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景和影响简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众多）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八里桥战役中，僧格林沁统帅的蒙古马队被英法联军击溃，导致北京失守，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

僧格林沁麾下的满蒙军队，是清军的王牌，被咸丰帝称为大清的“长城”，战斗力十分强悍，虽然武器落后，但面对英法联军时，仍然有一战之力，在之前的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就曾重创联军，取得了不俗的战果。然而这支劲旅在八里桥战役中却遭到惨败，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的同时，仅换来联军阵亡十几人的可笑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双方军队在装备、体制、训练等方面的差距外，英法联军的一种武器，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武器，英法联军不会赢得如此轻松，这种武器就是康格里夫火箭。

八里桥战役开始后，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分三路向联军发起攻击，其中近一万人的察哈尔蒙古马队是他的决定性突击力量，这支马队悍不畏死，顶着英法联军猛烈的枪炮射击，不顾伤亡，迅猛冲击。然而就在他们逐渐接近联军的空心方阵时，几百枚火箭铺天盖地而来，这些火箭的战斗部不仅有弹片四射的霰弹，还有燃烧弹和烟雾弹，战场上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四起，清军马匹的热兵器战场适应性训练不足，在爆炸和烈焰中受惊后突然回蹿，冲乱了己方的阵型，在巨大的爆炸声和浓烈的火光烟雾中，清军陷入了混乱，队伍失去了联络和指挥，僧格林沁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在溃兵的裹挟下，败逃而去。

康格里夫火箭是现代火箭炮的雏形，诞生于十九世纪初，在当时，英国的军工科技世界领先，然而康格里夫火箭技术，却不是英国原创，而是先从印度人手里缴获，然后改进仿制的。

世界上最早的火箭是中国北宋时期的“火药箭”。北宋工匠用硬纸卷成纸筒，装入火药，然后绑在箭杆上，从火药筒一侧小孔中引出引线，点燃后再用弓弩发射出去，当火药筒被引燃后，喷出的火药气体推动箭矢朝前飞去。

到明朝时，出现了多联装集火发射的火箭巢，其中一次发射20支的被称为“火龙箭”，一次发射32支的称为“一窝蜂”，威力最大的是一次发射100支的“百虎齐奔箭”。当明军使用这些火箭攻击对手时，会产生十分骇人的效果，史书上形容为“总线一燃，万矢齐发。势若雷霆之击，莫有敢当其锋者”。

后来，中国的这种火箭技术传到了南亚，印度土邦军队基于这种技术生产出了多管集束火箭，但是火药筒被改成了金属的，还加装了一根六米长的平衡导向杆，用于稳定飞行方向，这种火箭射程达到2.5公里左右，使用时，比中国火箭可靠性更高，受气候影响更小。

十八世纪末，英军开始征服南亚，1799年，英军在与迈索尔土邦作战时，遭到对方集束火箭的猛烈射击，伤亡惨重。英军对这种射程远、威力凶猛的兵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缴获这种武器后，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并交给军工专家研究。1805年，英国伍尔威治兵工厂皇家炮兵实验室的炮兵上校威廉康格里夫爵士，对印度的迈索尔火箭进行了改进。新型火箭拥有金属筒状箭身，根据战斗部的不同，分别采用锥形或卵形整流罩，以颗粒黑火药作为推进剂，从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种野战火箭炮，被命名为康格里夫火箭。该火箭重15公斤，弹长1米，口径100毫米，火箭弹后部装了一根4.5米长的平衡导向杆，最大射程接近5公里。火箭的战斗部装药也很丰富，有实心弹、燃烧弹、霰弹、信号弹、烟雾弹等等。

当时，英国面临着拿破仑的法军登陆本土的威胁，面对强大的法军，英军处于下风，为了打击法国登陆舰队，英国人把康格里夫火箭首先装备了海军，开始是装在主力舰上，后来又安装在了专门用于发射火箭的舢板上，类似于现代的火力支援舰。

康格里夫火箭一经装备，就显示了巨大威力，当时法国在距离英国最近的布伦港集结了大量物资和军队，准备在大雾的掩护下从这里出发，对英国实施登陆。拿破仑踌躇满志地声称：“只要下三天雾，我就可以成为伦敦、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主人。”可是他没想到，这里却遭到英国舰队康格里夫火箭的突然打击，大量舰船和物资被摧毁，损失惨重。

发生于1807年的哥本哈根战役中，康格里夫火箭更是大显神威，在康格里夫爵士亲自指挥下，25000多枚火箭如冰雹般射来，丹麦首都几乎被夷为平地。

由于康格里夫火箭威力巨大，英国陆军也开始装备，在陆军骑兵和炮兵部队中，组建了独立的火箭炮连。1812年，装备了康格里夫火箭的英国陆军仅用一次齐射就把法军打得“像蚂蚁堆一样打得星散”。

康格里夫爵士对自己的杰作十分得意，他声称，康格里夫火箭“虽然没有炮身，却有火炮的灵魂。”

