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校史变迁（六十年之变迁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成立60年校庆之际）

文/马家骏

今年金秋10月，是陕西师范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在这个校庆即将来临的时刻，文集编者电话中定下题目，邀约我写一篇《六十年之变迁》，而且说我写最合适。咱们这所学校经过了五个校名：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我是1949年秋读陕西师专陕南分校国文科的，次年3月合并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1953年西大师院迁到大雁塔西南现在的校址，我毕业留校任教。又隔一年，改名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与解放后成立的陕西师范学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我在这同一个单位待了55年，即从一年级读书开始，就再没有离开。由于我目睹了这些阶段学校的变化，所以编者要我写这篇文章。可是，我无法写60年的细致“迁”的过程，现在只好写写“变”的结果，在今昔对比中看看一个学校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

1944年陕西师专成立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1946年陕西师专陕南分校在汉中成立，我还在上高中。看到师专的大学生，十分羡慕。1948年，我去过在西安的陕西师专本校，地址就是今天的西安中学，当时只有一个大院子和几幢平房。1949年我回汉中，等到考大学时，西安已解放，四川又没钱去，只好考了陕西师专陕南分校。分校在汉中的汉台西边一个不大的院子里，也是几幢平房。很难想象这也算是个大学！刚入学不久，年底汉中解放了，一过完春节，西安来了军代表接收大家，合并进西北大学。经过甄别考试，我合格，继续随班读一年级。不及格的同学降到先修班（预科）去，暑假后再考学或升本校。西北大学条件当然比陕西师专本校和陕南分校要好得多，院子很大，然而，她不过也是一排排平房。我刚到西大时，西大有文、理、师、财、医五个学院，全校不过五六百学生。1953年初，师范学院迁到现在的地址，仅只有现在家属区这么大，也是一排排平房，学生也不多。1955年，才在老西门以南的平地修建了几座楼房，学校就很想个样子了。“文化革命”以前，西安出版过12片的西安名胜风景彩色图片，其中有大雁塔、小雁塔、华清池，还有陕西师大图书馆一张。直到新时期改革前，家属区没有一座楼，教学区还是那五六楼座三层教学楼和十来座学生宿舍楼（也是简陋的三层楼）。现在呢？本校区大变化，而且有了高达二十多层的楼房。家属区，只剩即将拆去的一排平房了，现有的五六十座，全是新式高楼。另外又新建了长安新校区，其面积与本校区差不多。况且还有北关教学仪器厂原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那里也是高楼林立，学子莘莘！

至于学校其他的硬件设施，那变化就更大了。从西北大学分出来时，我参加过提书的活动，师范学院新建的图书馆，只是几间平房，书也不过一二万册。（现在哪个院系的资料室的书也比那时全校图书多）。五十年代，除了新华书店按期提供一定数量的新书之外，学校还多次派人去北京、上海等地选购图书。195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就与来京的图书馆同志去西单书市、东安市场的旧书滩，整整以三个全天去挑书、选成套的旧杂志。到了“文革”前，陕西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已是西北最大的图书馆。而现在，我校的图书几乎是应有尽有。几百万册的图书中，有众多善本书与珍贵的绝版与外版书，还有古人字画。真是洋洋大观。刚从西大独立出来的师范学院，科学实验室与先进的仪器是微乎其微，而现在建立了各种实验室和工厂、农场，具有了那么多的先进仪器，其高、精、尖、新、多，就不用我来说了。1953年我毕业时，师范学院没有附中、附小，1958年，我女儿还得去瓦胡同小学读书。现在的附中、附小、幼儿园都是顶刮刮的一级一类学校。一般人来想上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上面说的只是看得见的外部的变化。内部变化大的一是老师和学生，二是专业设置。

先说学生：我毕业的1953年，从西北大学迁出来的师范学院总共学生才500来人；国文系（后改中文系）全系100零几人。我们毕业班，五个系（教育、国文、史地、数学、理化）不过40多人。我们国文系五三级是大班，10人；其他理化系3人，史地系3人（历史2人、地理1人）。现在呢？全校在读生（包括函授生等），有一万多人。改革前只有本专科学生；现在却有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其他各类大学生。还有培训高校干部和访问学者（优秀讲师或副教授）的中心。从思想上来说，解放前的学生各种思想都有，个人主义还是凑合的，崇洋媚外的、法西斯的、封建主义的都有。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学生大大进步了，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思想不够解放，循规蹈矩而缺乏创新精神则带有普遍性。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今天的大学生，思想活跃，遵纪守法，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是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很高，陕西师大在外，名声很大，其一是毕业生质量高。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当院士的、当博士生导师的、当教授的和优秀教师的、已是作家名流的，可是不少。就拿我培养过的三个硕士来说，现在都是教授或研究员，都去过俄罗斯或美国访问，他们有的是博士、是博士后，有的还是博士生导师，是全省或全国外国文学界领导机构的负责人或成员。

再说教师：陕西师专合并进西北大学时只有化学科的侯又可、国文科的高元白、高宪斌、贾则夫四位教授。那时的人数也很少，1953年我毕业时，国文系老师只有十来个人。全系的师生有一张合影，这大概是中文系的第一张照片。前排凳子上坐的老师只占一半，另一半坐的是我们毕业生。我留校工作后，中文系教师中的教授也只有六七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1978年，全校的教授和副教授总共也不过33人。今天呢？哪个学院（系），也有十几名或几十名博士或硕士出身的教授副教授，其中已是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很是不少。这些人中不少是全国著名的专家，担任着全国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培养出了高层次的人才。他们每年出版着近百的学术著作与教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发明，获得了各种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的奖项。

