对教授书院、义学者，“务各延请耆硕，以副敦崇实学至意”。朝廷以“宣讲圣谕”为教官的首要职责，不能不使教化的儒学内涵大打折扣。

同治帝继位后，朝中理学官僚梦想再现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启沃康熙的故事，致书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请其力保倭仁为帝师：“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系之重；新政首务，亦有孰急于此者……乞特上一疏，专保艮峰以固根本，万不可放过此关。”倭仁随后身膺帝师，并于同治元年重掌翰林院，李棠阶、李鸿藻、吴廷栋等人在同治朝也逐渐显赫。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清帝在乾清宫赐宴，倭仁领满大学士、尚书西向坐，曾国藩领汉大学士、尚书东向坐。于是，理学在晚清的重要性臻于高峰，却隐含了满、汉和央地权力的分野。

同光朝廷的儒学教化偏重宣讲太后、皇帝诏谕，学术色彩远逊于清前期。同治五年四月，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鉴于康熙朝“耆儒宿学，聚集京师，用以成一代人文之盛”,而同治朝“儒臣之在列者，学行远逊于前代”,特上疏保举人才，提出广东“经术湛深”的陈澧宜任职国子监，“专精数学”的邹伯奇和浙江李善兰“宜置之同文馆”。湖南精研儒学的朱宗程、丁叙忠、罗汝怀、吴敏树，江苏顾广誉、刘毓崧当由“皇上特召简用”或“置之八旗官学”授课。但这类奏疏都如泥牛入海。光绪二年，郭嵩焘以王夫之“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学行精粹”,“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奏请将其从祀文庙。此疏表达了许多湘军儒将的愿望，却被礼部以王氏著述纯驳互见、不足当道统之传驳回。直至光绪三十四年，清廷摇摇欲坠时才准许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先师孔子庙廷”。

晚清最高统治者既无心培植庙堂儒学，而知识水平又停留在古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咸丰帝频繁地拜神、拈香，清帝轻教化而佞鬼神的信仰偏向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与许多远鬼神的“中兴”儒臣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形成鲜明对照。朝廷和地方对于儒学教化的自觉性既然相去天壤，其文治实效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央地经学的消长

从康熙到乾嘉，经筵御论的学术倾向不无变化，而形式上重视经学。咸丰朝延续了经筵形式，而实效甚微。康熙朝日讲成为惯例，增进了君臣间的儒学交流，助益清初庙堂儒学的建立。咸丰即位后，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日讲事宜，而廷臣认为“日讲一节，于听言之道、取人之法，两无裨益……该侍郎所陈，应请毋庸置议”,咸丰帝“从之”。程、朱经注仍见诸咸丰殿试，春秋经筵也大体保留下来，所讲内容重复以往，涉及《四书》及《五经》,而较强调道德礼义，或“节用而爱人”等主题。不过，这些仅仅是经学形式。

更有甚者，在长期没有皇帝亲政的同光时期，经筵形式已不复存在。那么，如何培育小皇帝的儒学基础?同治元年二月，两宫太后为同治帝选定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为师傅，令“其各朝夕纳诲，同心启沃。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赜，古今治乱之原，均各讲明切究，悉归笃实”。因此，倭仁启沃清帝的文本是辑录古代帝王事迹及名臣奏议的《启心金鉴》。勤勉的李鸿藻在同治元年即参与编写《治平宝鉴》,又青睐于讲授宋英宗时期太后临朝的故事。同治三年五月，清廷令倭仁、贾桢选派翰林十数员，“将《四书》《五经》择其切要之言，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不必拘泥排偶旧习，总期言简意赅，仿照《大学衍义》体例，与史鉴互相发明”。然而，帝师们所授囿于帝王之学，同治帝较之康雍乾幼年的经学熏陶已经难望项背。

光绪年间也无经筵，此时殿试策问已注意到汉、宋学论题，如谓：“经学导源于汉”。《易经》本为十二篇，“何人始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尚书》伏生所传者二十八篇，孔安国传、晋梅赜始奏于朝，果可信欤?”“《春秋》三家之义孰长?”“《三礼》之学，不讲久矣，能言其所心得欤?”这可谓经学再受关注的表征，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见解。然而，光绪帝缺少研习儒经的愿望和精力，经学熏陶流于表层。

