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述（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

导读

他成长于北京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却致力于实践自己的乡村建设构想；他无心于从政，却大半生徘徊在政治边缘；他有强烈的出世情怀，却又以最入世的姿态奔走于世俗之间；他以佛法为信仰，却在“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光环中落下人生大幕。

01

“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要革命的”

我（注：梁漱溟之孙梁钦宁）的祖父梁漱溟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本名梁焕鼎，后以漱溟行世。祖父后来以“大儒”身份为人熟知，可他儿时却不曾读经，20岁才读《论语》。他的父亲梁济是个开明举人，对国事非常关注，常在家和朋友高谈阔论，允许儿子旁听并发表看法。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祖父年少时就建立起了有主见的人格，有了独立的思想，“一是思考人生问题，二是思考社会问题”。他曾说：“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如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掉转过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的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中学毕业后，祖父来到同盟会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兼记者。他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对此，他深感苦闷和失望：“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于是，祖父辞去《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一头钻进了佛经佛典。1915年，祖父的表舅张耀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请祖父任他的机要秘书。在此期间，祖父写下了影响他一生的长文——《究元决疑论》，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崇佛法，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第一任教育总长、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欣赏此文，力邀祖父到北大教印度哲学。

《究元决疑论》

祖父到北大执教之前，曾准备到湖南衡山出家。但他从北京到湖南的路上，看到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甚为震撼。世间困顿，自己怎可心安于精神一隅？于是，他暂时放弃了出家的念头，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新派人物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要革命的。”

梁漱溟

祖父在北大7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当时，新派主张“民主”与“科学”，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祖父虽对“民主”和“科学”举双手赞成，但对新派全面扬弃中国文化的态度不予肯定，而旧派又根本看不上眼。于是，祖父只有自成一派。他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做比较，写了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中他得出结论：世界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经发表，祖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新儒学的开启者”。

02

“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

祖父是一介文人，却最是心忧家国天下。时局纷乱，百姓流离，中国向何处去？苦苦思索之后，他意识到，中国是农业国家，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农村问题。

祖父迫切地想把他的知识与理念运用到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去。1924年，他主动离开北大后筹办曲阜大学、重华书院等，其间，他一直在观察民国一些实权派地方官员建设乡村的情况。

1928年，主政广东的李济深邀请祖父去广东进行乡治实验，祖父欣然前往。但广东的政局很快发生变化，因为闹矛盾，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祖父的实验随之失败。1929年，祖父又应时任山东省议长王鸿一的盛邀，前去河南搞村治学院，但刚过一年，中原大战爆发，他的实验再次破产。

梁漱溟

中原大战之后，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邀请祖父和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在山东搞起了乡村治理，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元，作为他们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1931年，祖父踌躇满志地来到山东邹平。在邹平期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举办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通过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乡村建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展出改良农具、改良作物、家禽品种等2800多种；进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从国外引进品种先进的猪、鸡等，与国内的品种杂交，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同时引进棉花、小麦、高粱、大豆，各种果树、桑蚕等一大批改良品种；创办乡农学校，启发引导农民自觉地、有组织地进行合作改良等。

但祖父的“乡村建设”有更大的宏愿：“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立新的礼俗。”“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祖父的乡村建设被迫中止。但是，乡村建设却给他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国民政府聘请他为国防最高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祖父以国防最高参议会参议员身份访问延安，8次与毛泽东会谈。

1938年1月，梁漱溟（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交谈时的合影。

03

“一觉醒来，和平死了”

1939年，祖父和学生及友人从大后方深入敌后，到6省8个区域去考察，历尽艰险。他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也看到了很多问题，他说：“第一是老百姓真苦；第二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是党派问题尖锐。”

1939年11月，祖父回来后先在成都见了蒋介石，讲到党派问题时，蒋介石却说有事，让他回到重庆再说。祖父在成都还见了国共以外第三方的人物，如黄炎培等人。到重庆，祖父又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讨，同时也和中共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祖父穿针引线，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个不属于国共双方势力的松散型的第三方表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祖父不忍看到团结抗战局面毁于一旦，于是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图挽救危局。同时，他也认识到，必须增强第三方的力量，使之成为决定政局的重要砝码，于是，立即和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民主政团同盟，并在国民党势力控制之外的区域（香港）成立言论机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祖父作为民盟代表去香港办了《光明报》。去香港过程非常曲折，重庆控制严格，不卖给祖父机票，他只能坐车往桂林，再辗转去香港。来到香港，凑的经费很快就用完。正当犯愁时，祖父遇到了中共在香港负责报社的范长江。范长江问祖父报纸为何还没出，祖父直言经费不足，范长江称有一位南洋侨领愿意捐5000元，祖父只用写个收条就好了。实际上，这5000元是中共给的。而蒋介石风闻民盟在香港的举动，采取各种手段刁难。

抗战胜利后，国共达成“双十协定”，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汹涌。虽然民主同盟一再声称自己并非暴力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密令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制造了血腥的“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祖父得知噩耗后，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抗战胜利后，国共达成“双十协定”。

1946年10月10日，祖父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希望共产党方面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周恩来说，国民党方面已开始搞一些摩擦，甚至包围解放区，共产党是有底线的。祖父连夜坐车回到南京，想为和谈再尽一些力，但一下车就得知：国民党军已攻下张家口。祖父脱口而出：“一觉醒来，和平死了。”这话被记者听到，刊在了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

1949 年，梁漱溟在重庆

后来，国共开战后，祖父宣布脱离民盟。此后，祖父深居简出，但仍心系天下苍生。他在晚年坦然自谓，“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1988年，祖父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累，我要休息。”

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