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现实写真（鲁迅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国内各家报纸用头条位置以“中国文坛巨星陨落”“中国文坛失巨星”一类醒目标题报道这一消息。鲁迅遗体上盖着“民族魂”锦旗，“五千青年去瞻仰遗容”。

10月20日，北京《世界日报》刊载《蔡元培宋庆龄等组治丧会》《周作人含泪谈鲁迅身世》诸文 ；香港报纸称“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 消息；日本东京、大阪的报刊，苏联的《国际文学》《文学报》《真理报》《劳动报》发布消息，刊载纪念文章。

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三份电函，称鲁迅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要求南京政府对鲁迅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设立鲁迅研究院，出版鲁迅全集，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等。

一周之后，铺天盖地的鲁迅怀念文章涌现。所有细节都是一种社会评价，预示着新一轮鲁迅热的到来……

1936年11、12月，《文学》连续两期推出“鲁迅先生纪念特辑”。12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分四辑，收入鲁迅逝世后两个月间问世的二百五十多篇文章。这批文章，从不同侧面，共构了一个鲁迅。主要有三种做法：首先是将鲁迅定位为“伟人”“民族魂”“思想界权威”“文坛巨星”等，以左翼文艺界为代表，这方面的调子达成一致，鲁迅叙述的主调已经形成。其次，深知鲁迅又与鲁迅有过节的亲友，则多从学术、艺术角度论鲁迅，如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的文章。再次，对鲁迅崇拜热潮唱反调，欲“加鲁迅偶像以一矛”，激烈非议鲁迅的，如苏雪林的两篇文章。

左翼文艺界

那数月间，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得到最慷慨的赠予。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他说：“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存。” 郭沫若称鲁迅是“民族的杰作” 。茅盾说：“如果我们把他仅仅当作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来研究，他在地下一定要说我们‘太乏’；我们必须认明：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他是‘中国民族有前途的明显的保证’。” 李长之称鲁迅“永远站在青年队里的益友”，是“保存了新文化运动的命脉的武士”，“国民性的指导者和监督者”。

欧阳凡海称鲁迅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份遗产，“是目前的中国最光荣而可夸耀于世界的一件事”。他具体从八个方面展开：“一，冷酷的社会，使一个最悲悯而和善的人不能不怒目而执刀”；“二，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的鲁迅”；“三，真挚浓烈的感情隐藏在冷静的观察中”；“四，没有一个细胞是妥协的”；“五，猜疑、执拗，不放松的攻击，并不是计较个人底荣辱”；“六，鲁迅先生底思维方法”；“七，鲁迅先生底创作方法的考察”；“八，鲁迅先生底艺术”。欧阳文对鲁迅从人到文、从思想到艺术，作全面考察，基本是维护式的称誉。伯衡称“鲁迅先生的生活史就是一部战斗史……每次战役中都是站在指挥的地位。他能把握现实的核心，他能把理论转化到实际的战斗去”，他是“大众的战士”。齐燕铭比较鲁迅和章太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称“鲁迅先生的死比起章先生的死，对于今日民族革命运动上，其损失更为巨大。今日纪念鲁迅先生应当从历史的任务上认识鲁迅先生的地位之重要” 。从革命性角度来衡量，作为大众的战士，作为民族革命运动上的鲁迅，要比章太炎伟大。对鲁迅的价值衡量，多从这个角度入手。

1937年6月，夏征农编《鲁迅研究》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是鲁迅逝世后的第一本鲁迅研究文集。它收集了1936—1937年十篇重要文章。这批文章的作者多为左翼文化人，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艺术多个方面，是一部代表其时鲁迅研究主旋律的文集，其主旨是给鲁迅一个“伟大”的定位。

亲朋旧交

另一类文章，来自鲁迅前期亲友、后来有过节的自由主义文人，如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1936年10月20日，鲁迅逝世的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刊载访谈录《周作人谈往事》。该文以“最初著作，无人问津”和“处世悲观，批评苛刻”为题，分两部分，回顾了鲁迅早年的学术活动、整理古籍的情况。同年11月16日和12月1日周作人又以笔名知堂在上海《宇宙风》分两期刊载《关于鲁迅》。文章分甲、乙两部分，甲谈鲁迅的学术研究，乙谈他的创作。

