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山看上去怎么都像个小孩(北京新街口的硬汉小生)

胡同少年

北京新街口一带,有一个名人,街坊们都叫他“三儿”。他在这一片儿流浪几十年,有时帮邻里街坊搭把手,街坊们也对他很好。附近的饭店,有时候会给他做一碗面吃,不收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卖报纸,比报刊亭贵一点儿。但街坊们还是愿意买他的报纸,知道他也没有别的营生。

几十年来,新街口变化很大,起了很多商厦,胡同有些拆了,但是三儿却仍然是新街口一带的“地标”,跟大家都很熟。他是老北京胡同邻里关系的一个符号,看到他,就能感觉到街坊间来往的质朴与真挚。

三儿跟张一山也很熟,遇上就聊两句。有一次,三儿在路边碰见张一山,说,哎(ái),那个,你买报纸。张一山说,行行,买报纸。他花50块钱买了一份报纸。三儿知道张一山的名字,也看着他从小在那一片儿长大。从张一山的父亲那一代人开始,三儿就在那儿。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这一代人跟他关系也都特别好。”

三儿知不知道张一山是一个演员?张一山也不清楚。周围的很多街坊,都跟三儿一样,没把他当外人,都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现在,张一山有时回去姥姥住的四合院,院子里的爷爷奶奶有的知道他,也是觉得“孩子有出息了”。

张一山怀念的,正是邻里街坊们之间曾经的这种情义,充满善意又自然而然。

几十年来,张一山的生活大部分在新街口一带度过。小时候,在一群孩子中,张一山不是那个主动挑事儿的小孩,但也跟小伙伴一块打过架;没犯过大错误,但是也挺皮的,总有自己的“蔫儿主意”。在那部让张一山火成刘星的电视剧《家有儿女》中,刘星的性格跟张一山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看着有点小痞子样儿,爱耍贫嘴,说话有时挺逗的有时挺气人的,但关键时刻还是讲情义,活蹦乱跳,鬼精鬼灵的。

张一山看上去怎么都像个小孩(北京新街口的硬汉小生)(1)

(图/张一山写真集《山外有山》摄影/liangzi)

新街口是他和小伙伴的乐园。在他10岁以前,这里还是老胡同的风貌,挨家挨户的平房,孩子们穿街走巷,追跑打闹,街坊们很多独门独院的,但是串门儿很方便。

对于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张一山有独家记忆。他在自己的写真集《山外有山》中写道:从新街口到西单,他可以不走大马路,穿过几个胡同便能抵达。这条路怎么走,只有他和少数人知道。在胡同里,他们喝北冰洋汽水,吃小豆冰棍,玩警察抓小偷、弹玻璃球儿、拍洋画儿、扔沙包、踢锅儿、我们都是木头人、过家家。

游戏和物件儿还在其次,张一山更怀念的是街坊间的情感:“小时候走在胡同里,每一家走进去,人家都会给你一口饭吃,给你一个北冰洋喝。那时人与人的交流是面对面的,真挚单纯。”童星出道,很长时间里张一山给大部分观众的印象是调皮小孩刘星。但是,聊起这些,他俨然早已长大。

长大是他一直渴望的。小时候他就喜欢“屁颠屁颠地”跟在哥哥姐姐后面,他喜欢跟比自己岁数大的人在一起,因为能给他带来新鲜的见识。

现在,不拍戏时,张一山喜欢跟父母一起吃饭,会朋友,参加父亲的饭局,他喜欢听那个年代的事情。

胡同生活的质朴记忆、父辈潜移默化的教育,也影响了张一山的性格,他把这些带到了表演中。

硬汉小生

张一山二十几岁时,父亲曾写过一段话给儿子,其中有句说:“愿儿如草,虽渺小,却有颜色及个性。坚强成长,低调生活,不与树木争高低,莫与花朵比美丽,做事尽心力,为人坦荡荡。”

这样的态度,在他小时候,就伴随着他。

张一山看上去怎么都像个小孩(北京新街口的硬汉小生)(2)

( 图/张一山写真集《山外有山》摄影/liangzi)

11岁那年,张一山第一次离开新街口出去拍戏,在电视剧《小兵张嘎》中饰演佟乐,跟着剧组到了河北白洋淀,一待就是四五个月。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洗牛仔裤,自己照顾自己。”

有一场打仗的戏,他鞋跑丢了,光着脚在芦苇荡子里奔跑,脚也被扎破了。剧组吃住条件较艰苦,但当时的张一山不觉得。

家里从小看他长大的亲戚街坊组队去剧组看他,顺便看看拍戏是怎么回事。到了之后,大家远远地看到一个小孩蹲在锅前面,正在吃煮白菜和一盒米饭。走近了一看,是自己家的孩子,几位女性长辈就心疼得受不了了。来探班的家人该走了,张一山没事儿人似的跟大伙说,你们赶紧走吧。大伙一出门,他就忍不住,自己一个人哭了。

