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生平经历（民国时期的陶渊明研究）

民国时期的很多学者都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文章，研究内容上涉及陶渊明的相关考证，陶渊明作品风格、艺术特色，陶渊明个人的研究，以及陶渊明作品及“人品”的影响研究，呈现了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新的“景象”。对民国报刊中所载陶渊明研究论著进行系统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以加深陶渊明研究的深度，而且能够了解到在民国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塑造的陶渊明形象。

魏晋以降，对陶渊明的研究已蔚为大观，成果丰硕。但对陶渊明的重视程度在各朝呈现不同的景象。在六朝时期，陶渊明在晋末义熙时代，同谢灵运齐名，称为“陶谢”，其实陶渊明的诗在当时并不为人所崇拜，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因为六朝时期门阀观念太重，谢灵运出自名门，所以揄扬他的人极多。渊明是草帽下士，就不能为人重视。同时又因为渊明是用散文的方式来写诗，与当时盛行排偶的风气不合。所以陶诗在这种种特殊情形之下，不但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赞赏，反而有人加以“词采未优”的评语，这真正令人不平极了。而到唐宋以后，陶渊明的身价就隆隆直上了。金元时期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赵孟頫等人都有关于陶渊明的诗文的论述，迨至明清，至少有一百五十篇与陶渊明诗文或论述陶渊明的思想的文章出现。可以说，1840年之前对陶渊明的研究大多呈现出对其作品的仿作以及对他人格的赞叹。

陶渊明

迨至民国，对陶渊明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呈现更广的趋势。相关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各大报刊杂志刊载尤多。目前学界对陶渊明研究资料的整理多集中于大家的论述，对一些民国的期刊杂志上对陶渊明的零散描述介绍甚少，正如在大成老旧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陶渊明”，出现的相关词条的内容已经很多，很多作者虽非大家，但也成一家之言。余认为，对民国时期不论是普遍公认的大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对陶渊明的认识和研究均需要重视。

民国时期对陶渊明的研究

民国时期对陶渊明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因此试分四类进行分别阐述，首先是关于陶渊明的考证，包括行年、姓名、里居、陶集版本等方面；其次是对陶渊明作品的解读，包括陶诗的总体评价，对于陶诗中饮酒诗的论述，《归去来辞》的介绍，《桃花源记》的介绍等；再次是对陶渊明性格，个性，思想的评价，包括其“忧道不忧贫”的思想，追求返归自然的精神世界，其性格的孤傲，以及被称作“农民诗人”及“田园诗人”的论述；最后是对陶渊明的影响方面的论述，包括他作品的影响以及个人品格的影响。试图从上述四大类对民国时期对陶渊明的评价进行系统的论述，以期使陶渊明在民国时期的形象更为丰满。

民国时期

陶渊明的相关考证

民国关于陶渊明的考证的文章很多，其中主要的是行年考，晚清至民国已有几位大家对陶渊明进行了系统考证研究，相关年谱亦在民国报刊、丛书上发表。例如泄钦立在《陶渊明行年简考》中附有介绍：包括吴仁杰《靖节先生年谱》；王质《粟里年谱》；丁晏《陶靖节年谱》；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附陶集内）；梁启超《陶渊明年谱》（附《陶渊明》内）；古直《陶靖节年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附《陶渊明诗》内），这些年谱都有对陶渊明的生卒年的推算。按照他的卒年往前逆推，考订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即公元365年生，宋文帝元嘉四年卒，先生年六十三。陶澍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中转引祁宽的推断，还加上自己的补充订正，这个生卒年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以及1942年在《读书通讯》上发表的《陶渊明行年简考》；都是采用这种考订过的生卒年作为陶渊明的生平的断限。对于生卒年的考证，还有圣旦在《文艺月刊》上发表的《陶渊明考》等。

梁启超像

研究陶渊明生平的学者，虽然都承认他在元嘉四年（427）去世，但推断他去世时的年龄却不相同，古直在《陶渊明的年纪问题》中列举了五种意见，其中梁启超认为陶渊明行年五十六岁，《陶渊明年谱》中记载义熙元年乙巳三十四岁；而古直认为陶渊明行年五十二岁，在其《陶靖节年谱》中记载义熙元年乙巳三十岁。这些差别都是从陶渊明的诗中找到根据进行推算的。