晚清朝廷经学形式残缺的同时，刻书也变得有名无实。康雍乾时期，内府武英殿是全国最重要的官书局，集全国之财力、物力，编刻人员近千人，精选底本，校刻、印刷精美，刊刻钦定经、史、子、集图书，旁及各种典籍，刊成《通志堂经解》《三礼义疏》《四库全书》等。但至咸同时期，武英殿急剧衰落，所刻书籍仅寥寥数种，光绪朝所刻也仅有24种。时人记载：《四库全书》于雍乾学者著述，或因“时代太近，或其人生存，格于定例，不及著录。嘉道以后，更无论矣。光绪中叶，论者多主续修《四库》,朝旨允于《会典》告成举行。未几即有日本之败，《会典》成后，新说繁兴，百政待举，无暇及之矣”。这种状况虽有客观条件所限，而主要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的学术造诣和认识。

然而，其时督抚刻书方兴未艾，接续了经学脉络。江南官私藏书多毁于战火，收藏《四库全书》的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无一存者。“宁波天一阁，亦孑然无余，可谓千古文字之厄”。有的藏书家“所存仅十之三，亦散落人间矣!”于是，晚清地方官书局接踵兴起。咸丰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建立武昌书局，刊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同治二年，曾国藩及其弟曾国荃在安庆建立书局，着手刊刻《船山遗书》。次年攻克江宁，旋即成立金陵书局。当时士子欲求《四书》而不可得，金陵书局先刻《四书》《十三经》,继刻《史记》《汉书》,后又与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此外，曾国藩在安庆、金陵还刊刻了《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及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邵懿辰的《尔雅正义》等。各地书局的刻书重点均为《四书》《十三经》《二十四史》,有的也涉及先秦诸子及近代西学。刘声木说：“同治年间，曾文正公国藩踵前代南监本、北监本之例，创立官书局。一时如江南、江苏、淮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七处，均设立官书局，刻印四部中要籍，流传甚广。”同光年间，督抚设立的官书局总计达30余家，成为重建学术文化的重要工程。地方书局得到清廷认可，却不是清廷诏谕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学经世派的文化自觉。

督抚们学术上多兼容汉、宋，重视程、朱理学。以金陵书局为例，校刊者多长于汉学，而主事者多是理学人物。涂宗瀛官江宁后，除短期主持金陵书局之外，晚年还以求我斋、六安斋等号刻印书籍300余种，绝大多数为程、朱和晚清理学家倭仁、何桂珍等人著述。道光举人洪汝奎早年在京师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讲求性理之学，主持金陵书局达12年之久。在他们主持下，金陵书局刊刻的儒家典籍兼容汉、宋，而理学书籍占据主流。同治四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正谊堂书局，重刻清初理学官僚张伯行编纂的《正谊堂全书》,收有程、朱学派的著述55种，凸显了复兴理学的主旨。官刻之外，有的民间学者也热心刻书。贺瑞麟在咸同之际坚辞地方官举为“孝廉方正”,而强调孔孟及宋儒之书“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学者不欲求道则已，如欲求道，亦安可舍圣人之书而他务哉!”他自咸丰初年主持编刻理学著述，至光绪十九年卒时已刻印100多种，后人编为《清麓丛书》。

晚清兴建的一些书院成为重兴经学的中心。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黄体芳得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在江阴创办南菁书院，“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次年，王先谦继任学政，在院中设立书局。两年后刊成《皇清经解续编》,收书207种，凡1430卷(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刊本),篇幅超过阮元编纂的《皇清经解》。这与朝廷“无暇”续修《四库全书》形成了鲜明对照。光绪五年，郭嵩焘与湖南学政重建湘水校经堂，并记云：自阮元于嘉道年间建诂经精舍、学海堂后，“自顷十余年，各直省亦稍建书院，以治经为名，下及郡县亦相率为之。而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意者经学将遂昌明，承学之士有所凭藉以资讨论，庶几一挽末世之颓风邪?”这些举措未必能挽“末世之颓风”,却表明了经学的区域性增长。郑观应指出：“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葄史，堪为世用者。”稍后，四川的尊经书院也成为培育经师的摇篮，发展为西南地区传衍经学的重镇。很大程度上因地方官绅的倡导，经学虽受晚清战火和西学的冲击，却在同光时期有所恢复。原来偏重理学或经学薄弱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省，汉学还有相对发展。湖南的魏源、邹汉勋、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岭南的林伯桐、陈澧、侯康、康有为，福建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林春溥、林昌彝，贵州的郑珍、莫友芝，四川的廖平、胡从简等学者转治或专心汉学，成就引人注目。

