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缺席对孩子的影响(母亲的缺席与在场)

《赵氏孤儿》

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赵世家》,除了种种敷衍以外,有一个重大的改动,那就是程婴“舍子救孤”。本来在《史记·赵世家》里,屠岸贾杀掉的婴儿,既非赵氏孤儿,也非程婴之子,而是“别人家的孩子”:

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杵臼)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谋取他人婴儿”,此话意味深长,类孝子为疗亲,割取他人之股,所谓牺牲别人,成就己美是也。二人如何“谋取”,手段可想而知,无非坑蒙拐骗,或巧取或豪夺,以二人之力量,乃小事一桩耳。为“大义”而作恶,人性的善与恶,皆在此举中了。

母亲的缺席对孩子的影响(母亲的缺席与在场)(1)

《赵氏孤儿》图

另外有意思的是,一般论者都以为,“赵氏孤儿”的本事,是赵氏家族的内讧,而名不见经传的屠岸贾,只是被找来背锅的,以掩盖不可外扬的家丑。为什么要找屠岸贾来背锅呢,史良昭《赵氏孤儿》导读有个推测:“也许正因掉包过程中的‘谋取他人婴儿负之’,牵涉民事案件,才会轮到司寇屠岸贾的介入。”“司寇”类今公安局长,“打拐”乃其职责范围,这一推测很是合理。可惜屠岸贾一旦介入了,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从《史记·赵世家》开始,就背起了灭赵的黑锅,始作俑者反而逍遥史外了。

然而到了元人纪君祥,创作《赵氏孤儿》杂剧,想必认为二人此举不妥,有违良善的风俗和法律,同时,也可能为了增加紧张感,让程婴的形象更高大上,遂把“二人谋取他人婴儿”,改为程婴献出自己婴儿,而且还是难得的老生儿。此新版的掉包计,乃程婴主动提出:

(程婴云)老宰辅不知,那屠岸贾为走了赵氏孤儿,普国内小的都拘刷将来,要伤害性命。老宰辅,我如今将赵氏孤儿偷藏在老宰辅根前,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命。念程婴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妆作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

公孙杵臼同意程婴的计划,但是提醒他自己年龄大了,来不及抚养孤儿长大报仇,还是程婴年富力强,所以提议两人角色互换:

(正末云)……程婴,你肯舍的你孩儿,倒将来交付与我;你自首告屠岸贾处,说道太平庄上公孙杵臼藏着赵氏孤儿,那屠岸贾领兵校来拿住我和你亲儿,一处而死。你将的赵氏孤儿,抬举成人,与他父母报仇,方才是个长策。

程婴认为他说得合理,于是接受了他的提议。然后就是二人依计而行,程婴带屠岸贾去太平庄,杀了公孙杵臼、程婴儿,赵氏孤儿成功保全下来。

对此新版掉包计,有学者赞为“天才的创造”:“拿自己的独生子去代替孤儿,是作者的一个天才的创造……因为舍子救孤又加了一重情感上的、天性与义侠精神之间的激烈斗争,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同时又符合父权社会的历史色彩。”(范希衡《中国孤儿》译序)然而,《赵氏孤儿》诚然符合“父权社会的历史色彩”,却并未充分表现“情感上的、天性与义侠精神之间的激烈斗争”,或简言之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屠岸贾搜出假孤儿后怒云:“我拔出这剑来,一剑,两剑,三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程婴在一旁“做惊疼科”“掩泪科”——程婴献出自己的老生儿,整个过程没见心理冲突,所有情感流露只此一处;此外,还有公孙杵臼的侧面表现:“见程婴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没来由割舍的亲生骨肉吃三刀。”因此,《赵氏孤儿》的新版掉包计,还谈不上“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真正试图做到这一点的,其实是下文所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而且,相比“谋取他人婴儿”的触犯法律,新版掉包计也有个新的麻烦问题,那就是怎么过婴儿的母亲这道关。《赵氏孤儿》的处理方法很偷懒,就是干脆不让做母亲的出场(在明人徐元的《八义记》传奇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缺席)。有学者认为,在《赵氏孤儿》里,“替死的婴儿不能没有个母亲”,所以“程婴似乎有子无妻”是个“疏漏”(同上)。我则认为是故意省略,否则太麻烦不好对付。这倒是符合“父权社会的历史色彩”的,想必当时无论作者还是观众,都认为“舍子救孤”是天经地义的,做母亲的对这种事没有发言权。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氏孤儿》至今仍在演出,现代观众于此仍能接受,对母亲的缺席见怪不怪,每想到此我就冷汗涔涔。