范增的《陶渊明像》

除了生年考，还有关于名字、里居、陶集版本等的考证。首先，陶渊明姓名考。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说“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周鉴澄《陶渊明研究》认为“潜或是排名，而渊明则官名”。其次关于里居考，朱自清认为陶渊明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后至南村。逯钦立认为应是寻阳负郭、粟里、南里三处。吴宗慈认为应是南山、柴桑、南村三处。最后，陶集版本分析。针对版本问题，郭绍虞认为其病在阙、乱、伪、误、晦，并对每一时期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姚实《陶渊明集版本考》梳理了遗失的四种和现存的十三种陶集版本，并认为丁福保的刊本最好。上述考证或提出新的见解，或延续前人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了陶渊明研究。

陶渊明作品的解读

时至民国，陶渊明作品特色的研究仍然是热点。当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陶渊明作品的内容、风格、艺术等，为我们系统的了解陶渊明的作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陶渊明作品的自然特征

首先在陶诗的自然特征上，傅东华在朱经农编辑的《陶渊明集》中做序称“陶渊明的诗全都涵泳在一个‘自然’里面。他的作品可描写的是自然的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静态，一是自然的动态。”他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有一种深澈的洞见，所以从静态说时，他写春初，便说得出“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写深秋，便说得出“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写冬雪，便说得出“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这都是千古不朽的名句，绝非对于自然界没有真正洞见的人说得出来的。他所以代表自然的动态的，就是诗中常见的所谓“运”，所谓“化”，所谓“大化”，“迁化”，“大钧”等等名词。大概这些观念都是从列子哲学得来的。他基于他的“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的宇宙观，以构成他的“委运”、“凭化”的人生观；但他却不是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颓废派，所以他到五十多岁还仍旧能够“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又不是那种讲究清净寂灭的出世派，所以当那净土宗的白莲社中人约他入社时，他拒绝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他的主张可以“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两句话总括之。

陈一百在《陶渊明诗研究》中认为，渊明诗“更爽朗精拔，不染凡尘。无声病之拘；而不失为辞章之秀；得自然之致，而不苟为鄙俚之言。可谓灵形兼重，意体双善。方于旧之一面专事揉饰与今之专讲内情者，而无过与不及之弊。大哉陶子！可谓兼新旧之长！最足为吾人法式者矣！渊明之诗，最得诗之原旨。诗者，感情之流露也；人格之表现也；生活之写真也；自然之影像也。其一篇一句与作者皆有莫大之关系；吾人苟欲加以研究不可不谨慎出之。否则非惟作者之真旨不易得见，抑常易陷于垄断诬罔之罪，其害滋大。”

朱自清在萧望卿所著的《陶渊明批评》中作序，他认为：“陶诗显然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虽然抄袭老庄，落了套头，但用的似乎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因为只有“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能比较的尽意而入玄；骈俪的词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当的。那时固然是骈俪时代，然而也未尝不重接近说话的语言。《世说新语》那部名著便是这种语言的记录。这样看，渊明用这种语言来作诗，也就不是奇迹了。他之所以能够超过玄言诗，却在能摆脱那些老庄的套头，而将自己日常生活体验化入诗里。钟嵘评他为“隐逸诗人之宗”断章取义，这句话是足以表明渊明的人和诗的。”

朱自清像

萧望卿在《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中认为“渊明诗新的意境一面也建筑在他的思想上。他所表现的哲理比以前的诗人都要多，思想浸入诗里，渐渐和情感一起发展，渊明的诗正隐约说明了这个新趋势。他说理的诗你大都感到宁静的哲学。渊明的哲学诗是他生活映射出来宁静的光辉，这一句话也就说明了他所有的诗。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写田园情趣的人，可是，怕很少人明白，诗到他手里，总是更广泛地将日常生活诗化。平常的生活化成了诗，我们就感觉它更丰富，更充实。渊明用高尚、平实、而且真率的态度将生活呈现在诗里，青松，鸡，狗，黄昏的锄头，一触到他的笔，便都染着了高贵的灵性和情感。他就从日常琐碎的生活，鲜明地显露出自己的个性。”

