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跟谁过（这一辈子和谁关系最好）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曾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她有一次问父亲：这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好？邓小平想了想，答道：周恩来。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长。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我们是同志，是战友，亲如兄弟，胜过兄弟。

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邓小平曾公开表达过他对周恩来的看法。

1980 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深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厚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的看法，也许周恩来是唯一例外。这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的真实感情，也表明了两人非同一般的友情。

邓小平与周恩来从上世纪20 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相识并相知，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

无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在风云变幻的中央苏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互相信任，亲密合作，配合默契，并肩同行，相知甚深。

1922 年，一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时年24岁的周恩来当选负责支部工作的书记一职，邓小平则做些协助周恩来的工作，同时负责担负《少年》、《赤光》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

周恩来写好的文章通常都会交给邓小平进行刻版和印刷。

为了方便工作，两人有半年的时间都住在一起。虽然每天只能吃到白开水和面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位革命者的革命热情。

周恩来和邓小平虽然年龄相差六岁，家庭背景和性格也有差异，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共产主义做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法国，他们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黑暗现实，认识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

两人的再次重逢是在1928年1月。当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党的领导核心之一，担负着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而邓小平则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时隔4年之后，邓小平和周恩来这一对革命者，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巴黎的时光。因为工作的原因，两人几乎每天都会碰面。

两人的分工也很明确：中央机关的事务性的问题一般由小平处理，重大问题则由小平就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对小平的工作能力十分满意，俩人相处得也十分和谐。邓小平与第一位夫人张锡援结婚后，这对新婚夫妻选择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同住在一幢楼上，两家相处得十分亲密。

小平遇事果断，处事得体，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中央开会讨论派谁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时，周恩来第一个站了出来，胸有成竹地说：“派邓小平同志去！”

小平也没有辜负周恩来这位兄长的期望，出色地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后来，小平奉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不久后，周恩来也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两人又有了共事的机会。

在中央苏区，邓小平从曾被错误地划为“毛派头子”，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了邓小平。他和王稼祥提出将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工作，理由是“总政治部工作很需要这样非常能干的人。”

在周恩来的保护和支持下，小平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遵义会议后，邓小平担任过北方局代理书记、129师政委、中原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解放后又被调到政务院担任副总理。

如此频繁的职务提升，固然有邓小平本人才干突出的原因，有毛泽东对小平的欣赏，但周恩来大力提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1952年8月，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之后，与周恩来在工作中的配合极为默契，可以用“完美”一词来形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邓小平除了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问题外，还分管铁道、交通、邮电工作，又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一职，工作极为繁重。

为什么要让小平分管铁路建设？周恩来说过：“在国家建设初期，铁路就成了国家建设的开路先锋，那里没有铁路，那里的经济就不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全国的铁路才有两万余公里，太少了。要想克服经济上的不平衡只有修铁路。”

周恩来这番话，既阐明了小平身上担子的重大，也表达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也是得力于周恩来的举荐。

邓小平上任后，制定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短短两年后，便使得1954 年的预算执行中不仅没有动用上年结余，而且当年收支平衡，还有了16.05亿元结余。

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时，用了“1954年是解放后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来评价小平的成绩。

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胸怀坦荡的革命者，他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堪称人间楷模。

由于小平能力突出，毛泽东于是让邓小平多管些政府方面的事，非常了解邓小平的德行和才干的周恩来，马上宣布政府工作中关平战略决策性的大事等以邓小平为主，丝毫没有任何想法。

而邓小平则在权力大了之后，更加勤恳谨慎地工作，更加尊重周恩来。

周恩来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邓小平的欣赏。有一次会议间隙，薄一波问周恩来，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薄一波又问：“那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周恩来坦率地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301医院进行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手术之后，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特地将邓小平叫到跟前，当着在场人员的面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这两句话不仅是对邓小平讲的，更是对党、对人民讲的，这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他无比崇高的威望给予邓小平的巨大支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邓小平永远失去了一位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情同手足的同志加兄长。

在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上，他强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为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和他为中国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这个评价代表了党中央，也代表了他个人对周恩来一生的深刻了解，和他对周恩来这位兄长逝世的惋惜与伤痛。

“你爸爸当时是个小胖子”

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看来，李富春伯伯、蔡畅妈妈和自己家的关系更加非同一般，两家的长辈除了战友之谊之外，还有家人般的亲情。邓家的孩子从小就和李伯伯、蔡妈妈有着亲密接触，所以对这两位长辈更加难以忘怀。

李富春比邓小平早一年抵达法国勤工俭学，两人的友谊就是从法国开始的。

李富春比邓小平大4岁，在赴法之前就已是一个有觉悟的热血青年。所以到达法国后，李富春很快与李维汉等人发起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积极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参加革命，自己则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 年，李富春与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发起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蔡畅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在1923 年转为中共党员。

邓小平是1923年加入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党员的，从资历上说，是李富春夫妇的“小弟弟”。

不过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的关系走得很近，邓小平入团的宣誓，也是和蔡畅一起进行的。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亲眼见证了李富春、蔡畅在法国的相爱过程，可以说是两人爱情的见证者。