三、保守或经世的理学分流

康熙朝庙堂儒学汲取了在野理学,而咸同朝廷对地方理学缺少注意，遑论吸取民间学术。同治及光绪初年的朝中理学官僚在清议导向上不无意义，朝廷与地方理学家的学术基础亦大体相同，但二者思想倾向反差明显，也表明其文治关怀的高下之分。

首先，朝中理学官僚多视程、朱理学为万能的治平理论，固守“诚意”“居敬”信条而不能在学理上因时变通。倭仁对窦垿重释理气、格物不以为然，认为程、朱所论“至精且备”,“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讲学最忌一‘我’字，自辟一解，以为独得之奇，而旁征博引，以证其是，此是己见为害。”吴廷栋称：“某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故所立说处尚不致为识者所摒”。此处所谓“识者”即是京师倭仁为首的理学圈子。与倭仁、吴廷栋齐名的李棠阶学术上不排斥陆、王，但仍然“以治心克己为至要，居敬穷理，一守程、朱之法”。与倭仁交往密切的李鸿藻笃守程、朱，晚辈帝师翁同龢在同光之际的治学诗云：“当时帘前被慈命，蒙养工夫重心性。进讲惟闻谟训辞，退朝还主程朱敬。”他们只是恪守程、朱信条，“返本”而不“开新”。

地方理学人物在究心程、朱之学时，注意因应时势，重释理学，最终将重心转向“开新”方向。曾国藩尊程、朱而不完全排斥陆、王，又兼采汉、宋学之长，其日记云：“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其《圣哲画像记》既有先秦文、周、孔、孟等宗师，又包括汉代大儒许慎、郑玄及清代经学家顾炎武、秦蕙田、王念孙等人,较之唐鉴、倭仁等人的儒学系谱更具有包容性。他贯通为道与为学，兼重道器，敏锐地回应晚清的内外危机。罗泽南不满记诵词章之学，而重视讲求身心性命之学以明道，提出士人治学居处当为醇儒，“出则以道济天下而为王佐”。他们穷理明道，大体将礼治作为践履途径，形成内理外礼的儒学结构。

郭嵩焘认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自牾者多也。”曾国藩认为，“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尊崇江永的《礼书纲目》、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也重视唐《开元礼》,在军营中研读不辍。清末徐珂认为：“其在江南大营平乱也，治官书，上封事，指陈属官一切，有所施行，率多取诸《五礼通考》,而于后生小子，亦兢兢以是书为言。”刘蓉“少承庭训，独好礼书”,中年戎马倥偬，而于礼学书“未尝一日或释”。他休致之后，又建绎礼堂，每日研究历代礼制及清代秦蕙田、江永等人的礼学著述。故有论者云：他们是用礼教来武装湘军，“用儒学来指挥作战”,“要用礼来统治国家”。这些居处草野或身任督抚的理学人物学术上多是阐释程、朱旧题，却将内圣功夫推衍于以礼治国，将理学导向了更新、发展的轨道。

其次，朝中理学官僚号称“正人立朝”,却流于空谈性理，很少涉及社会实际。吴廷栋、方宗诚地位不同，而都认为同治初年朝政有中兴之象，而“盈廷积习已深，变化匪易，非得一二见微知著、通达治体者以为赞助，则中外之气不能流通”。如何“通达治体”?吴廷栋与倭仁的救本之策是“平居讲学要当以绝利一源为先。务必由浅而深，由粗而精，充类至尽，始为究竟”。标榜治本而不切实务的偏向在其仕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咸丰二年，倭仁正外任新疆叶尔羌副都统，上《敬陈治本疏》泛论治道，却不及边陲情形，又劝君主“立志为尧、舜”。倭仁因此被咸丰帝斥为“忽近图远”,疏忽职守，告诫其当“留心边务，实力讲求”,“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李棠阶对考据、词章不以为然，而强调“古之学术，道在明伦，功在慎独，无他务也”。他在同治初年提出朝廷振纪纲，明赏罚，而君主“刻苦奋励之实，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他们侈谈内圣修身，而置“用人行政”的实务于不顾，没有改变“忽近图远”的习气。