童吉凤在《陶渊明诗与四季之美》中认为，陶渊明四时诗揭露四季的美景，纪念造化的伟大。不得不说，民国学者对陶渊明的诗和文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于陶渊明作品的自然、真、美的特性都有各自的深刻见解。

2.陶渊明饮酒诗

陶渊明诗中之酒，亦为人注意。徐志摩的《结算陶渊明诗中的一笔酒账》中问道：陶渊明为什么要喝酒？不错，文人多偏嗜，多怪癖，可是我的话从两方面讲来，一方面说文人有偏嗜，有怪癖，曰“天性”曰“天才”。但另一方面就是“后天”的“人为”的了，后天的与人为的有不得已的衷情在里面隐藏着，换言之就是因他的环境而使其然。若问到陶渊明喝酒的道理也就在此。我们知道陶渊明做过彭泽令，也做过祭酒，也做过参军，但终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终于作《归去来辞》。于是给我们更一步知道诗人陶渊明是有高尚之意趣的，是有温厚之情感的。于是造成他的一种嗜好而在酒中讨生活，这是能够预料的事。徐志摩认为陶渊明是在酒中讨生活的嗜好。

徐志摩像

3.《归去来辞》研究

对于著名的《归去来兮辞》的研究，民国时期研究颇丰。首要原因是此篇文章被纳入教材，当时人从小就接受而深入内心，此外，当时颠沛流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归去来兮辞”所描绘的安逸自在生活成为当时人心中向往圣地，因此，对于此作的研究解读和仿作成为潮流。如赵之良盛赞陶渊明之气节曰：“文生于情，情之至者，令人崇拜无己。故读谢叠山《却聘书》而不动心者，必薄于忠孝。读陶渊明《归去来辞》而不动心者，必薄于志节，而况所遭之世同者乎。”叶绿素读《归去来兮辞》，写成六绝句，其意侧重于归隐的抒发。陶在东对《归去来兮辞》之语源进行了求证，他指出曰归来辞或归去辞皆可，而陶渊明“乃于归来二字之间，梗一去字，似嫌其赘”，但是又指出“名家著作，文言名句，断无杜撰，必有依据”，于是检索群典‘考其出处，则在《汉书·高帝纪》：卢缩反，诏有云，与缩居去来归者，赦之。”最后得出结论曰：“盖先有所去，而后有所来，去彼折腰之宰，来此将芜之田，于以完成其归。所以语长心重，暗引班书，命题曰‘归去来’也”。于右任所录王征遗文《和陶诗》曰：“归去来兮，茫茫宇宙将安归；贱贵富贫总归尽，羌谁喜谁悲？叹浮景兮易逝，慨空过兮虽追；痛已往之迷误，可仍蹈兮前非！除了直接研究，民国时期对《归去来兮辞》还有很多仿作，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此则不再赘述。

4.《桃花源记》研究

民国时期对于《桃花源记》的研究也有很多，传仲涛在《兼好法师与陶渊明》中认为“此篇散文价值之所在，论者谓在于造语之简妙。其实想象力之丰富，文笔之灵活，真可谓在前只有庄子，其后遂无人焉。其写实力之高妙，殆又越庄子而过之。在此三百二十余字之中，能够包括如许的内容和事实，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在这点看来，靖节先生真是个不求闻达的大文艺家，他无论作诗作文，全是以十分的材料，只写出五六分的东西，所以能够字字充实，而且句句有余韵，其他的人却不然，顶好是用十分的材料，作十分的东西，这倒究竟不假。”传仲涛认为陶渊明将《桃花源记》文笔的灵活以及想象力的丰富表现的淋漓尽致，并且与他人写作进行对比，以此来表现陶渊明作品的价值。桃花源，自然是陶渊明的乌托邦，陶渊明虚构自己的理想世界的原因正是他对现实生活表现的不满足，刘柱章在《陶渊明的乌托邦》里就说明了陶渊明是“使精神寄托于理想世界陶渊明尚想过那上古时代的快乐日子，桃花源上所描写的‘相命肆农耕’，‘怡然有余乐’，这一般的田家乐，就是他那一种理想的表现。照这样理想中的优美生活，才可以使他满足欲望，他也知实事上一时不能做到，精神上不能不在这灵空中寻一点快乐，所以他把他的精神寄托于理想世界者，也就是这个意思。”现实生活无法企及的地方，只求在桃花源里找到自己快乐的源泉，也仅此而已了。