《中国孤儿》

到了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五幕悲剧,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首演,范希衡译),才真正开始表现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借此“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

首先,母亲的角色当然不容缺席,要她献出儿子则比登天还难。夫妻二人全程较量,一个要顾全“大义”,一个要保全儿子,做母亲的义正词严,做父亲的左支右绌。保存遗孤的“大义”她不是不顾,而且遗孤一向还是由她照拂的,想到遗孤她就不禁泪如泉涌,她也愿意拯救遗孤助其逃生,但前提是不能牺牲她的儿子:

君王么?呸!告诉你,他们根本就无权:/凭什么把活儿子拿给死鬼作贡献?/……/莫做得叫我恨罢,恨那君王的后裔:/本来,从鞑子手里我们该救那孤儿;/但是救孤儿不要把亲生儿断送掉;/只要不把我儿命拿去替下他的命,/我自要奔去救他,绝不是漠不关情;(第二幕第三场)

她痛斥丈夫的掉包计丧尽天良,对丈夫又是责骂又是哀求:

好啊!这还了得呀!野人啊!怎么可能?/是你叫人做的吗,这样残忍的牺牲?//怎么!你就是这样太薄情,没有天性!//不,我不懂那一套骇人的忠肝义胆。/……/你却发了什么狂又要我痛上加痛?/人家不要你的儿,你偏要双手奉上,/你送掉我儿的命,岂非要促我死亡?/……/我没了我的儿子,我又怎么能活命?/同一把刀,杀儿子就等于杀了母亲。//我怜惜他,但是你也要怜惜你自己,/怜惜那无辜的儿,怜惜这爱你的妻。/我也不和你闹了,我跪下向你哀求。/……/饶了我的儿子罢,饶了我这一块肉,/他是纯爱的结晶,孕育在我的脏腑,/这是爱的呼吁啊,又可怕却又温和,/你听了也痛心哪,千万不要拒绝我。(第二幕第三场)

母亲的缺席对孩子的影响(母亲的缺席与在场)(2)

伏尔泰《中国孤儿》1760年版书影

从鞑靼征服者的屠刀下,她抢回了自己的儿子,破坏了丈夫的掉包计,但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为自己的“慈母心肠”力辩:

然而我是母亲啊,究竟是毅力太差;/这样惨痛的坚忍远超过我的心灵;/我不能让我的儿好端端送掉性命。/事就是这样坏了:我过于表露失望,/便叫人家识破了我是孩子的亲娘。/……/我的唯一的弱点就是这慈母心肠。(第三幕第三场)

而在鞑靼征服者的眼中,母性的爆发竟如此激烈,让他们深受震撼和感动:

一个女人疯了般,哭得满面的眼泪,/对着恼怒的卫兵奔了来,张开胳臂,/一面没命地叫喊,我们都大吃一惊:/“住手!是我的儿子,你们可不要行刑!”/“这是我的儿子呀,你们弄错了对象!”/那种惨痛的呼号,那种疯狂的失望,/那双眼睛,那张脸,那种声音,那样哭,/在热泪迸流之中又那样刚强愤怒,/一切都伟大动人,都似乎出于天性,/那一片真情实意,都表出慈母心灵。(第二幕第七场)