当然，晚清也有精明的廷臣。恭亲王奕好理学，常谈“以道制欲”。他像湘军儒将一样认为：“礼也者，理也。古之王者懋德建中，以之正一己之心莫如礼，以之治天下人之心亦莫如礼。”但是，恭亲王的礼学重心是重塑君主权威，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春秋之时，君弱臣强，上失其政，下执其柄，国势日替。盖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这与郭嵩焘等人因时变礼的主旨显然有别，却包含强化君权的现实针对性。循奕的策略，朝廷和君主的权威无疑会得到加强，但太后垂帘听政也不合礼制，故他以“君君臣臣”为主旨的礼制仍然不能落实。

在西太后的控制下，理学廷臣不可能有所作为，至多成为掣肘洋务运动的清流派。同治四年二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参劾恭亲王奕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正中西太后兔死狗烹的策略。在西太后与奕的争斗中，倭仁成为西太后的干将。郭嵩焘的日记写道：“天下乃有此狂悖善噬之人，于时为妖矣。”倭仁、万青藜参劾刘蓉时，郭嵩焘更感叹：“朝政之乱，尤可知也”。随后，奕逐渐丧失权位，“中兴”将领不得不解甲归田或缩减权力，西太后则日益走上独裁专制之路。虽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人也曾合奏劝阻西太后重修圆明园，提出整顿八旗官学及某些维护国家权益的主张，但读其书札、日记可知，他们沉溺于官场应酬，罔顾下情，不思作为。光绪十三年，陕甘总督谭钟麟致信军机大臣翁同龢，提出增设官车局以代替征用民车，减轻百姓负担。翁氏回信云：“弟于此等事从未措意，坐啸画诺，几同偶人。”57这种情形大体是“中兴”廷臣的常态。

与之对照，地方理学官僚早年既讲求程朱理学，又蕴含经世关怀，左宗棠为家庙所撰“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的联语,恰好表达其思想主张。他们本程朱之学而发为事功，在奏疏中一再指陈社会积弊。罗泽南早年假馆四方，曾执教于湘籍官员贺长龄、贺修龄兄弟家，自道光十六年“因取《性理》一书读之，遂究心洛、闽之学”59,宗朱子而辟阳明，著《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欧阳兆熊指出：罗氏“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真可以坐言起行，为有用之学者。而至性亦复过人，可谓笃行君子矣”。罗氏于咸丰二年倡办团练，加入湘军作战，四年后战死。尽管如此，“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故论者谓罗氏“大讲理学于湘中，后湘军遂以治理学者为干城”。

在道光年间的唐鉴看来，“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受其影响的曾国藩彼时也认为：“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至咸丰元年，曾国藩则在三者之外增加“经济之学”,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他主张“义理”与“经济”本不可分，而后者所读之书包括《会典》《皇朝经世文编》。他在日记中提出“经济之学”的具体内容：“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前世所袭务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其中涵盖了嘉道年间经世实学的主题及礼制关切，并且凸显了兵制、刑律及更新创制的重要性。

其三，朝中理学官僚既然拘守崇道抑器、重义轻利的教条，那么贬低、排斥西学也就不足为怪了。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廷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应时之策，却始终没有自觉地走上变革轨道。

晚清一些人以西学沟通理学的“格物致知”,在“格致学”名义下容纳西学。湘、淮将领也积极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在奏疏、言论中竞谈西学、洋务。左宗棠认识到西方由器以进于道的富强之策：“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盖得儒之数而萃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在他们影响下，清廷于同治元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其后，李鸿章设立了上海同文馆，郭嵩焘也在广东巡抚任上设立广州同文馆。这些机构旨在培养语言人才，研习算学及科技。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及医学堂亦有成效。自同治十年，曾国藩奏请挑选幼童赴美留学，至光绪元年已选送四批共120名学童。光绪初年，李鸿章主张朝廷对留洋学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这些留学幼童所习专业仍囿于水师、制造、科技、医学等领域。当洋务派官僚主要从中道西器的视野认知中西文化优长时，郭嵩焘进一步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他已触及西方富强的根本，成为出类拔萃的洋务派思想家。