桃花源记画作

5.《咏荆轲》研究

此外，堵述初在《周作人与陶渊明》一文中，将周作人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研究，在论述陶渊明的《咏荆轲》，他认为陶渊明“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写的那样慷慨激昂有声有色，初见好像是他一时感情的冲动，其实这正是他侠骨热肠的积极表现，也可以说是他的人格之又一面型。”作品与作者息息相关，陶渊明写荆轲亦在表现他个人的情感，展现他自己的人格力量。

（三）陶渊明思想性格的评价

1.“有道不忧贫”的人生态度

只要对陶渊明的作品略有了解，那就很有可能会对陶渊明有诸如：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淡泊名利等评价。可以这样说，陶渊明的为人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高尚的。民国时期对陶渊明“忧道不忧贫”的人格的评价有很多。吴季子在《青年生活》对陶渊明的评价是，“陶渊明之为人，淡泊刚介，潇洒纯素，其去官也，乃不欲以外物累也，非矫厉求名以鸣清高也”。陈一百在《陶渊明诗研究》中评价陶渊明的人生观时，认为“渊明以为人生一举一动咸须委顺自然，以存其真，凡稍有矫揉违性之行为，皆当摒绝。”并且能够“深重内心，而忽视外界一切物质之生活，以为人之所以为人，全凭其内心之活动。”

无论古今中外，“官”总是令人神往的，我国的官，尤其令人羡慕垂涎，做了官金钱就会源源而来，做官愈久，好处也就愈多，是以旁观者趋之若鹜，当局者依恋不已，官的价值，于是可见一斑。而欲久任不去，或高升巨爵，那人又必协肩谄媚，才能达此目的。而陶渊明却是一个独特的人，为人所熟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郭叔豪说陶渊明“宁赋归去来辞，以息影田园，居仅堪‘容膝的屋子’倚仄败蒙尘的‘南牖’，饮‘盈樽’的酒，看‘就荒’的‘三径’，……一股寒酸冷寂之气，弥溢他整个府第，亏得陶先生弄得惯！向使陶先生肯为五斗米折腰，则保劳就位，固不必说，就是那五斗米的薄薪，又安知不会加到六斗七斗……或一石米？况且折腰并未难事，奈之何陶先生偏偏不愿折呢？”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和民国时期混乱的政治环境下那些“协肩谄媚，巩固地位”的人群相比，他的“风度”的确是很高的。

生活环境的恶劣却没有改变陶渊明安贫乐道的志向，正如天华在《陶渊明的寂寞和饥饿》中说道“因为他守着‘忧道不忧贫’的‘遗训’，所以甘心‘长饥至于老’。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像陶渊明这样宁愿忍着饥饿，而绝不肯妥协一下的，真没有第二个人啊”。

2.追求返归自然的精神世界

陶渊明让世人感触最深的是他对自然、对自由的渴求。杨明在《陶渊明与鸟》中描述的那样“渊明一生所追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归返自然’，而世界上最能自然地生活，无拘无束的地方，就是山林，最能自然地生活，无异无疑的东西，莫如飞鸟。所以渊明从小就最好园林飞鸟”。陈一百在《陶渊明诗研究》中同样认为“渊明以为委身大化，无喜无惧，得日算日，应尽便尽，永不愿受一毫意想上与物质上之束缚，可谓真爱自由者矣”。张人骏在《论陶渊明诗》中提到，“渊明思想既植基于真，故其人爱自由，尤重精神自由——故不耐政治生活，与物质生活苦斗，虽极刻苦如力耕，亦认为自然而热爱之”。

