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怎么死的（韩非子之死原来是挑衅了一个人）

韩非之死，史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另一种说法，较少为人提及，见于《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

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一番说话，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诛在先秦，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认为，诛韩非，就是把韩非杀了。）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有关，也跟秦王有关。不同处，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是个无辜受害者，而《战国策》里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韩非是怎么到秦国的呢？

前233年，韩国向秦国投降，愿意臣服秦国，成为秦国的附庸，把土地、玉玺都献给秦国。韩王派遣韩非到秦国问候。

韩非见韩国日益削弱，屡次上书劝说韩王，韩王都不肯采纳他的建议。这让他十分痛恶韩国的治国者不能任用贤能的人，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就宠爱徒有虚名的士人；

在战争不断时 候，就任用只会打仗的勇士。平时蓄养的，都不是真正能依靠的；真正能依靠的，就不是平时所蓄养的。韩非还为清廉正直的人不被奸邪不正的权臣所容而悲哀。

由于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秦王觉得韩非是个人才，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

为了国家的安宁，韩非远离故土为他国卖命。

《战国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对话，然后，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假如那个诛字，真的是杀死的意思——但生硬，突兀，一点说明没有。

况且，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韩非、姚贾、秦王的同时之间，有没有过一次所谓“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五 四国为一》）的事件？“四国，燕、赵、吴、楚也”（齐鲁书社版《战国策》86页）

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按司马迁的说法，是“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死不恨矣”、“因急攻韩”八个字，惊心动魄、排山倒海，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了——然而，费尽如此心机，为着李斯一句话，秦王就把韩非杀了？

杀韩非，具体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

李斯为何要杀韩非？

照理说，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韩、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但有人说，正因为俩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韩非，所以杀了韩非。总不能笼统来一句，因为韩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况且，李斯当时的官职还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呢。

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自杀？

从《战国策》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韩非之死，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李斯、秦王、姚贾。

先说姚贾。

韩非之死，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名人效应”。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相对而言），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也是相对而言）。所以，韩非之死的追光灯，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悄悄溜走了。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即《战国策》和《史记》对韩非之死的叙述，不约而同，写到了姚贾，《战国策》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

姚贾何许人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

翻查相关典籍，姚贾的名字，总共见到四处。除上述《史记》、《战国策》外，另两处，也在《战国策》中。一是《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赵使姚贾约韩魏，韩魏以友之。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贾也，王之忠臣也。韩、魏欲得之，故友之，将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韩、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贤，而折韩、魏招之。’”；

另一处是《魏四周最（同音假借，取字上加宝盖头）入齐》“周最入齐，秦王怒，令姚贾让魏王。”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单从《秦五四国为一》也能看出，姚贾的职业与身份（加上这两条就更加清楚）：姚贾是个标标准准，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

至此，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已清楚显现，呼之欲出。

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关系的论述文字中，韩非对儒、墨两家的苛责、冲击，往往名列首位，在内，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纵横家。如果说韩非对于儒、墨两家的指责，主要在于“无用”，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则直指“有害”。

如果说在当时，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是所谓儒、墨、道的地盘，那在现实的天空下，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真正风光无比的，却是纵横家。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最大利益获取者。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从这兴兴亡亡中，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

韩非痛恨纵横家，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是冲突的要害所在。

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只讲成败，不论是非。他们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说山，见水说水，逢人说人，遇鬼说鬼，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怎么有利怎么玩。而韩非，却是一个顽固、顽强的原则主义者。韩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强调，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即纵横之术），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只有“强法”、“守法”、“以法治国”，即内部自强，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

在韩非眼里，纵横家的问题，是整体流民（游民）问题的一部分（《韩非子·五蠹》中的五蠹，基本就是游民，纵横家正是其中一员）。

不管韩、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无可回避。

回到《战国策》的具体叙述来看，韩非对姚贾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实而怪诞（成分论都搬出来了），很是站不住脚，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上马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