拍戏虽苦,但是小孩子转眼就忘了,总是活蹦乱跳的。张一山对拍戏特别来劲,在剧中,11岁的张一山扮演的佟乐是一个汉奸的儿子,头发比其他小演员长,戴着一副圆眼镜。其间有记者采访几个小演员,张一山站在旁边一会儿抖抖腿,一会儿扶一下眼镜,闲不住。

扮演一个跟反派有关系的人物,也不是主角,但是小孩张一山觉得挺好,角色需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其他几个小演员都说,喜欢自己的角色,只有张一山说,他喜欢剧中的嘎子,拍完了戏就喜欢了。

记者问到他这儿了:“你这个头发可是长了。”张一山不自觉地摸了一下头发:“长了,是长了。汉奸一般都得留这种头,要不然不像汉奸。”记者问:“热吗?”张一山声音干脆:“热,是热!没办法呀!”记者评价:“我看你特伶牙俐齿。”张一山抿着嘴答:“嗯对,贫。特别贫!”记者开玩笑说:“以前是说过相声是吗?”张一山反应很快:“没说过,遗传,这属于遗传。”

从在白洋淀拍摄自己的第一部戏开始,为了塑造角色吃苦,对他来说都是应该的。在近期上映的电影《守岛人》中,有一条戏,火弹和汽油弹在后景衬托,土弹埋在附近,张一山饰演的小豆子沿着土弹旁冲锋,正张着嘴说“冲啊”,一脚踩在土弹上,土弹正好炸开,木屑、软沙、泥土一下子喷到嘴里。瞬间他有点懵,但马上把土吐掉接着往前跑。“不能停下来,因为大家那么多人,早上七点就开始布置炸点了,忙了四五个小时。这一条不接着拍完,那就白费了好几个小时。”张一山说。

父辈还教给张一山很多规矩,都是市井胡同文化中常有的,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细数:“比如,跟人打交道要用敬称‘您’,大人站着你坐着,这是绝对不行的,比如,一定要尊重女性。”这些规矩,也渐渐融入到了张一山为人处世的习惯里。工作和生活中,他看重情义,而这些也与他小时候街坊邻居间彼此关照的记忆分不开。

在《家有儿女》中,杨紫饰演聪明伶俐的学霸姐姐,张一山饰演调皮捣蛋的弟弟。剧中姐弟二人经常抬杠,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如今,两个演员都已经长大,每次和杨紫一起出镜,张一山表面痞子气“互相伤害”,实际上却很有绅士风度。在不同场合下,他有时帮杨紫提裙子;如果只有一个座位,他会让杨紫坐着,他站在旁边,说话的时候杨紫仰着头不舒服,他又会蹲到旁边。

戏外两人是好友。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俩从小就在一起演戏,真的是没什么不能聊的。大家现在都比以前忙了,见面也比较少了。微信上会聊一聊,拍什么戏呢,累不累。其实我的岁数比她稍微大一点,现在我们俩的关系更像是我作为哥哥的身份,有时候给她出出主意,她压力大或者累的时候,给她宽宽心。”

2020年,张一山主演的《鹿鼎记》播出后差评如潮,饰演韦小宝的张一山也成为众矢之的。此前,他因为《余罪》中的表现被认为是演技担当,这次的观众反响无疑是张一山演艺生涯的一次翻车。

张一山没有一个人躲起来,他知道导演和制片人心里很难受,发了长文过去。张一山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亏欠我,也不敢给我发微信。其实我想说的是,咱们在一起能做这件事就是个缘分,我们已经都努力了。但是,种种问题和原因,导致没有办法呈现出来我们努力想完成的那个样子。现在受到了一些非议,都实属正常。还是希望以后有别的戏,我们能再在一起合作,干一些我们想干的事儿。”

如父亲寄语中的“愿儿如草”,胡同孩子的“草根儿”气质也体现在张一山身上。尽力周全,不把自己放得太高。对于观众的差评,张一山站在观众这边:“如果观众觉得不好,那我肯定也觉得不好。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我就没有钱挣了,没有饭吃了,这是实话。”当被问到:“有没有担心观众很快就不喜欢你了?”张一山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吧。如果你倾尽全力,都做不到让观众再喜欢你,说明你没本事。那这事儿谁也赖不了,你就得认。你不能自己骗自己,你还得看清楚一点儿。”

戏与人

在2016年播出的网剧《余罪》中,张一山饰演一名卧底警察,痞子气十足,爱耍贫嘴,反应敏捷,重义气。

这一角色,让张一山从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小孩刘星,一举转变为一个有担当的硬汉。《家有儿女》中有一段戏,妈妈让刘星喝牛奶,说漂亮男孩都叫“奶油小生”。刘星说:“奶油小生是喝牛奶喝出来的?那我就不用喝这牛奶了,因为我不想当奶油小生,我想当硬汉小生——姜文。”

