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干教师素质提升培训内容 提升教师身份认同需完善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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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素质提升培训内容 提升教师身份认同需完善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卢晓中：提升教师身份认同需完善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广东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认为，教育学科体系的完善还有很大差距，对于教师职业的身份认同无疑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可从以下四对关系完善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第一，教育学科与教师教育学科的关系。教育学科所要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教育现象自然包括教师教育现象，而教师教育学科所研究的便是教师教育现象，由此可见，教育学科与教师教育学科是种属关系。第二，教育学科与学科教育学的关系。教育学科寻求的是一般教育现象中的普遍规律，而学科教育学所探讨的是某个学科教育现象的特殊规律。因此，在我国学科建制语境下这两个学科的关系同样体现为种属关系，表征的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第三，教师教育学科与学科教育学的关系。学科教育学主要涉及学科教育现象，包括学科教育的教师教育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属于教师教育学科要研究的特殊现象。从这一意义上，教师教育学科与学科教育学存在交叉重合的地方，同时它们又同属于教育学科。第四，教师教育与教师教育学科、学科教育学、教育学科的关系。作为一种专业性实践活动的教师教育，无疑需要学科支撑，而支撑这一专业性实践活动的学科，关联和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多，但最具职业特征的关联学科，当属包括教师教育学科、学科教育学在内的教育学科。

摘编自《光明日报》

【陈文胜：让各具特色的村庄资源成为提升村容村貌的内在动力】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陈文胜认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加快改善村容村貌，以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要把保护村庄自然风貌和挖掘村庄人文资源，作为村容村貌提升工作的重要内容。禁止在村容村貌建设中大拆大建、搞形象工程，加强村庄传统建筑、古树、古桥、古井等的保护与修缮，使村庄成为延续中华文化与历史文脉的有效载体。加强对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筑的研究，把传统乡村建筑艺术融入为村民提供的建筑技术标准之中，倡导打造节约成本、生态环保和具有乡土气息的村庄公共空间，实现保护村庄特色风貌与传承历史脉络、优化村庄环境的有机结合，塑造各具特色的村庄容貌。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将保护自然风貌与村庄特色文化纳入村规民约，使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习惯成为提升村容村貌的内在动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鄢一龙：“一带一路”的成功秘笈在于“超越”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表示，在中国方案中，“一带一路”保持着十足的活力，发展速度“超越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成功秘笈正在于“超越”性。从发展观看，“一带一路”强调共同发展，超越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强调共同发展，认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发展。从文明观看，“一带一路”推进了文明交流互鉴，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文化多元主义。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可以通过文明对话，寻找文明交融共通之处。从朋友观看，“一带一路”构建的伙伴关系朋友圈，超越了结盟关系的排他小圈子。 “一带一路”是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多边伙伴关系平台，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越来越深入，包括高峰论坛、对话平台、合作联盟等多种形式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正在逐步成型。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李晓华、司晓：产业互联网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认为，产业互联网的出现增强了信息技术的“赋能力”，为实体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一，助力研发，改善供给质量。产业互联网引发的传统产业变革也意味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更为广泛的应用，从而可以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相关产业的高速成长，为我国发挥市场优势提供更多机遇。第二，数据赋能，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发展产业互联网，发挥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和系统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企业节约工资支出，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提升良品率、降低原材料损耗、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生产效率。第三，打通产销，快速响应市场。通过打通消费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连接或由实体部门建立与用户的直接联系，实体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掌握用户需求，更好地设计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第四，业务创新，拓展增值空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既有产业的深度融合会带动各个产业在产品、商业模式、业态等方面的创新，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的吸引力、竞争力，催生新的市场需求。

摘编自《经济日报》

【王丹：法治为人工智能提供规制与保障】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王丹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产业革命，而且会引发就业危机、算法歧视、伦理风险、隐私滥用、社会失序等问题，这都需要法治的规制与保障。第一，为人工智能发展创造“创新友好型”法治环境。对人工智能的良法善治，应当既能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创造热情、促进技术转化、增进社会财富，而且要能够充分防范和化解市场与社会风险。第二，用底线思维创设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边界。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坚持“不设上限设底线”原则，即人工智能发展不容突破的人类安全和道德的刚性要求。这一点需要全社会共同来保障和监督。第三，多元共治应成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方式。当今世界，新技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产品飞速迭代。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上，有必要打造“政府引导、社会协同、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

摘编自《解放日报》

（光明网记者 万霁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