周氏兄弟相知甚多，周作人从小处着眼，追溯鲁迅的学术渊源和成长道路。他说鲁迅“从小就喜欢书画”，收集或抄存了《毛诗品物图考》《酉阳杂俎》《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茶经》《艺苑捃华》等野史杂书，“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很不少，它就‘奠定’了他前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他说及鲁迅小说散文有一特点，就是“对于民族的深刻的观察”，这也与他“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有关。他对鲁迅早年文学取向形成作梳理，首先，他认为鲁迅深受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其次，在外国作家中，鲁迅“最喜欢的是安特来夫”。那时“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剧《巡按》等”。“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他还提及“五四”时期，鲁迅匿名写作，“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千字五角钱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周作人没有抬高鲁迅，而是从小处着眼，疏通根脉，有凭有据，与人为善又富有学理。但在一片高调的赞美声中，周作人的说法略显低调，加上兄弟失和之嫌，文章一出来便颇受非议，被认为是“片面的鲁迅，是渣滓的鲁迅，最大限度只能帮助说明了鲁迅何以会成功那一部《中国小说史略》，而鲁迅的整个，和真实的灵魂却不是那两篇文章所能捕捉的……” 在众人皆看重鲁迅的思想社会价值而轻视其学术艺术价值的当时，周作人的文章不能令人满意，但他的这些说法其时参与构建了“鲁迅”的独特价值，打开了“思想界导师”的另一侧面。

钱玄同

周氏兄弟是在钱玄同的怂恿下加入《新青年》作者行列的。钱玄同的《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 对鲁迅的评述有一种老友的相知。他同样看重鲁迅的治学，称《中国小说史略》“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没有将鲁迅伟人化、神圣化，而是从个人私交和学术同行的角度来谈鲁迅，他称鲁迅有二长处、三短处，他说，鲁迅的长处之一是“治学最严谨，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辑《会稽郡古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沉》，他校订《嵇康集》与《唐宋传奇集》，他著《中国小说史略》，他翻译外国小说，都同样认真，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长处之二是“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钱也指出鲁迅有三短处：一是多疑；二是轻信；三是迁怒。诸如“认真”“犀利”“多疑”“轻信”“迁怒”，都是一种常人之情，既有其可敬可爱之处，也有其不足。这些说法，也与其时主流说法不相一致，加上1929年鲁迅与钱玄同已经反目，钱的说法也颇受非议。

林语堂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语堂发表于1937年1月1日《宇宙风》第32期的《悼鲁迅》。与他前面那篇《鲁迅》的正史笔法不同，这回他用半文半白的杂文笔法写鲁迅，正笔反笔兼用，幽默调侃杂糅，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对后期鲁迅尤有异议。他称，“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又称，后期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剌剌不相入也。然吾私心始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他对后期鲁迅的斗士风格，以嘲讽笔法描绘之：“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喜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犬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酒，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对鲁迅斗士作风的异议，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在那群自称“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 的自由文人那里，更是这样。

“唱反调的”

鲁迅去世后，关于“鲁迅”的不一评价，在政治/社会信仰不同的文化人中间展开。如果说上述三位自由主义文人还比较客观公允，以肯定鲁迅的学术、艺术贡献为主。而另外一些人，如叶公超、毕树棠、苏雪林等，则有直接否定鲁迅的言论。

苏雪林

其中，最激烈的是苏雪林。1936年11月12日，鲁迅悼念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针对蔡先生主持鲁迅葬礼一事，表达对时下鲁迅崇拜的忧虑和不满。这信并没有送达蔡元培处。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自跋》称，这信托南京某先生代转给蔡先生，“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也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奔涛》1937年第1卷第2期。几天后，她意犹未尽，又给胡适写了封信。这封信和胡适复信一起，以《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为题，在1937年3月1日于武汉创刊的《奔涛》第1期上刊登，苏在信中写道：“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前此给蔡元培的信，她也这样写：“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她称鲁迅性格“阴贼，忮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不该成为青年的榜样。“夫青年者，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而亦先生所爱惜珍护，逾于头目心肝者也。过去之青年，受鲁迅人格之感化，堕落者已比比然矣，现在，未来，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岂先生之所雅愿者哉！”这封没有送达蔡元培手中的信于1937年3月16日在《奔涛》第1卷第2期发表。苏雪林愿以一己之力，制止其时已蔚然成风的“‘鲁迅宗教’的宣传”，“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对鲁迅崇拜热潮的纠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言词过激，失却理性，不免流于“泼妇骂街”。