在十九世纪初，身管火炮技术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康格里夫火箭因其射程远、射速快、威力大、机动灵活等特点而大行其道，欧洲列强都把火箭当成了战场上的决定性装备，各国纷纷研制火箭，连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迎着三色旗》中也出现了威力惊人的火箭炮“罗什闪电”。

康格里夫火箭不仅在欧洲程威风，也杀回了火箭的老家中国，让清朝军队大吃苦头。除了在八里桥对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造成重大杀伤外，早在十几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海军已经用这种火箭攻击了清军的炮台和舰船。除了舰载火箭外，英国陆军也投入了152门32磅火箭炮，由陆军上尉诺尔斯指挥。在三元里战斗中，为了解救被当地团练围困的英军，诺尔斯下令用火箭炮攻击，造成了中国百姓的严重伤亡。

1841年1月，英军“复仇神”号蒸汽船用康格里夫火箭击中了一艘清军战船，引燃了船上的火药库，引发了巨大爆炸。

不久，英国“皇后”号蒸汽船和三艘舢板用康格里夫火箭攻击了虎门亚娘鞋炮台，引燃了大火，为了威胁清朝，英国人还给钦差大臣琦善送了两枚火箭。

在当时的一部文人笔记《英夷入粤纪略》中，对康格里夫火箭做了详细描述：“英逆火箭，是其长技，能射数百丈，以坚木为尾，长八九尺，或丈许，受药之筒，长二尺，大三寸，以薄铜或马口铁为之，筒下旁环六孔以引火，箭尾之木，以铁罗丝紧贯于筒中，筒上又贯锐木尺许。木末或用铁如枪筒，内三之二受起火之药，三之一受爆竹横药，箭到药燃，筒轰迸裂，火即散飞，延烧营帐房屋。”

在这部笔记中，作者认为英国人的长技不是大炮而是火箭，可见在广东的作战中，康格里夫火箭给当地军民造成的震撼。

在浙江和江苏的战斗中，英军也大量使用康格里夫火箭，造成多名清军将领伤亡，坚守宁波大宝山的清军参将朱贵，就是被火箭击中阵亡的，他手下的五百名将士，也大多丧生于火箭袭击中。当时有多位目击者在他们撰写的笔记中记录了英军火箭的威力，其中《京口偾城录》描述道：“火箭如飞星，或落地作花爆响” 《壬寅闻见纪略》中则说： “火箭齐发，飞腾如雨，处处延烧”

康格里夫火箭的威力让当时的中国人大为震惊，一些有识之士迅速做出反应，制定应对之策，成书于1842年的《海国图志》中，已经提出了防御火箭攻击的方法，作者魏源认为，应该“于土垣内横挖浅田，铺砖贮水，我兵可以往来，飞炮火箭入水即熄。”就是在防御工势内挖掘浅壕，并在其中注水，火箭袭来后，落入水中就会熄灭。但是这种办法只能针对携带燃烧战斗部的火箭，如果是爆炸霰弹，水并不能阻止其爆炸。

虽然对康格里夫火箭的使用效果非常满意，但英国人仍持续改进其技术。1844年，英国的化学家威廉姆·霍尔在康格里夫火箭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可以自旋稳定的新型火箭。这种火箭尾部安装了三块倾斜的稳定螺旋板，火箭尾部喷射出来的火药气体使火箭在飞行中自旋从而达到稳定，这个新设计不仅大大提高了火箭的稳定性和命中率，还去掉了长长的平衡导向杆，使火箭的形体大为缩小，更易于运输和储存，作战机动性也更强了。

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在明朝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武器，可是后来，这种技术的发展就停滞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统帅奕经有一名幕僚叫贝青乔，他在所著的《咄咄吟》中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就是在明朝时，中国已经有类似于康格里夫火箭的技术了。

据贝青乔说，由于英军康格里夫火箭的肆虐，奕经下令依据明朝传下来的技术制造同样的火箭来对抗英军。这种火箭名为“飞火铜枪”，“形如花筒，长一尺二寸，围四寸，中容火药四两，上有枪刃，下有木竿，点放时宛如流星。”

从这个描述来看，“飞火铜枪”也带有平衡导向杆，确实与康格里夫火箭相似。贡献这种技术的是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他当时扼守虎门天字炮台，后来是奕经的助手，他是依照明代火器典籍《火龙经》制成“飞火铜枪”的。《火龙经》成书于十五世纪初，这说明，在康格里夫出现以前的四百年，明朝已经拥有这种技术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也曾从明代炮台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他叹道：“三百年前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于被列强欺凌。”

“飞火铜枪”和“开花弹”说明，明朝的火器技术，确实在某些方面曾领先世界，后来如果不停滞，很可能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热兵器体系，形成西方以身管火器为主战兵器，而中国以火箭武器与他们对抗的格局。

图片来自网络公开渠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立即删除