然而，许多廷臣仍然排斥西学。倭仁热衷于从宋儒经注重建理学权威，认为宋儒“格物”,“即格修齐治平之理，文义本极明显”。他割断了程、朱理学与晚清“格致学”的思想关联，无异于为理学作茧自缚。为了突破同文馆的困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主持的总理衙门疏请同文馆从正途科甲人员(包括进士、举人)中招考天文、算学生。御史张盛藻等人强烈反对，倭仁随后疏请停罢此举。在他看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他也反对聘用西人教习天文、算学，坚信中国士人“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西太后最初认可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但在倭仁等影响下，同文馆招收正途科甲人员的计划无果而终。到光绪二年，郭嵩焘仍感慨：“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太平军的战火余烬尚存，英法联军入侵也才过去几年，曾国藩记录在京情形：“二十一、二、三、四各处公请听戏四天。二十五、六皆有事趋朝。京中向系虚文应酬，全无真意流露，近日似更甚矣。”曾氏这等大员至京，仍难免官场消沉之感。京官们忙于应酬，却无心探究时艰，更没有痛定思痛。同治年间郭嵩焘曾致信友人：感叹面对“西夷之祸”,朝中“无能一发其愦愦”者。非但如此，朝中并且不能容忍郭氏耿直上书。赵烈文评论倭仁等廷臣与地方官的分歧：“按今朝政以洋务为至急，倭身任宰辅，岂得自处清流，置身事外。坐言起行，事无二致，既以总理衙门为办理不善，一奉朝命，即当不避艰难嫌怨，力图振耻，方为大臣视国家主忧臣辱之道。乃在人则议之甚严，在己则去之若浼，君子耻躬之不逮，是在闾阎犹不可，而况秉国者哉?”他们对倭仁秉政的不满，折射出央地儒臣的思想分野。洋务实践激发了一些地方官绅重释治平之学。冯桂芬于咸丰十一年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稍后，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些言论被后人视为“中体西用”论的滥觞。它基于儒学而又融合西学，成为最初嫁接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有裨于弥补庙堂儒学的理论缺陷。然而，“中体西用”论长期没有得到廷臣的重视。朝中重臣既在学理上固步自封，又疏离经世关怀，自然不能提出像样的文治主张，清朝的文治弱化、衰微遂成必然之势。

结语

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一度收回了大部分军事、财政大权，却缺少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清代有的君主(如康熙、嘉庆)治下，尚能注意朝野士人的学术风尚，而晚清朝廷文治大体乏善可陈。晚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擅弄权术，却没有儒学造诣，也缺少政治见识，于文治策略茫然无知。湘、淮儒将直面民生现实和社会积弊，对清朝危机有着强烈的切肤之痛，故注意讲求实务，尊崇程、朱理学而因时变通。因之，同光年间的文治举措均出自地方官绅。有的经过地方官反复疏请，渐获朝廷认可；有的则始终被清廷束之高阁。

同光文治的内弱外强格局冲击了清廷的文化霸权。李鸿章曾论其师曾国藩总督两江：是时曾氏“威振方夏，名闻外国”,“中外大事皆就决之。公所谋议，思虑深远”。战后曾国藩裁撤湘军，交回了军权，但清廷并未取得文治的主导权。章太炎有云：“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也可以说，“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正是建立文化“斗杓”的根本。朝廷于此无所作为，文化权力的斗转星移或者说地方化趋势就不可避免。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对其幕主曾国藩说：“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曾国藩从清代“世俗文法”中破茧而出，却不能扭转清帝国的“剖分之象”。满族统治者一直敏感地集军事、政治之权于朝廷，却没有自觉地扭转文治的剖分、衰退之势。于是，晚清的新思想、新学术静水深流，直到汇集为民初文化新潮。

作者简介：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安徽史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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