总之,有了这样一个母性强大的母亲,才能“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

其次,不仅做母亲的是如此,做父亲的也充满了矛盾冲突,并非只顾“大义”而全无天性。他明知这是“好严酷的大义”,但既然接受了托孤遗诏,便自认已经责无旁贷。面对搜孤的危险局面,他无奈设下了掉包计,以自己儿子冒充遗孤,但内心极为痛苦纠结:

我也是无可奈何!/你知道我慈父心,更知道我的脆弱。//我是做父亲的呀,这颗捣碎的心灵,/凡是你能劝我的,它早已对我说尽。(第一幕第六场)

我已经割情舍子,啊,太不幸的慈父!/我听的太亲切了,这心头惨叫哀呼。/天啊!替我压下罢,我的痛苦在长号:/我的妻,我的儿啊,搅得我心都碎了。/盖起我心上伤痕,我见了真是惊怖。(第一幕第七场)

他虽然设下了掉包计,但也知道难过妻子关,以致一想到妻子的反应,事先就害怕得不得了:

我怎么能见她呀,一个慈母发了狂?/她将会如何吵闹,如何哭,如何失望!/我怎么能对付她无穷的咒骂、责备?(第二幕第二场)

以为儿子已命丧屠刀时,他悲伤至极,“痛杀为父的了”:

我儿啊!我的娇儿!你莫非已经丧命?/这悲痛的牺牲啊,莫非是已成事实?(第二幕第一场)

现在请你原谅我,一洒慈父的热泪。/我的灾难和苦痛,叫我哪里去倾诉?(第二幕第二场)

得知掉包计被妻子破坏,儿子还活着,他也暗自庆幸:

怎么,我儿还活着!/天!原谅我这一点私衷庆幸,/原谅我在泪海里杂进这一霎欢情!(第二幕第三场)

就连妻子也看穿了他内心的痛苦纠结,因而既痛恨他,也同情他,仍敬佩他:

我救儿子也就是救活了母子二人。/连苦命的父亲也,我敢说,感恩不尽。(第二幕第三场)

他交出了亲生儿,尽管为父的天性,/把他那忠肝义胆搅碎得鲜血淋淋;/他还是力持镇静,忍住惨痛的呼号。(第三幕第三场)

总之,这才像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父亲。

此剧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有点牵强,只是为了传达剧作家所欲载之道。但仅就围绕掉包计展开的戏剧冲突而言,做母亲的母性毕露,拼死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做父亲的痛苦纠结,在天性与“大义”间饱受折磨,这才是人之常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比起《赵氏孤儿》《八义记》回避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让父亲“无情”,让母亲缺席,似合理多了,不愧为伏尔泰的大手笔。

《搜孤救孤》

千呼万唤始出来,《赵氏孤儿》《八义记》之后,到了京剧折子戏《搜孤救孤》,在第二场《舍子》中,婴儿的母亲终于粉墨登场了。但如何让做母亲的献出婴儿,仍是个令人头疼的千古难题。坦率地说,《搜孤救孤》在这方面做得失败,整个说服过程苍白无力到了极点。

话说程婴设下“两全妙计”,献出自己婴儿,换下赵氏孤儿,却竟无任何心理冲突,也没想过要和妻子商量,仿佛这样做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反而是公孙杵臼有所顾虑,担心做母亲的能否接受。程婴却拍胸脯保证,妻子觉悟很高,完全没有问题。

“我那弟妹,可曾知晓?”

“你那弟妇她还不知道。”

“哎呀,只怕弟妹她不能应允吧。”

“不妨,不妨。想你那弟妇,虽是女流,是颇通大义,想此事她,断乎不能不肯吧!”

“好,贤弟回家商议,愚兄随后就到。”

你程婴也太想当然太自以为是,太不懂得做母亲的心理了吧,比较《中国孤儿》中的父亲尤其如此。果然,程婴回家一商议,其妻当然不肯。程婴先晓以“大义”,然后下跪哀求,最后要死要活,都全然不起作用。不过,其妻不肯的理由也实在牵强,始终强调只有一个孩子,是独生子老生儿——难道有两孩三孩就可以肯了?