陶渊明的创作是他热爱自由的绝佳证据，平夫在《隐逸诗人陶渊明》中写道，“他脱尽晋时琦艳铅华的风习，而用俚俗文字，以田园生活的题材，作最自然的描写，文章辞赋都做得很好，如《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都为后人所极赏识。他的思想虽带儒教气氛，但老庄一派哲学的陶冶很深，成为一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不再使用华丽的辞藻，用清新自然而不落俗套的语言，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人生最快意也就在此了。

3.孤傲的性格

民国文人在陶渊明的诗中不仅看到了上述的爱自然，爱自由，也体味到他的孤傲。谢循初在《陶渊明》以其诗《饮酒·其四》，为读者呈现了这样的陶渊明形象：“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谢循初认为这就是渊明自描的身影。“他简直活像一个依昄孤松，声音悲厉，而始终不肯归林的‘失群鸟’”！俞人元在《陶渊明的孤独》中阐述了陶渊明在当时社会方面，朋友中间，以及家庭里头的孤独状况，这里刻画的形象让读者感觉似乎是陌生，似乎又觉得理所当然。

李长之在《陶渊明的孤独之感及其否定精神》中，直接讲述陶渊明作品中的孤独之感，他认为，“陶渊明把世俗看做是一个世界，把自己所向往的看做是另一个世界，因而便时时有孤独之感了。在我们读任何人的诗集时，恐怕再也没有像读陶渊明的诗集时所接触的那样弥漫孤独的感觉的了”。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陶渊明”，在感受陶渊明的作品时，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一套阅读理解答案。

4.田园诗人，农民诗人

民国文人自然也看到了在田园生活的陶渊明，此时的陶渊明似乎变成了一个田园诗人，一个农民诗人。民国时期不断有人讲述陶渊明作为田园诗人的故事，如徐嘉瑞的《中国田园诗人陶潜》；溶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郭银田所著的《田园诗人陶潜》以及莫日淦的《田园诗人——陶潜》。他们不同程度的对陶渊明在田园的生活图景进行了勾画，恰如梁启超，“把陶渊明视为‘农村美的化身’，认为陶渊明确有田家生活的实例，他写田家生活只是把他的实历实感写出来，就像说话一样自然，但却清新让人觉得亲切，而写出的诗句‘便成为最亲切有味之文’”。

郑骞认为，“要认清田园诗人的性质，首先要知道所谓田园诗不仅是歌咏自然，啸傲山水的遣兴陶情之作。很多人以为田园诗只是如此，田园诗人也不过就是乐天知命的避世者，那是错误的，至少是过于狭窄的观念。真正的田园诗不止描写田园风景。还要描写农夫的生活，不能单写耕田的快乐，农夫的艰苦也要写。尤其重要的是亲切体验。若只是旁观的督课农桑，或者偶尔高兴拿几次锄头，未尝亲犯霜露，饱尝甘苦，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田园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就不能算作真正的，好的田园诗。而且既称为诗人，绝对没有始终过着一种单纯生活的。假使某人生长田间，老死田间，一辈子没出过家门，耕读以外没作过其他事情，这个人也许会作几首诗，但绝不会成为诗人，因为他的生活内容太简单贫弱了。古今山林隐逸之士作不出好诗，正是为此。所以历来所谓的田园诗人，没有一个是终身务农的田夫野老，只是在他某一时期的生活，某一部分的作品里，有些田园意味，不过有久暂多寡之不同而已。照以上所说，我们当然承认陶渊明是田园诗人，而且是个标准田园诗人”。在这里，郑骞把田园诗人的意义阐明，将陶渊明作为田园诗人的“证据”也一一呈现。

堵述初将在田园生活的陶渊明彻底的看做是“农民”，他在《陶渊明与农民》中说道：“陶渊明是我国最伟大的一为农民诗人。我这里所说的伟大，不是说他已经为农民写了多少美妙的诗歌，或者因为他的诗歌农民减去了多少苦痛，加增了多少利益；而是说在他那高尚纯洁的人格中，认识了农民，源于他们为人格上的结合。所以他生活的归宿，是在农民；他的作品，更充满了农民的情调”。陶渊明的身份是农民，在人格的结合后，他充满了农民的情调，这就是农民诗人的生活图景。