高等学校不仅仅是培养学生一项，她还要出成果。过去，我校教授出过著作的有史念海、高元白等先生，其著作是解放前出版的。五十年代初，教师教学没有讲义，老师讲，学生记笔记。院系调整后，有了教材，但多是用别人编的教材，有的直接搬用苏联教材。就是有了自编教材，也不过是油印讲义或学校印刷厂印的铅印教材。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材是1957年的霍松林先生的《文艺学概论》。由于经过学术批判，一般教师不敢写书，“文革”结束时，正式出版过著作与教材的确乎不多。1984年，国家教委在我校召开了十几所重点大学的教授代表，来西安出席文学和历史学教材的编写会议，此后，正式出版的各种自编教材，国家级或部分省级联合编的全国性教材，如雨后春笋般缤纷呈现。我校参加编写或主编的部颁面向21世纪的统一教材，更是不少。我就参加过十几种教材的编写，有的还担任主编（如由教育部组织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我主编的五卷本《世界文学名著选读》等）。

至于科学研究，过去，强调师范性，反对搞个人主义的自留地，所以，科研活动，展开得很不够。“文革”前学校举办过科学报告会，铅印过《论文集》。七十年代初期办学报，上面批判文章还不少，有学术价值的不多。而现在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以她发表过众多的有创造性论文而被排在了全国高校学报的前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是赫赫有名，出版了全国有名的领先著作，经济效益也顶好，叫“师大出版社现象”。学校狠抓科研，每年教师们出版了近百本的著作，有的还是权威出版社的作品。陕西师大教师的著作与教材，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有的在国外也有影响。我的一篇论莎士比亚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后，被美国的《莎士比亚季刊》摘要转载，就是一个例子。这方面理科的论文在国外刊物发表或被转载，更是多多。

说到专业设置，在西北大学校内时期的师范学院，只有5个系的教育、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7个本科基础课的教育与教学专业，到分出来后，1953年我们毕业，除了本科还有几个专科，此外，另加1个博物专修科，这些专业只是培养中学教师。而现在呢？二级学院就近二十个，各学院下面有不少系或专业，陕西师大是一个专业齐全、专科、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各个层次完整的颇有规模的著名大学。除此之外，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机构，种类繁多。1978年之前，学校只有和省上合办的声学研究所，而现在，在各学院中都有各种研究所、研究室，它们展开了产生实效的科学研究，每年都有不同奖项获得。陕西师大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教学与科研并举的、全国有名的大学。

学校的机关工作，真是一日千里。就以后勤来说：刚从西大分出来时，只有一个总务处，刚刚不实行学生自己管伙食了（在西北大学内，我上三年级时，就轮流当过灶委），而由总务处的专门人员（后成立伙食管理科）来专管。“文革”前学校只有人事处、教务处、总务处三个机构，现在各个处室齐全，后勤实行了社会化，成立了后勤集团，校内有规模不小的超市，有各种食堂，有物业管理；此外还有学术中心和“启夏苑”的高级宾馆，有设施完备的、科室齐全的校医院。

学校的环境，也是几年不见就认不得了。刚从西大搬出来，只有现在家属区那么大的全部校舍，土路上铺些煤渣，一下雨，到处是泥泞；周围围了一圈铁丝网，现在小东门的地方，那时还有一窝狼（一只母狼和三个狼崽）。1953年，我毕业留校，李绵同志调来当副院长，他在欢迎外校分配来的助教的会上说：“有人讲我们这所新学校，围着铁丝网，象集中营，但是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建成大花园”。那时，连着下几天雨，就会蹋陷出墓坑来。（因为学校是在乱葬坟高岗上修建的）。“文革”前，整修了图书馆前的花圃，郭琦副校长让人买回来一些地主家的柱顶石（基础），放在花圃内做凳子，“文革”中，斗争郭校长，说他是搞修正主义。一直到1978年改革前，现在“畅志园”、“磊乐苑”的地方还是垃圾堆，而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了读书的好去处。在瀑布喷泉人工湖、鸟语花香绿树荫的氛围中，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多么的惬意。外人非常羡慕师大学生的好福气，有这么好的读书学习环境。

教师干部的居住条件与生活设施，真是今非昔比。五六十年代，大家都住在狭窄的平房，（我的家属来时，连这平房也住不上，只好在瓦胡同租农民的带土炕的房子住了多半年）。平房开门见天，冬日比现在冷得多，生火炉，家家冒烟。平时做饭，去路旁水龙头打水，如果通知停水，还得排队等水，为此还有争吵打架的（我的十一岁小女儿就被不讲理、乱插队的人为争水打过）。那时，家里有收音机的也不多。而现在呢？家家都住在宽敞的楼房里，装修得赛过宾馆，有天然气、有暖气、有彩电（有的不止一台）等等家用电器，有的有电脑并且上了网，有的给独生子女买了钢琴、电子琴等等。还有的人家购置了小轿车。这和六十年前比，真有天壤之别。

六十年是一个花甲子，从一个人从出生到退休，也不过60年，他或她从婴儿到老年人，越变越老。而一个大学，60年，越变越年青。今日经过60年变迁的陕西师范大学，焕发着青春，她将在今后的岁月里，会越发展越辉煌，她将在中国的大学之林中，高高地屹立在前列。

校庆50年时我写了一帧字展于大操场，现改“半百”为“花甲”，曰：

金风送爽杏园喧，苦乐悲欢不忆年。

锣钹旌旗庆花甲，同心奋翮力腾天。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