“我意欲、将你我亲生之子舍了,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绝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啊娘子,你看此计可好吗?”

“官人此言差矣,想你我夫妻,年将半百,只生此子,焉能救得孤儿?万万使不得!”

“舍子搭救忠良的后,老天爷不绝我的后代根。你今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

“官人说话理不顺,奴家言来听分明。你我只生一个子,焉能舍子救孤生?”

“千言万语他不肯,不舍姣儿难救孤生。无奈何我只得双膝跪,哀求娘子舍亲生。”

“你要跪来只管跪,叫我舍子万不能。”

“人道妇人心肠狠,狠毒毒不过你妇人的心。”

“虎毒不食儿的肉,你比狼虎狠十分。”

“不如程婴死了罢,”“或生或死一路行。”

“手执钢刀、我要你的命,”“用手关上两扇门。”

“贱人出来!哼,岂有此理!”

“我与程婴把计定,未必他妻似我心”,此时公孙杵臼赶到,看到果然僵持不下,于是继续“良言相劝”,先是晓以“大义”,然后讨要面子,最后下跪哀求。到此地步,程妻也就不得不肯了——再不肯,似乎戏就没法演下去了,但肯的理由也仍是牵强。

“弟妹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

“怎么又来了。”

“人有善恶天有应,莫把阴骘当浮云。舍子搭救忠良后,赵家代代不忘你的恩。”

“公孙兄说话欠思论,奴家言来你是听。只为我家无二子,岂肯舍子救孤生。”

“老朽薄面情要准,”“你要尽义我不行。”

……

“莫奈何我只得双膝跪,哀求弟妹舍亲生。”

“他二人哭得珠泪滚,铁石人儿也泪淋。公孙兄与夫且请起,情愿舍子救孤生。”

“弟妹舍得亲生子,代代世世标美名。”

试问,什么样的母亲可以就这样献出孩子?可以为了“代代世世标美名”献出孩子?可叹20世纪的演出本还是率由旧章,连二百年前的《中国孤儿》都不如了。此外,《赵氏孤儿》中舍子的另一条理由,即屠岸贾下令杀尽普国婴儿,不舍子也难逃被杀厄运,舍子还可“救普国小儿之命”,不知为何《搜孤救孤》竟没有利用,尽管也提到了屠岸贾下令之事。

母亲的缺席对孩子的影响(母亲的缺席与在场)(3)

马连良(右)谭元寿(左)版《搜孤救孤》

在第四场《法场、救孤》中,程婴终于流露了父子天性,“眼望孤儿泪淋淋”“可叹我程婴绝了后根……我那亲——我我的儿”。屠岸贾将假孤儿开刀后,连叫两声“程婴”,程婴沉思没反应,高叫第三声才答应。屠岸贾问他为何落泪,程婴搪塞以他故。然后,因为救孤妙计顺利完成,程婴竟唱起“背转身来笑盈盈,奸贼中了我的巧计深”,情感的转折极为突兀而不近情理,一下子就把悲剧氛围破坏殆尽。

总之,仅就刻画父母角色、表现父母心理而言,就表现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而言,就能否“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而言,中国剧本的弱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庄子·田子方》说的:“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

最后想要补充的一点是,程婴“舍子救孤”乃是剧作家的虚构,但历史上咱邵氏的祖先还真这么干过:“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国语·周语上》)“彘之乱”指国人流放周厉王于彘,宣王为厉王子,避难时年尚幼,邵公舍子救他后,又抚养了十四年,然后辅佐他继位,成西周中兴之主。有学者认为,程婴“舍子救孤”乃援用邵公“舍子救宣王”故事(范希衡《中国孤儿》译序)。当然,邵公这么做时,邵婆照例缺席。(邵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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