（四）陶渊明的影响研究

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人，自南北朝开始至今，始终受到学界的关注，相继刊出的论著非常之多。可以说，陶渊明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深远，不论是其作品，还是其人格，都有值得学习探讨的地方。

1.作品的影响

陶渊明的作品一直传承到今天，不仅是有文人的喜爱、诗和文章的易懂及可仿度高，还在于他的作品深深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民国时期对陶渊明作品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其中有人在评价萧望卿的著作《陶渊明批评》时，认为“渊明之五言诗，萧君谓其接受楚辞与古诗十九首之影响，学曹子建阮嗣宗者亦不少。以自然为题材，是开创一种新文学；其抒写田园情趣诸作，尤见自然。自来论诗者每将渊明与谢灵运相提并论，实不相侔。渊明写景是诗人心灵或意境的象征；灵运则以写实态度精心刻绘，其山水殆缺乏生命。读渊明诗，令人只触到一种意境、情趣、或空气，且为极高极细微的感觉。历来论陶诗者大都以质直平淡四字了事，萧君此书专论其作风与艺术，详人之所略，于认识渊明。可谓更进一层”。这里是将萧望卿所著的《陶渊明批评》重新总结一番，认为在萧君笔下，渊明的的作品更有生命，更有灵气。倬之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价值在于“为创作而创作”，在他看来，“陶渊明作品的成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再严格的说来，有职业的文学家，生活独立的文学家，实在比欧美人氏以作品去卖钱要高尚许多，这才是为创作而创作，即使为要钱而创作时，那他作品的价值也减少了”。实现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因为金钱，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又有多少能够为创作而创作的真正学术大家呢？

何联奎认为，“渊明文学，是个性的文学，非虚伪表现的文学；是自然的文学，非唯美的或浪漫的文学；是农民的或平民的文学，非贵族的文学；是近白话的文学，亦非纯古典的文学。其文学风韵之自然，想象之高超，情感之馥郁，在我国艺林中，不数数观也。总之，渊明文学之价值，渊明文学之影响于后世者，其在吾国文学史上占有最高之位置者矣”。将陶渊明的文学影响更是拔高到文学史上的最高位置，可以想见当时对渊明的推崇。

2、个人品格的影响

民国时期注意到陶渊明人格影响的作家也很多，陈玉森在《陶渊明评论》中谈到陶渊明的整个人格，认为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积极和自爱，他认为，“他有积极的思想，这才在万难的当中，远极力的劝农，力耕，他能自爱，这才不屑与流俗为伍，不屑迂腐，他花了多大的时间去穿凿经典。他能愤世嫉俗，又能禁竭他的愤世嫉俗的心理；他能清高，又能不自知其清高；这是他的一生的涵养。他视死生为虚诞，故能乐天，认为人是自然中的最灵者，故能用天。能乐天便可以应付一切，能用天便可以不负一切。能应付一切，和不负一切，这才不愧有我，这是渊明独有的人格，也就是渊明独有的本领。我们应该崇拜渊明，更应该仿效渊明”！陶渊明独有的人格也能影响一代人。

陶渊明对于做官丝毫没有兴趣，于是他不得不回到那固有的家园里，去度着那悠游自在的学者生活，但生活的贫困只能让他转变为半耕半读的学者，在《归田园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们看到，陶渊明不单是一位半耕半读的学者，而是一位肯实际苦干的人。黄均模认为，“半耕半读的人，自古以来，已非少数，像陶渊明不怕贫穷困苦，以劳力换来的代价而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他对学业，亦能孜孜不倦的去研究勿怠，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对于吾辈青年，是更应多多勉励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以此来勉励年轻人，陶渊明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结语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是中国历史发展汇总的一个转折期，也是陶渊明相关研究的转折期，即出现了近代研究的特点。纵观民国报刊陶渊明的相关研究论文，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观念抑或是成果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显现出新面貌和新气象。这些文章不仅对于全面了解陶渊明的作品和性格特征大有帮助，而且还带我们走进一个特殊的时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了解一代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让读者在特殊的环境中理解陶渊明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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