1936年12月14日胡适给苏雪林复信，就显得平和而客观得多。他希望能从学理角度讨论鲁迅，他说：“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需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主张用学理方式来讨论鲁迅，对“骂街”的苏雪林，对奉鲁迅为偶像的左翼文化界，都有纠偏作用。

鲁迅的逝世，在左翼文化人与自由主义文人之间，酿成了一场以“鲁迅”为话题的有声或无声的对话。对叶公超、苏雪林的反鲁言论，李何林以《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和《谈谈苏雪林女士论鲁迅：〈鲁迅打落水狗，我却要打死狗〉》正面回应，对苏、胡通信中苏的观点一一反驳，他把苏文称为“泼妇骂街”，指出“北‘叶’南‘苏’先后向死者进攻，表示出‘新月派’的严整的阵容，真是猗欤盛哉了”。洪星在1937年4月11日《北平新报》上发表《苏雪林的鲁迅论》，称苏雪林对鲁迅实是在反攻倒算，他说：“鲁迅‘生前’就不顺我苏雪林的眼，可是因为他‘气焰’甚‘盛’，我不能‘为所欲为’；现在他既然死了，难道我还怕他吗？哼！”

思想价值 VS 学术艺术价值

同样拥鲁，左翼文化界推崇鲁迅的政治思想价值与自由主义文人推重鲁迅的学术艺术价值，形成张力。一方面，从来自解放区的中共唁函、致南京国国民党政府的电，到毛泽东《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演辞》的发表，左翼文化界的鲁迅定位步步升级，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到“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其政治属性不断加强。另一方面，自由文化界的代表蔡元培、宋庆龄也参与鲁迅纪念活动。蔡元培主持葬礼，他写的挽联是：“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下联别有意思。与郭沫若的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撼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的评价维度，显然有别。

蔡元培

1938 年《鲁迅全集》出版，由蔡元培作《序》。蔡《序》与毛泽东的《鲁迅论》，也是两种调子。毛从中国革命史、政治史的角度评价鲁迅，他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蔡元培则从中国学术史和文学艺术史的角度评价鲁迅，他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追溯鲁迅“受清代学者的濡染”的学术渊源，“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他“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蔡元培列举鲁迅的小说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等，证明其“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热心搜罗汉碑图案，却有别于宋以来的金石学；对苏俄文艺理论移译“谦而勤”，后期杂文“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蔡元培从学术和艺术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将为主流评价话语所隐匿的鲁迅另一面彰显出来。蔡、毛两文，呈现了两种鲁迅论说，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那是鲁迅经典实践过程中多元价值碰撞、交汇并存的显现。至此，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

1938年出现了几件事，可证明这一点：

一、毛泽东《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学上演辞》 发表，这是中共最高领袖对鲁迅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价值作出明确定位。

二、六七百万字、二十卷的《鲁迅全集》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战争年代，这一出版，有效地保存了鲁迅著作的全部文本，包括作品、文章、著作、日记、书信、译作和古籍整理等文本文献，使“鲁迅”这份大文本，得到切实、具体、边界清晰的呈现。

三、“鲁迅风”杂文讨论的展开。讨论双方以巴人与阿英（署名鹰隼）为代表，是一场“如何估价鲁迅杂文的价值和本质特征，在新形势下又如何继承它的战斗传统的论争” 。它发生于左翼文化界内部，事关鲁迅风杂文的发展前景、价值导向问题。如果将鲁迅杂文当作一种方法来继承，当政党地位改变之后，问题也就出现：1942年延安整风，“鲁迅风”继承者萧军在这场运动中栽倒。1955年，“鲁迅风”另一位重要继承者胡风及其伙伴，被当作反党集团肃清。从这个角度看，1938年这场论争的问题一直潜伏下来，没有解决。

鲁迅的经典化确立，是新文学价值构建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其时多种政治/社会观念、思想/文化观念在文学领域博弈、妥协、求同存异的结果。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鲁迅作为新文学史上旗帜性人物，已被各方认可。即便对后期鲁迅的党化倾向不欣赏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对鲁迅的学术、艺术价值仍予充分肯定，显示了不同文化路向的文化人在鲁迅价值估量上基本达成一致。

选自《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姚玳玫 著）第七章《确立鲁迅》，原标题“盖棺之论与鲁迅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