如今,“硬汉小生”也成了张一山本人的写照。而无论是刘星还是余罪,角色身上都有张一山本人的影子:北京的腔调、爱调皮捣蛋、胡同少年的皮实和聪明劲儿。

张一山看上去怎么都像个小孩(北京新街口的硬汉小生)(3)

( 图/张一山写真集《山外有山》摄影/liangzi)

对于很多好演员来讲,能驾驭各类角色是演技的证明,对张一山来讲也是如此。在每部戏中,他都希望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如果总是以一种状态去表演,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乐趣。”

“但是你过去的角色里面特别出彩的,都是跟北京孩子的劲儿有关系的。你觉得这个判断准确吗?”

“我觉得挺准确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演员在创造角色时,能完全把本人的所有特质抹掉,脱胎换骨。他肯定会流露出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语调或者一句话,是与他本人贴近的,只不过是过多还是过少而已。越少可能你会觉得演员的创造能力越强。其实,表演本身就没有标准。”

“你怕不怕观众给你定性,认为你就只适合演北京调调的电视剧?”

“我没觉得。如果这样,其实很好,观众在给我埋一个伏笔,如果有一天我做到了让他们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是我更大的成功。”

在近期正在拍摄的电视剧《曾少年》中,张一山饰演一个“胡同小爷”,故事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这又是一个他熟悉的场景和人物设置,却让他感觉到了难度,过去几年里,他已经历了《余罪》的好口碑、也经历了《鹿鼎记》的惨败。

张一山说:“性格特点不鲜明、生活中的普通人是最难演的。如果是一个医生或者开飞机的或者战士,表演可以用职业特性去表达,观众一下子能够进入你的路子里。这次的角色,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都可能会遇到的年轻小孩中的一个。要把这种人的人物性格特点演出来,让观众觉得喜欢,还是挺难的。此外,读者会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我饰演的角色做对比。有一些可能不尽如人意,观众会觉得不太像。”

在这一角色中,张一山一方面结合自身成长的北京记忆,另一方面琢磨怎么能在此基础上把角色还能演得出彩,“把自己的表演状态顶满”。思来想去,他决定给自己做减法:“以前有很多角色,要去故意演出让观众能够喜欢的,大家哈哈一乐一开心,你就成功了。这一次,我其实反而没有那么使劲地去表达,而是淡淡的,更生活流一些,所有的劲儿都往回收一收。”

从小时候开始,他的人生经验、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对生活的态度,很多都来自听长辈聊天。小时候,大人说话,他不插嘴,总是在一旁认真地听,“觉得特别有意思”,长大后,他会参与对话,“那是怎么回事?谁跟谁什么关系?你们那时候怎么样?”这样的生活经验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对表演的态度。

对于行业里的一些乱象,张一山“不愿意管那闲事儿”。他聊到自己为什么入行:“我干这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圈子,也不是我想当明星。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事儿的,是热爱的。然后恰巧我热爱的职业又能让我赚钱养家,其实就这么点儿事儿。观众看到我的作品,觉得很开心很喜欢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成就感。”

从业二十来年,29岁的张一山时不时流露出一种沧桑。忙完拍戏回到新街口的家里,偶尔想到童年生活和胡同的变化,他也会有一点感伤,“演员嘛,就是情感丰富”。

“那个年代过了,我也长大了,也这岁数了。”聊到这里,稳重的张一山终于没藏住刘星的机灵劲儿,显得很郑重其事地说:“我也算是经历了北京文化的建筑的变迁。”

如今,在新街口伴着他成长的那条胡同里,傍晚放学的孩子们仍然会顽皮嬉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们站在路旁,一边抽烟一边抬起眼皮看看过往的行人,上了年纪的爷爷坐在路墩上聊天。变了的是,胡同已经被拓宽成马路,平地起了高楼,路旁的商铺也都随之而生。每一波儿人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好像这条胡同的变迁一下子被压缩在同一时空里。这些经历与变迁,也融入了张一山的血液里。

去年,BTV科教频道采访了三儿。镜头里的三儿,指着早已改变了的马路和建筑,像一个记忆力很好的孩子,介绍说以前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三儿还是爱给人帮忙,即使在镜头之下,仍然是质朴自然。走到一个路口,三儿站在那儿,想了想说:“我忘了这是哪条马路了。”

张一山现在回到新街口,也偶尔会有这样的恍惚感。他记得:“我们这一条胡同得有七八百米,以前直接站在西口能望见东口的人,现在胡同里全是车,停的。你根本看不到胡同的尽头。确实体会不到以前的那种味儿了。但也挺好,你突然发现大家都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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