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毕业的老师教你写作文(申小龙今天我们写作)

申小龙:今天我们写作,包括写学术论文,还会“一声长叹,两行热泪”吗?,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北大毕业的老师教你写作文?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北大毕业的老师教你写作文(申小龙今天我们写作)

北大毕业的老师教你写作文

申小龙:今天我们写作,包括写学术论文,还会“一声长叹,两行热泪”吗?

中文系16级小谈同学来信:

您上节课提到“汉语是诗性的语言”,我结合文艺学书中学到的知识进行思考,对此很有感触。

汉语具有的许多特性使它非常适合作诗。它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单字活性很长,语法规矩弱”,因此“最富有表现力”,也最“符合诗歌的本质”。

例如,汉语诗歌可以使用人称省略的句法,在诗句中甚至省略掉西方语言中最重要的主语,而使诗从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上升到普遍性的人类共同体验。

此外,由于汉语没有严谨的时态变化,汉语诗歌里可以省略时态,不把诗歌限制在特定时空,而是强调经验的恒常性,有种“今在昔在永在”的雄浑美感。

汉语是孤立语,可在诗中将语法虚词量降至最低,省略在西方诗歌中必须出现的“And”等词汇,提高语言的自由度。甚至在诗句中消除语法与逻辑关系,只单纯地对物象进行并置、迭加,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使诗更接近一幅画……诸如此类。

但我不免有些疑问。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后,对这样的语言特色进行模仿,试图在诗句中消除逻辑关系,典型的例子有: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雨,空河,旅程,

冰云中流出的火,

薄暮时的阵雨。)

然而,在这种语言形式的模仿中,我并不能感受到中国古诗里“物象间并发的空间关系”,老师也曾戏言说这样的诗句“缺少意蕴”、“像舞台剧的背景提要”。我想请教申老师,造成这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这究竟是个人审美问题或是个例,还是一种普遍化的、无法打破语言差异性的表现?

另外,我还十分好奇,虽然笼统地称汉语是“诗性的语言”,但其他语言在作为诗歌语言(或用于文学创作)之时,是否也存在着自己的得天独厚之处呢?

小谈同学提到汉语的诗“从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上升到普遍性的人类共同的体验”,可以“不把诗歌限制在特定时空,而是强调经验的恒常性”,可以“消除语法与逻辑关系,只单纯地对物象进行并置、迭加,使诗更接近一幅画”,这些都说得很到位。

小谈同学的问题,我只能回答出一半。另一半,关于英语等其他语言中诗歌语言的“得天独厚”,我要请教其他老师。

为什么英语无法模仿汉语作意象化的表达?我们说几点原因:

一、英语没有汉字这样的表意字

庞德的诗为什么不能感受到中国古诗里“物象间并发的空间关系”?庞德的诗歌将英语单词并置起来,为什么就是“缺少意蕴”“像舞台剧的背景提要”?这是因为英语的词没有象征意义的字形框架。例如“rain”和“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但我们需要想一想:“雨”和“rain”究竟不同在哪里?

1.汉字的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

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总是蕴含着观念的阐释,人文的视角。

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

我们可以说汉字字形的观念肌理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单纯是语言学的意义。

2.汉字的字形结构化地呈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

汉字在表意过程中,自觉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从中体现了汉民族主体的文化心理。

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

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现了汉民族“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思维方式。

汉字的结构规则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

3.汉字字形的发散性意涵具有强大的意会磁场和组义功能

字母文字的词,是意义相对固定、自足的静态实体,汉字是意义富有弹性和组义多元性的动感实体。

汉字强大的意义磁场随时处在一种意合的准启动状态,一种多方意会的进行时状态。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强大意合功能。

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极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语词汇,并有力地“反哺”口语。

组义使得汉字具有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公元前三千年的两河文明——引者),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功能。

如果用排版来比喻,汉字就像“活字排版”,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组合,例如“鼻炎”就是这样一个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就像“rhinitis(鼻炎)”那样不具有分合的灵活性。

二、英语没有中文这样的音乐性

中文是一种以感性和诗性见长的语言。中文思维建立在意象的生发和流动上。意象的体悟和理解,来自上下文和情境的整体观照。

这种整体观照,很大程度上基于中文句子组织的音乐性即单位内部和单位之间的节奏感和律动感。如古人所言:

“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彩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姚鼐《答翁学士书》)

中文句子在以意会组合和事理铺排“晓之以理”的同时,又以自己流水潺潺的规律性乐感“动之以情”,衬映词语的意象性,交通意象的言外之意,实现意象的“目击道存”。

例如:“大娘望着他的背影,长叹了一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样一个表达,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平时说话不就是这样表达意思的吗?但这样的表述,非常客观,也很冷静,说话人是一个旁观者。

这种“旁观”的态度,实际上是英语带给我们的。

西方语言注重严密的逻辑,尽可能用客观甚至冷峻的形式再现事象。语法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一个契约,双方严格按契约办事。

中文不是这样。

中文的文法也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一个约定,但这是一个松弛的约定,它非常不情愿形式主义地“规矩”说话人和听话人。相反,它总是虚实相间,给说话人和听话人留着各种语境联想的出口,并让自己随遇(内容)而安。

中文说“大娘望着他的背影,长叹了一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样的句子,会觉得不满足,因为在这个表述中理性过于“正经”,少了感性的空间,尽管这个句子已经是中国思维,没有为每一段都加上莫须有的“主语”。

一个中文句子,少了感性的空间,总会觉得缺少了什么,不太像中文。

感性里面有什么呢?感性里面有说话人的情感、态度。而这些感性内容才是判断句子真值的根本依据。它们在特定的情境中表现出丰富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它们是不可言说而只能体会的。

中国人在日常交流的潜意识中都明白,单靠理性(线性)是不能信任话语的。一个句子实现它的表达功效,要靠“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在语言形式上是依托感性(非线性)流露出来的。唯有中文富于这样的感性形式。

好的中文极其注重“留白”,用各种非线性的方法凸出意象,留驻感性,由此形成中文独有的音乐性句法。它的具体表现一是四字格的运用,二是骈和散的交融。

“大娘望着他的背影,长叹了一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样的意思,我听到的地道中文表达是:

“大娘望着他的背影,一声长叹,两行热泪。”

这样一个句子,首段是散文,二、三两段是骈文,而且连用短节劲暢的四字格,听上去骈散相应,节奏铿锵,情感丰沛,画面鲜明。

这是一篇新闻报道中的句子,我在列车广播中偶然听到,内心一震:多好的中文啊!

这就是小谈同学说的无法打破的语言差异。其所以无法打破,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差异。

说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

今天我们写作,包括写学术论文,还会“一声长叹,两行热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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