从工作分工上来看，邓小平与李富春都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主持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和发行。两人的分工明确，在巴黎戈德鲁瓦街 17 号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邓小平负责刻蜡版，李富春负责编辑发行。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两人白天要外出做工，只能在晚上埋头苦干。但两人仍然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几位年轻的革命者既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又是情浓于血的亲人。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能吃上一碗蔡畅煮的面条，对小平来说就是“打了一次牙祭”。解放后，蔡畅曾多次笑着对邓榕和邓楠说过：“你爸爸当时是个小胖子，他可爱吃我煮的面条了！”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相继回国，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国内革命斗争之中。但他们仍然一直互相关心、相互激励和帮助对方。

长征开始前，中央的转移名单上本来没有邓小平的名字。当时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坚持把小平的名字加了进去。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把小平留在苏区，小平同志会不会遭遇更大的危险，会不会为革命而牺牲？如果没有了小平同志，我们就无法取得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可能还要摸索很久！

亲情，仍如在法国时期一样深厚

1954 年 ，李富春和邓小平同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两家人都搬入了中南海，住在相邻的两座小院里，成了比邻而居的邻居，两家人走动更加方便，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工作之余，小平夫妇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李富春和蔡畅家作客，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最开心的事了。虽然李富春工作的时候很严肃，但见到孩子们便会笑逐颜开，总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招呼蔡畅拿糖给孩子们吃。

李富春最疼爱小平的幼子邓质方，每次看到邓质方，总是喊他的小名“飞飞”。由于湖南口音比较重，在邓榕姐妹们听起来，李伯伯喊弟弟的名字特别像是在喊“灰灰”，为了这个，孩子们没少“抗议”：“他叫飞飞，不是灰灰！”

在担任副总理期间，邓小平和李富春经常结伴出巡，走遍了祖国的大地。在很多问题上，两人有着许多共同的认识和看法。

两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起主持全国的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协助周恩来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战胜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5年李富春逝世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为这位兄长主持了追悼会并致悼词，对李富春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要抓紧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做好“接班人”工作。

蔡畅十分支持小平的看法，认为不能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如果这样，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希望，甚至关系到是否亡党亡国的问题。

1980年，蔡畅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递交了一封辞职信：“我衷心拥护干部制度的改革，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彻底根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她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小平同志这个弟弟的改革，为推进新老干部的交替作出了表率作用。

1980年5 月，是蔡畅的 80 岁大寿。小平夫妇带着全家祖孙四代，去给蔡畅祝寿，小平亲手给了这位亲爱的大姐献上了一束鲜花。近 60 年的岁月过去了，他们的亲情，仍如在法国时期一样深厚。

72年的革命友谊

如果单从交往时间上来看，在三位战友中，邓小平和聂荣臻交往的时间最长，达到了72年。

邓小平和聂荣臻的深厚情谊，始于1920年的法国。那是邓小平第一次踏上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而早他一年来法国的聂荣臻，既是他的老乡，也是对他照顾最多的兄长。

小平和聂荣臻都是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一个负责少共机关报的编辑、刻板和油印工作，另一个则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训练部副主任，两位四川老乡在工作中结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在法国的那两年，聂荣臻对小平很是照顾，但两人工作分工不同，工作上的交集却不是很多。两人真正在一起共事，是在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邓小平被中央调到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受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两位四川老乡就这样又走到了一起。

据曾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梁必业将军回忆：“长征路上，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不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的道理。

这些宣传材料，都是小平同志亲自编写，聂帅审阅的。许多同志正是读了这些材料后，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朴素阶级觉悟逐渐上升到了理性觉悟阶段。”

在红一军团工作时，邓小平曾得过一场非常严重的伤寒病，生命几近垂危，令聂荣臻非常着急。

正好此时张学良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聂荣臻当即决定把这些慰问品中的罐装牛奶全部留给邓小平。正是这些牛奶，才挽救了小平的生命。

1952年，邓小平就任政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则担任代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天，劳累过度的聂荣臻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不得不暂停工作去养病。邓小平非常关心聂帅的病情，多次前去探望。

聂荣臻的健康状况好转后，邓小平知道聂荣臻闲不住，于是代表中央向聂帅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

聂荣臻对小平说：“科学技术工作我很感兴趣。我们国家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可能的话，请中央决定。”

历来果断、干脆的邓小平当即表示：“那就这样定了！”不久后，聂荣臻果然出任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一职。

聂荣臻也不负众望，主管科技工作后，制定了“科学十四条”。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较为完善、系统的科技政策条例，在当代中国科技政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除了工作上的交集之外，邓小平和聂荣臻这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平时的来往也很频繁。

每天晚饭后，聂荣臻和张瑞华夫妇总喜欢约上邓小平和卓琳一起去散步。小平家的孩子们放学后，总喜欢钻进聂荣臻的家里，去“偷”聂伯伯家葡萄架上的葡萄......

1991年12月19日，是聂荣臻的92岁生日。卓琳带领孩子们去向聂荣臻祝贺生日，向聂荣臻献上了一束鲜花。

花束的飘带上是小平同志亲笔写下的祝福：“祝荣臻同志健康长寿1 邓小平、卓琳率全家。”躺在病榻上的聂荣臻接过了鲜花，拉着孩子们的手，深情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同邓小平在革命生涯中那些同舟共济的战友情谊……

“小平同志了不起！”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后，身患重病的聂荣臻十分激动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说完，聂荣臻让秘书取来录音机，录下了一段话：

“我入党70年，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我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邓小平革命的一生中，这三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挚友与兄长与他一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定，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奋斗一生，令人羡慕无比。

我们在牢记他们的光辉业绩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学习他们之间这种一心为公的、纯粹的革命友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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